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了一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生。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即使睡觉，他的手机会会开着。如果关机，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倒霉鬼的手机掉了。
有这种可能性！刚刚获得了一条独家新闻，挣到了不少外块，结果掉了手机，这也算是塞翁失马的另外一个版本。我走出茶馆，天色依然半明半暗挣扎着，我决定自己买份盒饭，到报社将剩下的时间打掉。
茶馆的外边就有盒饭的外卖，我买好盒饭坐到出租汽车上时，我的手机响了，号码很陌生，应该是报新闻的。
“是贺斌先生吗？”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很低沉，听上去有些压抑，他想尽量慢慢的把每一个字都吐清楚，仿佛在是用喉咙说话一样，带有一点冰冷的回音。
听口音应该是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一般来说，我接到这种慢吞吞的电话很少，向我们报新闻的人语气都会很匆忙。
“嗯，我是贺斌，请说。”
“您犯了一个错误。”
我愣了一下，被他说的有些迷糊，然而对方已将电话挂断。耳边只有嘟嘟的余音。我犯了什么错误？
我并没有把这个电话放在心上。仅从说话的态度上来看，这不算一个威胁电话，因为我有接过威胁电话的经验，一般对方先要表明立场和身份，先要说的xx新闻你们所说的与事实不符，小心点，有你丫走黑路的时候。面对这种电话我们会付之一笑，因为愿意打电话威胁你的人一般都不敢真动你。我刚才接到这个电话的主角不太明确，却知道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从这一点来看，他打这个电话是有目的的，但我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
回到办公室里很快陷入了工作状态，但阿乙成为我的心病，作为社会部最重要的记者，直到下午三点，他的人影也没有出现在办公室里，难道这个家伙连手机带人一起丢了？我往他家中打了电话，电话倒是没有人出现盲音，但是嘟嘟的长音一直在耳边回响，显示家中无人接听。表明他手机关机，而且人也不在家。
一个小时后，版务会已经开过，阿乙还没有出现。我走进了总编的办公室，隔着他那张足有三米宽的仿红楠木老板桌向他汇报了阿乙暂时与报社失去联系的情况。报纸还得办下去，社会版没有阿乙，明天读者也能看到新闻。但是旷工一天会遭到报应，包括总编的痛责和我的怒骂。我从老板（我们都这样称呼总编）拉长的脸可以看出他的愤怒，他心里骂人的话只是没在我面前说出。
我的心情突然因为阿乙的失去联系而变得不安，阿乙从未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出事了。
今天没大新闻，林峰是另一名社会部的记者，他去年九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报社，一年的时间就把自己磨成正式记者。今天林峰带着两名实习记者跑出来不少小新闻，内容充斥着两个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