有必要澄清的历史误解
在中国主流历史中，长期普遍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历史误解，因此，在写本书之前，有必要将这些误解一一澄清。
误解一：中ณ国正史都是真实可信的
在中国人印象中，中国史官都像司马迁一样刚正不阿，中国史籍都像《史记》一样真实可信。在历史的可信度方面是，西欧是无法相比的。果真如此吗？
与西欧的政府与教会严å重分裂不同的是，中国一直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皇帝不仅是朝廷的君主ว，同时也代表臣民祭祀上苍。西欧历史由á教会书写。教会与政府的分裂也使欧洲历史的书写者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也就能相对比较公正、客观地记载历史事件。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史官从未获得过这种相对独立的待遇，中国史官都是由皇帝ຓ指派，与皇帝有着奇妙的共生关系，本质上不过是皇帝ຓ捉刀代笔的写手而已。《史记》的存在应当得益于汉武帝的宽容，虽然他残忍的实施了宫刑，但他毕竟容忍了《史记》的存在和流传。
正是因为史官实质上是皇帝的写手，才使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沦为“帝ຓ王家谱史”：以帝王年号来纪元，以近乎流水账的形式来记载着帝王的一言一行和后宫轶事。历史长期的熏陶是可怕的，“百家讲坛”的兴旺，恰恰从一个方面说明，即使在已经以公元来纪元的时代，中国的所谓史学专家依然没有摆脱古时史官的窠臼：以研究、考证帝王、英雄的具体行为为ฦ己任，津津乐道于权谋和勾心斗角。
史官的地位决定了他叙史的立场是从君主的角度出的。所以，即使史官记载的历史是完全真实的，片面的角度也决定了所记载的史实是片面的真实。事实上，在中ณ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中，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对前朝历史的歪曲和纂改是一直存在的。这一点在异族入主中原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尖锐的民族对立往往成为大面积纂改历史的诱因。特别是经《四库全书》的编纂之后，中国的历史已面目全非（详见《满清入关》）。
误解二：朝代的更替是进步取代了落后，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一个ฐ逻辑上偷换了概念的命题。历史确实是不断前进的，但这并不表明历史没有走过弯路。历史的进步并不简单的等同于朝代更替。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8๖226;亨利&ุ#8๖226;托尼曾警告我们不要“用把已得胜的势力硬拖到前台和把被吞没的势力猛推到幕后的方แ法来造成一种（历史的展进程）不可避免性的表象”。在这一方面，中ณ国历史学家却经常习惯性的犯这种错误。中国人虽然经常说“英雄不问出路”，但在历史观上却绝对是“成王败寇”。失败者是不能原谅的，教训是需要汲取的。所以必须要用放大镜来仔细查找失败的原因，即片面的突出、夸大前朝某一方面的弱点，比如：君主的昏庸，朝廷的腐败，人事的复杂来证明的亡国的必然性和替代者的进步性。
判断某次朝代的更替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以君主ว的个人作为（比如道德和勤政）来作为ฦ判断的依据是非常欠妥的。比如，史学家们一直以宋、明两朝的君主的昏庸、朝廷的腐败、人事的勾心斗角来证明他们的灭亡和被元、清替代的必然性和进步性。我们先不论这种判ศ断的标准是否科学，就像犯罪永远不会被禁绝一样，君主的昏庸、朝廷的腐败和人事的勾心斗角这些特征放在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里都是存在的，元、清两朝当然也不例外。至于将万历的荒淫与康熙的勤政来作“田à忌赛马”式的比较更是经不起推敲。我们不能以道德的标准来判定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一种倒退，同样，我们不能以君主ว个ฐ人的道德来判ศ定朝廷的更替是一种进步。判断朝廷的更替是否是历史进步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是一种相对文明的社会代替了相对落后的社ุ会。具体而言：是否有利于技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展。若以此为标准，部落社ุ会的蒙古、女真征服了农业社会的宋、明两朝明显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他们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接受中ณ原的文明，迅被同化也恰恰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但在这种征服和同化的过程中ณ，部落文化仍然或多或少的得以保留แ，并留แ下烙印。这也是制约中国向前展的一个重要因素า，特别是自满清入关后，中ณ国的技术和生产力就开始一直停滞不前，成为欧亚大6๔东端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详见《满清入关》）。
误解三：中国一直是保守的、闭关锁国
在很多中国人印象里，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中ณ国一直都是闭关自守，非常保守的。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很复杂，清朝的文字狱和现在历史教育的不作为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小自耕农与闭关自守并无绝对联系，因为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能为统治阶层带来巨额财富，只要不与钱过不去，统治者一般都不会拒绝对外贸易的。只有当对外贸易威胁到其最大的利益——自身的安全利益时，统治者才会牺牲对外贸易。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大中国对外开放的光辉历史。自秦开始，北方แ游牧民族的骚扰严å重威胁帝国的安全，秦帝国筑长城以拒之。余秋雨先生以长城来讥讽中原的闭塞心态，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