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彭是厂里一帮造反派的司令。今天他要给党中央发贺电，告诉他们超额出产了多少“忠字钢”。每个工人都得听小彭的电文。
夜里多鹤又想跟两个儿子说说他们的话，二孩跟她搭了几句腔，大孩背一转，很快睡着了。从此大孩再也不说他们那种秘密语言了。
对于许多人来说。世上是没有多鹤这个人的。多鹤必须隐没，才能存在。
小环和多鹤跟着视线尽头越来越小的草绿色往前走，不断被人骂到祖宗八代以上。她们终于走到那扇侧门口，门已经关上了。隔着玻璃，看见二三十个新兵正往车的一头走。小环拍打着玻璃门，手都拍打得没了知觉。她把一个警察拍打来了，问她有票没有。没有。那瞎拍什么？走开走开……
这是一个陌生人的笑。小石地笑不是这样忧郁、暗淡，有一点亏心。小石一向是淘气淘到家的那种笑，是怎么也不会被激怒的那种笑。一个陌生人在小石身上附了体。这个陌生人给多鹤带来的将是凶还是吉，太难预测了。但张俭觉得凶多吉少，凶大大地超过吉。
“当场有人看见那玩艺咋掉下来的吗？”小环问。
三个男人看着她。张俭想，她事情做得算漂亮。
小环办过父亲丧事回来，在多鹤眼里和张俭眼里分别刺探，想刺探到两人旧情复发的苗头。她也装着漫不经意地问过孩子们，小姨是不是每天夜里跟他们一块睡觉。她的眼光终于让张俭烦了，告诉她。他只想一家子相安无事把日子过下去，除此之外，他心如止水。这下她可以满足了？放心了？下回再回朱家屯不必把孩子们雇来当密探了？张俭不久成了乌鸦嘴：两个月后，小环妈也一病不起。第二次从朱家屯回到家，小环见屋子布局重新调整了：张俭和两个儿子睡大屋，多鹤、小环和丫头睡小屋。小环问张俭，她不在家他瞎搬什么？他笑笑说从今以后分男女宿舍，谁也别疑神疑鬼。
“我早就发现了。”小彭说。
到了乞丐们的表演现场，小彭掏出一直没空寄回老家给孩子老婆的十五块钱，找到了刚才那个老头。老头看见钱，嘴从笛子上挪开，说：“十五块：就想买我的狗？”
她胳肢窝下面也有一块小小的补丁，现在浸透了汗水。不知为什么。小彭被她补着小补丁、浸透她的汗水的胳肢窝弄得心神不宁。
“坐下坐下。我们教你！”小石说，“这玩艺儿得过脑膜炎的人都会玩！”
人们的议论慢慢在多鹤的理解力中连接起来，发生了意义：二孩是从四楼阳台上掉下来的。他和大孩在阳台上往下飞纸镖，不知怎么翻过了栏杆。栽了下去。
这回她听懂了。她先伸出两根手指，然后两手一并排，伸出九根手指。她的表情和动作都十分认真。像那种痴傻的人要证实自己不傻，识数。然后她又像那样笑了笑，就是她那从陌生到熟识从来不变的诚恳地、大大的笑容。
为什么不一样？不是哪回事？！
“把手电闭了！”他说，“姥姥的，你闭不闭？！”
电影结束，观众们退了场，张俭和多鹤两脚踏云地往外走。走到外面休息室，张俭向右边一看，那里的门似乎是通向后台的。他看了她一眼。她跟他闪进那道门。门内很黑，到处堆着工人业余剧团的布景。布景有树有山，有城有屋。从关着的窗帘缝里，一道道阳光切进来，明暗交替的空间有些鬼魅气。
刚刚才对视过，她又开始寻找他的眼睛。先从他的手，看到他的挽起袖子的臂膀，然后到他的肩。在她的目光爬上他的脸时，他回过头。这一次看得长一些，两人都对这种对视很贪。他每看她一次，都看出她眼睛的一个特色：黑的特黑，白的特白。前面圆圆的，几乎没有内眼角，往后一点点窄下去，外眼角是两道弯弯的长褶子。这双眼睛说不上标致，但与众不同。再细看，她的睫毛多密呀，给眼睛镶了两道黑圈。
“我……三孩！”她乐得话语全没了章法。
完全不像多鹤预料的那样：她在一模一样的楼群里迷了路。一律的红墙白阳台，她却毫不彷徨地朝着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条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走向她的儿女们。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十一点钟的时候，张俭准时出门上大夜班。他在过道穿衣穿鞋，帆布工作服磨擦的声响把多鹤很薄的睡意搅散了。一个夜里出去上班、为全家挣生计的男人发出的这些声响让女人们觉得安全极了。
张俭爬起来，坐在原地，眼睛前面就是多鹤那双脚。那一双逃荒人的脚，十个脚指甲里全是黑泥，脚面上的污垢结成蛇皮似的鳞斑，鳞斑一直沿到小腿和密密麻麻的蚊子包连了起来。
“你姥姥的往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