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脱下我的衣服，上面还有一股飞机舱内的气味，地躺在这被子上，想象着女人们制作它的过程，想象她们的手指抚摩过的每一条线，生满老茧的手指，瘦瘠坚硬的手指，它们把昏黄的灯光也都织进去了。她们在一起制作多久，她们就能用双手把属于女人的那份相互间的联系保持多久。“我的联系又在哪里？”
隧道除了是一条狭窄、幽闭、恐怖的气腔，自身并没有的经验，隧道过后是一个复杂的立交桥，结果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惑，骗我走了不少盲目的弯路。后来我跟着一辆大油罐车走，它却把我带到了附近一幢饱经风雨的三层楼房面前。我只好返回立交桥。当我发现一块“科德角”的路标时我又感到一阵慌乱，只好下车，却发现自己是在中国城。最后，我只好驶进一家加油站打电话给波士顿地方分局特别行动处的“野嘴”列斯特·沃克尔，他让我呆在原处。二十分钟后他赶了过来，爬出一辆绿色政府的公车。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裹着雨衣，戴着一顶编织羊毛帽。他穿过雨雪朝我走来，在我的车前灯照明下，凝成冰片的雪雨就像纷纷坠落的银针，而他则像个粗鲁的爱斯基摩人。我降下车窗，他伸过来一只戴着手套的手，这是我曾握过的最热情的手，这个姿势——我的的手掌在他的皮爪子里——并且说明了，我对于这次差务是多么的缺乏准备。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她到这里来做什么。我激动得发狂似的只来得及把她的图片的复印件全部从墙上撕下来。大片大片的墙灰落下来飞进我的眼里，我把它们揉成一团扔进垃圾堆里，试图强迫自己马上变成一个尽心尽职的fbi特工。简娜·玛森正赶来看我。然后我意识到那条橡皮章鱼还挂在我办公桌的上空。
我的工作经常要求我成为社会结构的典型，一个人类行为的模范，就像是挂在特别行动处米切尔·尼西莫娜办公桌台灯的灯绳上的那串中国香囊一样。我曾经观察过她用纸做出这最不可思议的手工，怎样按步骤实施复杂的折叠。这个设计的单纯逻辑就是要使最为脆弱的材料变成为坚固的机构。
“谁在说妻子了？我自己到蓝奇商场，放进每一个酥饼，每一片水果都是亲手挑选。”
外祖母伊丽莎白是五十年代一个海滨小镇上警察的妻子——她有什么选择呢？她死了以后，我的母亲辞去了给牙医作接待员的工作，承担起了照顾外公的全部责任，为他准备他最爱吃的小牛肉和猪肉团子当他值夜班的时候，母亲就在清晨三点钟起床在灶头上为他把它们热好。在后来的十年里，这一度成了我的活儿包括在肉店里排长队。我们一周要在电话里交谈好几次，我至少一个月内要驱车去看他一次。早晨第一个闯进意识里的通常是外公，有时我会惊恐万分地以为他昨晚上死了，尽管我知道他单独在外，壮得像头牛。当我有疑问的时候，他的声音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当我把事情搞糟了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惩罚我。我也许算是一名炙手可热的联邦特工，带着一支枪，一副手铐它们很轻，可以随便扔到哪只背包的袋底里，但是在我内心却一直遵循的是外祖父的原则。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标准，我母亲的标准，我一直相信，我为美国国旗所做的一切和外公那时候执行权力一样的清白无私。
男人和女人们提着购物袋，推着婴儿车，迈着悠缓的步调，自得其乐。我猜想他们大概整天都无事可做。道旁的桌子上摆满了刀叉，人们在绿伞底下悠闲地吃着午餐，一面观看从蒙塔娜大街到海滨川流不息的人潮。到海边你就可以看到第十五街像条平展的蓝色带子，一直伸到远方。
唐纳多没有回答。我便不再问，他在“西密”河谷有套房子，是向姻亲借款买来的。天气好的话，到韦斯特伍德只要一个小时；今天晚上他还得掉头回来，再走一遍我们现在走的路，所以他到家已经将是八点或九点钟，他还要花上一个小时和他长子一起做家庭作业。儿子缺乏学习能力，这一直是一个苦恼源。
照片表面光滑，我盯着它们，陷入了一种麻木、怀疑的状态，那是些8x10时的照片，彩色，比我们见到过的或所想象到的任何色情描写中的更加令人难以致信，每张照片的右下底角注明的小字“v·奥尔瓦尔多”表明了死者的身份。没有任何信函，还有一件事是不应该的：整个照片上都布满了发信人愤怒的痕迹，比如指纹。首先，在十字街口用彩色铅笔划出的箭头标明了假想的射击点和轿车可能的行驶路线。
“噢，说什么！简娜·玛森？整个美国女孩的偶像？你应该承认她太高雅了。”
我脑袋里转着念头：什么叫作某人的“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他看见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试图推想他可能是因为劫案派到这里来的暗探。我面无表情地呆着，没有笑容，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阵，直到他先避开。他摇了摇头，又回到他的车上。
现在做什么？是不是试着说几个西班牙问题使谈话继续下去？用拉丁美洲人的身份？他们会喜欢这样呢还是可能觉得受到了侮辱？这种拘束的沉默已经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了，所以我只好推给某种古老的方式，退回到我自己的空间里——我的车，我的星期天，我的音乐——只花了二十多分钟，开上高速公路又开了下来，开进格里非斯公园的“旅行城”里。
在好莱坞·希尔的这一侧，潮湿，雾气弥漫的空气中有雪茄烟和铁锈的味道，尽管天气阴晴莫测，但停车坪上还是半满着，我们从一些显得脆弱的桉树底下走过，穿过大门，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微型火车站里，那里有列微型蒸汽火车正在行驶。
“他们想去坐一坐吗？”我问古特瑞丝夫人。
特瑞萨摇着她的头，不。她的弟弟只是拉着她的手，他穿着一件新的“菱佳海龟”毛线衣。
我注意到几张露天的餐桌：“他们饿了吗？”
“他们吃过午饭了。但也许他们还想吃点。”
我们组成了一支奇怪的小分队，我裹在我的皮衣里，戴着棒球帽；古特瑞丝夫人套着青绿色的花布护腿，穿了一件尺码大得像圆桶的红色毛线衣；还有两个孤儿。
我买了微波炉烤的热狗和饮料。我们四周的人全是在参加生日派对，大部分是拉美人。待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吃得很慢很仔细，似乎他们已经学会珍惜每一粒粮食，眼睛却盯着那些包装礼盒，一个彩饰陶罐藏进树枝里，一个便携式烤架上挂满着冒着烟的腌肉和长长的整根的大葱，散发出炙烤的大蒜和欧椴的风味。每一伙似乎都包括了十至二十个家庭成员，幽默、轻松。生日蛋糕部是从商店买来的精心制作。特瑞萨看着他们却并没有妒忌。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眼睛看得出来的感情变化。
“妈妈！”克里斯多巴突然叫了起来，兴奋地，用手指着。
“他认为那位小姐看上去像他母亲。”古特瑞丝夫人抚摸着他的头，“poecito。
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她可能的确很像是从我看过的那些解剖照片中复活的死尸，正坐在那边抱着一个婴儿，一面剥着盘子里包裹水果的锡箔纸。她微笑着用她的鼻尖蹭着孩子，而孩子则抓注垂落在她腰间的波浪型黑长发。
“克里斯多巴懂不懂得……”我不知道如何说下去。
“他知道她的妈妈不会回来。”
克里斯多巴使劲拉着他姐姐的胳膊，但她仍旧无动于衷就像他指着的不过是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而已。
“你记不记得维奥莱塔是否曾经跟你谈起依贝哈特先生家的一个朋友，名字叫作西奥多·费茵的？”
“你是指特迪小姐？”
“可能是。”
“哦是的，克莱诺小姐和特迪小姐关系非常密切，而特迪家的女佣，雷娜，也和维奥莱塔十分亲密。”
“所以她们四个经常在一起？”
“那倒不会。”
“不？”
“特迪小姐和克莱诺小姐在一起时非常疯狂。”
“那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维奥莱塔后来很不高兴，因为她再也见不到雷娜了。还有那两个小姑娘也喜欢在一起玩。”
“发生什么事了？特迪和克莱诺打了一架？”
“哦是的。她们相互间不再说话。”
这倒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接近西奥多·费茵。我们交谈的时间很长，这个下午已经快结束了。我站起来伸了伸腰，发现玫瑰园里的花朵上已星星点点地洒上了好些在不知不觉中落下来的小雨点。我懒散地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很有礼貌地问古特瑞丝夫人：
“依贝哈特大夫把支票寄给你了吗？”
“是的，他寄了。我给孩子们买了些新衣服。”她有几分自豪地向着克里斯多巴鲜绿色的毛线衣点点头，“然后我写信给老祖母问她想怎么办。也许是她来这儿，也许是孩子们回萨尔瓦多和她以及他们的兄长生活在一起。”
“维奥莱塔有别的孩子？”
“当然，你在照片里见过他的。老祖母抱着的那个，是维奥莱塔的长子。她扔下他才来到了这个国家。”
“她怎么能扔下这么小一个孩子呢？”
“为了创造好一点的生活。”古特瑞丝夫人解释道，在她的眉间明显表现出挖苦的神情。“她工作，然后把钱寄回家照顾儿子和老祖母。在内心，”——她拍了拍她的心脏——“她想念她的妈妈。”
她打开她的随身手袋，取出一卷薄擦面纸。手袋里则散发出浓郁的香粉的气息。
“现在那孩子一定已经有八岁或者九岁了。他甚至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