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写信给姐姐是两个弟弟最乐意干的事。他俩一连追问了姐姐几次,为什么很久不给家里写信。信终于来了,夹在一本语录里。一般丫头给家里寄三块两块的钞票,就装在语录的塑料封套里寄过来,让给看着钱特安全似的。她说能否请妈妈给她买几尺农民自织的土布,做一件衬衫。丫头的这个请求非常古怪,但小环还是照办了。又过一阵。她又要一双农家自制地土布鞋,明确说不要母亲和小姨做的那种城市人穿的,要地地道道土布做的。丫头越来越古怪,全家都猜不出她的意思,只有大孩懂得姐姐:穿农民做的鞋是不忘我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和小米加步枪的伟大传统。虽然大孩在外面腼腆得令人作痛,他在家一向头头是道,连二孩有时都给他镇住了。

多鹤想,她在斜坡上走,他们骑上来的时候她是显著的目标。他会看不见她?他是不想看见她。当着他的工友他不愿意看见她。工友们讲着车间里的笑话或是非。她就成了个隐形的人。

小环坐在肮脏的地上,两手高高举起,重重拍下,哭喊着。她的哭喊跟她的婆婆、母亲一模一样,却谁也没惊动。这个火车站中转南来北往的火车,什么样的哭喊都很寻常。

张俭大致明白她在说什么:为了她多鹤,他差点失去了笑。他刚想问她什么意思,她又说了句什么。他明白她一动感情日本词就多一些,唇舌也乱一些。他让她别急,慢慢说。她又说一遍。这回他听懂了,全懂了。她是说现在她相信他有多么在乎她,可以为她去拼杀。他的骆驼眼睁开了,大起来,原来的双眼皮成了四眼皮。她还在说,她说他为了她,结果了小石,等于为她去拼杀。

张俭坐在床沿上,两只踩着机油血污地翻毛皮鞋一只压着一只。多鹤记得她为他脱鞋时,他浑身一纵,好像突然发现有人偷袭他的一双脚似的。多鹤跪在地上,仔细地解着被血弄成了死结的鞋带子。

张俭这才明白,人是小环请来的。他看看两个客人,又看看小环,担心小环不会有什么好话。

多鹤跟大孩二孩低声说了一句什么。男孩子们欢呼了一声,又去跟丫头嘀咕,丫头也欢呼起来。十五岁的丫头,已经胸是胸屁股是屁股,疯起来却只有六七岁。他们嘀咕的那句话里的日本词,就是红豆沙糯米团子。多鹤昨夜忙了几个小时,蒸了两屉团子。砂糖吃不起,多鹤用了些古巴糖和糖精片做豆沙馅。每个人咬到团子上她都紧张,然后代团子抱歉,说:“不好,甜一些就好了。”

小彭请多鹤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给她找来几本钉在一起的电影画报。然后他冲了两杯茶。暖壶的水不烫,茶叶如同漂浮的垃圾一样堵在杯口。

“我这狗是二郎神的狗。”

“衣服破了。”她说。她的眼睛那么认真。虽然还在笑着。

多鹤吃力地理解着小石的话,漏掉半句。听懂半句,又有半句意思迟到。还没等多鹤学会玩牌,孩子们放学了。初一学生丫头跟着二年级学生大孩二孩跑进来。多鹤赶紧起身,对两个客人鞠躬告辞,要他们继续玩。同时对孩子们说:“洗手!”

等人群近了,多鹤看见小环怀里抱着的是二孩。人群里有人说:“哟,他小姨回来了!”

“赶明儿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一个南方女人说。“我有个表弟在南京化工学院,三十好几,一表人材,就是有点秃顶。等到三十几。就要找个像多鹤这样斯文漂亮,又白又嫩的。”

……不短了。两年多了。

“那你就别闭试试。”说着他手里的铁块照着手电的光源投过去。

上午第一场电影没有多少观众,有的就是回家过暑假的大学生。也有几对年轻情侣,照样的汽水、蜜枣、瓜子,俱乐部小店一共就这三样东西。

两人越是对视,越是贪婪。他们把五分钟的路走成了二十分钟。路上碰到一个卖白兰花的老太太,张俭掏出五分钱。买了一束,让多鹤挂在衬衫纽扣上。他对自己的异常行为毫不惊奇,好像他生来就是会跟女人风花雪月的公子哥儿。他要到他的心有空闲分析他这些行为时,才会吃惊。现在他的心忙坏了,忙着接受多鹤每一瞥风情十足的目光,忙着以他温存的目光或者悄悄捏一把她的手或腰或肩来回报她的风情。男女之间可干的事真多。何止那一桩事呢?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悄悄地捏一捏她的手心,让他心尖肝尖都酥麻了。那手心真软真嫩,像一切被偷盗来的东西那样难以言喻的美妙,比他和她例行公事地躺成一并排,他触摸她的女性基本点要多了。

多鹤一直闭着眼,短发被涕泪沾了一脸。她像赌咒又像表决心又像讨好他,喃喃地说她要再给他生孩子,生十个、八个。

一转眼,她和张俭撕扯上了。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在张俭小腿上拼命地抓。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一个多月前,她从江边礁石攀上来,找到回竹林的路,曲曲弯弯走进去,发现路被她走岔了。再拐出去,重开一条路,找到张俭和孩子们歇脚的那块空地,看见大孩或二孩丢失的一只鞋。她反身从竹林里摸出来,每个热闹地方都找遍了。不久,完全陌生的方圆几公里被她走熟了,连各个公共厕所都找了几遍。在游客渐渐稀疏的公园里她突然明白张俭把她带到这么远的江边来为了什么——为了丢弃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径石阶上,离一切都遥不可及。她从小长大的代浪村那么远,越过代浪村,往东,是她的祖国日本。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暖着她,给她依靠。多鹤坐在那条对着长江的石径小路上,天也远水也远地想,她生出的三个小小的代浪村村民现在和她天涯之隔。

“你让她打几下,打出点血就好了!”小环在一边劝张俭。其实她的嗓音也被孩子们的哭声捂在下面,张俭根本听不见,听见他也未必理会她。他只盼她多打空几下,这样就把力气白花了出去。他瞅个空蹿进大屋,掩上门,掩了一半,多鹤整个身子抵上来。就这样,两人一里一外,门成了竖着的天平,两边重量不差上下。他和她的脖颈都又红又粗,张俭觉得太可怕了,一个风摆柳一样的女人居然能抗得过他:门缝始终保持半尺的宽度。多鹤披头散发,晒黑的脸和饥饿缺觉的灰白这时成了青紫色。她用力过度,嘴唇绷成两根线,一个多月没刷的牙齿露在外面。小环从来没见过这样可怕的形象。她扯开让烟熏干的嗓子,拼命地喊:“张良俭,你他姥姥的!你是大麦麸子做的?打打能打掉渣儿?让她打几下,不就完了?”

“我不去派出所!”

张俭站起来,一边往赤膊的身体上套衬衫。多鹤看着他,脸上的笑容不敢浮上来,但是现在突然就浮了上来。她跑回自己小屋,张俭听见她开木箱。过一会儿箱子盖“啪”地合上。多鹤穿着一条花连衣裙出来,又戴了一顶花布遮阳帽,背着一个带荷叶边的花布坤包。她在三十多平米的单元里小跑,步子很快却不利索。

多鹤也看着他,似乎同样地蒙昧、无邪。

小环说:“多鹤,儿子!咱又来了个儿子!”

疼痛再一次发作。她叫了一声。山坡下已经有灯光了。她又叫一声。她叫叫心里好受些。一叫就顺应了疼痛的劲道。她自己不是很清楚她在叫什么。

“想什么呢?”小环问她,“又想跑?”她转脸对张俭,指着多鹤,“她想跑!”

县民政局的干部同志说张家从此是光荣烈属。每月可以得到政府一笔钱,过年还有大油大肉,八月节发月饼,十月国庆发大米。县里其他烈属都按同样政策优待。

解放军们这天来是向张家介绍一件叫“土改”的大事。他们告诉张家的人土改已经在东北不少农村开始了。

“二河?”

二孩看她一眼。她假装张张嘴,不好启口,又冲他哧哧地笑。

“好听!怎么不好听?”张站长说,“跟张良俭就差一个字。”

接下去的两天,二孩和父亲又往远处的几个镇子跑了跑,仍然一无所获。第六天晚上,小环到镇上一个女友家去串门回来,看见家门口站着一个黑黑的影子。她上去一把扯住她就往院里走,一面扬开嗓门叫道:“回来了回来了!外头不好打食儿,饿掉了膘又找咱喂来了!”

二孩记得最清的是小环的血。小环的血被一盆一盆端出来,县城医院的老大夫穿的戴的也都是小环的血。他两只血手张着,问张家老两口和小环的男人张二孩:留大人留孩子得给他一句话。二孩说“留大人。”二孩爸妈一声不吱。老大夫却不走,看了二孩一眼,低声告诉他,就是保住小环一条命以后也生不下孩子了,部件全坏了。二孩妈这时说:“那就留孩子吧。”二孩冲着正要进去的医生后背喊:“留大人!把小环留下!”医生转过身,让他们一家子先把皮扯完。张站长再一次代表张家宣布:母子二人若只能保住一条命的话,就保住张家的孙子。二孩一把揪住医生的脖领:“你听谁的?!我是孩子他爸,是朱小环的当家的!”

“我会说日本话吗?”二孩说,但脚已经顺了母亲的意思往堂屋去了。

二孩根本听不见她。母亲这才推开门。她儿子不搭腔她是习惯的,但是往儿子屋里看了一眼,也明白事情麻烦了。她和二孩爹的意思已经跟小环说了又说:只是买个日本婆来生孩子,生完了就打发她走。

……过了一阵,又有女兵发现张春美夜里不睡觉。坐在床上。又有人发现她夜里抱着被子出去了,去教室睡觉了。问她为什么违反校规,她说同屋的女生说梦话太吵闹,她无法入睡。教室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人睡的,上级要是查下来,会把这种不成话的事怪罪于学校地。两个女教师的屋子可以搭个帆布床,女教师们即便有梦话要讲,也形成不了七嘴八舌无比吵闹的大势。于是就把张春美搬进了两个女教师的宿舍。

张俭听到此处。已经明白什么将要发生了。

一个女教师在深夜听到张春美用日语说话。女教师虽然没学过日语,但她断定那是日语。她悄悄起身,把另一个女教师推醒。两人坐在床沿上,听张春美在一串混沌不清地谈笑里夹着几个日本词汇。她们跟学校汇报了这件事。一个家庭极其贫困的农民孩子,住的地方是穷乡僻壤,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去哪里学的日语?对她档案和出身的怀疑,就从这儿开始。

张俭心想。丫头那么好的脑筋。怎么干出这种蠢事:假造的家庭是农民,农民不如工人阶级呀?

两个女教师没有惊动张春美。她们装着漫不经心地问她。家里种的是什么?一年种几季稻?养猪吗?张春美还真行,说地农务都还差不离。这时候同学们对她的议论也多了:张春美怎么看怎么不是农村人,刚上学时洗澡,身上还有游泳衣的印子!农村女孩的头发不一样,发梢都有点焦黄,太阳晒的。那时同学们甚至认为,她说不定是某个大首长的女儿,有的大首长怕下级拍马屁,不给他的孩子吃足苦头,末了他地孩子还是个特权子弟。两个女教师偷偷借了一台录音机,张春美又开始讲梦话地时候,她们给她录了音。找来的翻译把那些日本词汇翻译出来,更让她们摸不着头脑了——红薯、土豆、裙子、狗、姨妈、松果、红豆饭团子……

都是些无关紧要地话,张俭似乎不那么紧张了。

全是这些话。有时候像小孩子说话,那种腔调、发音。学校的校医跟张春美同学谈了一次话。他只问她从小长大的环境,村子里有几家人。几家人里有没有上大学念外语的。张春美一五一十地回答:村子很小,二十户人家,一边有一座山,山上开了梯田。她上高中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才能搭上长途车。医生说,家里这么穷,还送她上学吗?她说家家都送孩子上学,那是个风气很好的村庄。你看看,多有鼻子有眼?她是在南京考场考试的,学校的几个考官里有一个记得很清楚,张春美考试那天穿的衣服。那是件很洋气的红色羊毛大衣,黑色翻毛领,黑扣子外面一圈金环,绝不可能是乡下女孩的装束。学校保卫科被惊动了,跟张春美谈了一次话,就把实情给谈了出来。为什么要假造一个家庭背景?原先的家庭不更好吗?她不说话。不说话是要受严重处分的!她还是没话。难道她的家长有虐待现象?她摇摇头。摇得又狠又伤心,好像说亏你想得出来!

“那我闺女现在在哪儿?”

“您知道在军队里,假造身份是犯罪行为,要受军法制裁的。”

“她在哪儿受制裁?!”只要我的丫头能活着回来,受什么也无所谓。

“暂时停了她的课,让她住一阶段医院试试。幻想狂是能治好的。先给她用一阶段药……”

张俭一张愁坏了的脸朝着他面前的地面。用什么药?可别把好好一个闺女用傻了!地上一队蚂蚁欢快地爬过,有的扛着什么,有几只合抬一片蛾子翅膀。蚂蚁也是在“报喜”吗?他张俭的闺女给人当疯子关进了疯人院,他心都痛出洞来了,蚂蚁们照样报喜。他听不见年轻的军人还在叽里咕噜说什么。他会去那医院把丫头接回来,兵,我们不当了,一家人死也死一块儿!

“……学校让我来跟家长谈谈,看看张春美同学的生活环境。精神科的专家觉得张春美的病例不同其他人:她幻想的东西并不是那种……比如说,假如她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将军家庭,这种幻想狂就好理解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