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曾如此高度评价一部历史著作，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ฦ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ຖ分。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周游期间，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人物纪传的体裁，类似记叙文的方แ式忠实地叙述材料，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史记》不是原创性著作，而是司马迁所能ม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后世的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แ法，为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毋庸置疑，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和他的《史记》是史学界ศ的一座丰碑。只是笔者深感遗憾的是：后世史学家却因循守旧，固守陈规，全部ຖ照搬太史公的写史方式，始终未能跳出他的窠臼。中ณ国有太多的司马迁，却很少有斯塔夫理阿诺斯。
在此我想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แ，在物理学上有一个ฐ学术名词，叫“光的波粒二象性”，即：光既有宏观的波动性又有微观的粒子性，微观的粒子作无规则的布朗运动，宏观上却又遵循波的周期性和规律性。笔者以为历史亦是如此：从碎部看，是一个ฐ个孤立的人物事件，从整体看，又有迹可循。如果把历史比作物理领域里的光，司马迁该归于微观的粒子说代表。单纯的从微粒性来描述光，显然无法真正完整的描述光的本质；同样，仅仅从一个个ฐ孤立的人物事件角度来叙述历史，也是不能完整的来描述历史的。
事实上，这种以人物、事件为基本单元的编史方แ法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史料é而不对问题提出分析；过度执着于史料细节的考证，而忽视对制度变革和历史展轨迹的探究。纵观中国史籍，很少有从制度上反思历史的，古代中ณ国史学家大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是天子，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的美德，施行仁政，就可以代表上天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ๅ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因此，中国史学家虽然常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า，但由á于个人认知和时代的局限性，总是认为根本原因是因为ฦ君主不够贤明，上天剥ຓ夺了他的统治资格。忽视对制度变革和历史展轨迹的探究的一重要原因是司马迁式编史方式的先天不足。比如当我们要向别人描述一座山时，如果仅仅是着眼于山上砂、石的数量，形状，大小，树木的种类，高矮等等这些细部特征，势必迷失其中，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山的高度，走势等宏观特征。当我们专注于某一片树叶时，就有可能对眼前的泰山视而不见。“微粒式”的编史方式在给后人留แ下海量的中国史籍的同时，也使后人淹没在史籍的海洋里而把握不到เ历史的脉络。
二．“微粒式”的编史方式不可避免的存在突出，夸大“粒子”——即个人的作用，特别是夸大君主的作用，给人以一种帝王或英雄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表象。君主贤明，则国家兴盛，君主ว无道，则国家衰败。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史学家们对这些“精英粒子”钟爱有加，总是浓墨重彩，不遗余力的描述。于是有人愤言：“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家谱史。”有人笑谈：“看中ณ国历史，能知道哪位皇帝ຓ什么时辰宠幸了哪位妃嫔，什么时辰出生了哪位皇子，甚至，什么时辰上了个厕所都清楚。”言语虽有夸张，但不难看出古代中国历史研究是以君主为ฦ中心的。君主ว的对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从微观世界看粒子，在作剧烈的无规则运动，可从宏观来看表现的相对静止，这是因为单个粒子运动的无规则性，方向的不确定性，那么大量的粒子运动的结果就是相互抵消เ，表现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历史上有明君，有昏君，君主ว个人的决策也是有对有错，从概率学来讲，明君和昏君，决策的对与错，可以说是各占半数，那么平均下来，作用就是零了。君主也许能决定战局一时的胜负，国家一时的兴衰，朝代的改名换姓。但不能ม从根本上推动历史的进程——即国家制度的进步。我始终相信：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展，制度的进步，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响声，远远大于罗斯ั福总统演说时的声音。
三、这种以人物、事件为基本单元的编史方法也不可避免的给人留下“权术和阴谋”改变历史的错觉，而忽视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才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器。的确，“权术和阴谋”有时能改变一时的局势，比如，战争一时的胜负，朝廷的更替等。但绝对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中国的史学家对历史上“权术和阴谋”的研究近乎狂热，对技术的明和革命的影响则ท是有意无意的忽视，对寡头统治顶礼膜拜，对鲁班、华佗式的人物则是骨子里的轻蔑。现在的中国人对阿基米德、高斯、伽利略๓等西方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耳熟能详，却鲜有人知道：贾宪、秦九韶、刘ถ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