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们遭到攻击了。那些疯子们要设法通过安全门。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拿他们的武器，飞虎队也没有赶到。“继续。”我示意列斯。自己却绕过办公桌伸长了脖子去看，只看到一幅穿着白衬衫的人潮像海水一样拥向简娜·玛森的情景，而她本人正在朝我走来。
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我让自己回到了那个老问题：依贝哈特大夫的女佣和我对她个人的了解。我一直保存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贫乏的档案。信封放在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时常我会把它取出来看看：一本圣经；一些快照，它们讲着到美国的一个旅行；解剖照片，证明了一次暴力死亡。我听见她的叙述，作为一个艰辛的工人和慈爱的母亲，也看见她的孩子们，似乎就在眼前。也许最终证明她的确是我的堂妹，但是我的工作必须扫除一切情感因素而只注重事实。我越是细密地看就越是倾向于肯定lapd警探约翰·罗思的理论，但是需要作点修正：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与毒品有关——也许是为了她的前雇主，阮德尔·依贝哈特。
“嗨，我可没有一个妻子替我上商店。”
事实上，当我真正审视我们家庭时，它变得如浸润在血色黄昏里的仙人掌刺一般清晰：三代女人各有自己的生活，可都不是独立的，从未脱离过与这位男子的关系。
在蒙塔娜大街上有许多遮篷：带有白色扇形花样的酱紫色遮篷，用铁索挂起来的华而不实的现代派遮篷……那些没有遮篷的商店就用二楼的玻璃窗户加上莫明其妙的字母充当，让你知道在这儿买东西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付钱：大笔的。
“比这里更糟？”
里面是一叠洛杉矶法院验尸官办公室寄来的尸体解剖照片。
我吸了一口咖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是一个戏子，当然是要吸毒的了。”
“但是，她谈起过你，你是在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我取出胶片，又把一卷新的塞进摄相机。经理留在桌边，正满肚子不高兴地往杯子里倒着某种药茶，嘴里还在叫着我“长官”。我走出银行钻进泊在林荫里的车中。收音机am波段正在转播“逃避者”体育场里进行的比赛。这时我看到一个男人走出一辆轿车，戴上太阳镜。棒球帽压得很低，几乎盖住了眼睛，行为诡秘。他正在扣一件短袖衬衫，但是里面他已经穿着一件了。衬衫下面有什么东西，鼓出一大块。
我们隔了一个街区把车停下来，然后在街拐角处碰头。我的一只手一直放在我的手提包里，在里面是那支玛格勒姆。
“我想我们该弄点吃的。”他说。
这条街显得空旷和黑暗，没有一家开着门的酒店，也没有一家亮着灯的咖啡馆。
在长时间的飞行和精神错乱的驾驶之后，终于到了波士顿，但我已经彻底地晕头转向了，除了在心底还明白一件事情：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揭穿阮德尔·依贝哈特。
“我没有时间来观光。”
但是列斯特已经走在前边了。他敲开一扇门。现在我才注意到一扇烟雾腾腾的沿街铺面的窗户，在窗户后面人影憧憧。我们走进屋子，一下子跌入了暖和，烟雾与噪音之中，这些东西在这里，就如日用商品交换一样正常。
这是个很大的、空阔的房间，一张又旧又大的桃木的吧台、一台落满尘垢的黄铜色的通风扇，还有一面映射出所有这些城市人群的镜墙。公文包全都放在挂满了衣服的衣帽架下。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都穿着套装。我脱雨衣挂在衣钩上。在我的海军蓝下面，裙子几乎恰好掩过膝盖头，使我看上去很像那些女性业务代理和证券经纪人，我喜欢这种感觉。交际语言、威士忌美妙的味道，使我产生一种现实感，几乎有点讽刺意味地，这比我在洛杉矶通常的生活都更要现实。在那里，它榨干了你的全部能量，而你却会发现，你只不过是站在一个烤炉蓖子上。但是这里却有所不同：当你在洛杉矶等候永恒的审判时，在这里却不会有人观注你，这种解脱的心情真是太复杂了，我只在这些友好的陌生人中呆了五分钟，我的脖梗就自然而然地松弛下来了，就像一个新婴儿一样不可思议地感到轻松和放纵。
列斯特为我们买来了“流血玛丽”，我们碰了一杯，这时，一个脸上肉脂横堆、黄头发梳理整齐的超胖女人走了过来，她抓住他的胳膊，顺势就在他的嘴上亲了一口，然后把我们领到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放着普通的盐和胡椒粉瓶子，一个烟灰缸和一瓶“塔巴斯科”烈酒。但是我们俩都换成了伏特加马丁尼，很快一大盘去了壳的新鲜蛤肉也端了上来。我决定忘掉前面的艰苦旅程。
列斯特是一个年长的老练特工，从有真空吸尘器时起他就在干这行了，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安排他来协助调查这件案子，他对黑帮路数了如指掌，上次关于哈佛医生的背景调查正是他的杰作。不过作这样的安排另一个用意通常也是告诉你整个下午都可以沉醉在酒乡中。我认识到这点是在我看到他准备对付第二杯伏待加马丁尼时，这时候我们还未看到我们的菜肴。他喜欢这地方不是因为它有真正的铁皮顶篷，而是因为它离政府中心足够的远，所以同事们都不太可能到这里来，这样，他就可以在平和安详的环境中寻求自我堕落。
列斯特的脸已胀得通红，看起来他是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把手探进他肌肉发达的怀中，从一件苔薛绿的纯羊毛夹克的内口袋中掏出了两张折叠着的纸页。
“知道吗，我已经拿到了你需要的……”他用颤抖的手把纸抚平，“这就是凡·何文这个小女孩。”
他停下来舔了舔嘴唇，又给了他的伏特加一个吻：是呀，它们才是最亲密的朋友。
“关于依贝哈特，每个人都说着同样的看法——漂亮的家伙，聪明，身强力壮，好医生，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但是，只有这位凡·何文的小姑娘对他有刻骨之恨，说他毁了她的一生。”
“她很出色？”
“她是一个搞音乐的学生，拉小提琴。”
他向我坦白地一笑：“听着，安娜。如果我不是认为她很出色的话，我也就不会促成你这次的波士顿之行了。”
“我受的欺诈已经不少，这算不了什么。”
“我几年里总要这么做上一回。安娜，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丢脸的。”
我想，在这个冻人的夜晚，正是他这双大手掌把我救了出来。
“关于依贝哈特的事情，在你的电脑上还有些什么？”
“否认有犯罪记录。没有治疗失当。合格的童子军。事实上，在1985年，这家伙还随一个慈善代表团出访过非洲，救助了一些妇女。”
“噢，。”
“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卷进毒品活动中。”沃克尔鼓励性地示意说。
“他妻子是什么背景？她会牵连到这件事里吗？推销毒品，花他的钱？”
“对他的妻子，我了解的是，她是个护士。他们是在新英格兰长老会女执事医院碰到一块儿的。两个都是当地人，在那儿长大，除了他出身于坎布里奇上层社会wasp祖先是英国新教法的美国人家庭，而她是个爱尔兰棚户居民，没有罪行。”
“那是什么罪过？”
“我有时候也到棚户区去。想想，你也许也是个爱尔兰人呢。”
“不是……不过有些人这么认为。”
“亚美尼亚人？”
“西班牙，千真万确。”我觉得自己有些羞愧，“一半一半。”
“一个西班牙塞纳瑞塔。也许，”他殷勤地继续说道，“我可以叫你塞纳瑞塔吗？”
“塞纳瑞塔。”
他点点头。根本不为任何理由，我们干了一杯。
服务生出现的时候，“野嘴”告诉他：“这位塞纳瑞塔需要点鱼和土豆片。”这句话给我添了几分醉意，我把整条手臂搁在桌子上，头不胜娇柔地靠了上去，一面大笑起来。
我们喝得很痛快，天空已经晴开了，但是人行道上积了一层薄冰。我们彼此挽着胳膊，一步一滑地朝我们的汽车走过去。我对“野嘴”，他染黑的头发以及他的一切都产生了一种慈爱之情。从餐馆到停车处花了我们一段时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路面像铺了一层玻璃一样，实在是太滑溜了。绿色的轿车在沉寂的街道拐角处等着我，尾灯经过了风雪的洗礼，在白蒙蒙的雾气中只能发出微弱的光，我呼地撞上了它。
“野嘴”爬了出来：“嘿，这是政府的车”。他挥舞着手臂但很快就垂了下来，他摇着头钻回车子里，拉上了门。于是我们开始在波士顿城中穿越。给我的印象则似在乡间小路上行走，每个路口都看得到交通事故的残骸。调幅电台正在播放罗德·斯特沃特的一首老歌“玛吉美”。车窗外，加热器开始冒出水汽了。我漫不在意。除了它超乎想象的复杂，我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城市里有千百张床，就像蝴蝶聚集地的蛹一样，除了我，每一张床上都有一个单独的个体，他们有自己单独的历史，生或复制自己或死。而我没有一张床。我自顾自怜，猛然间一踏刹车，车歪歪斜斜地停在了一处拐角的路灯底下，在背后，是一排黑乎乎的红砖居民房。在那个拉长了的羊皮纸一般薄削的阴影后面一定有盖温暖的灯。也许那里，在一个我决看不见到的房间里，在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里，一个母亲醒着，看护着一个孩子，孩子睡在平和安详中。
那绝不是我的母亲，也不是我。她在那里，在房子里，但是模糊不清。“在地狱里她在做什么？”我在康芒威尔大街的中间，要求知道。问题出来了，正当的，像水晶般的透澈。“为什么我不记得母亲抱过我、抚摸过我？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呆在我的屋子里，听见她在哭？”因为她没有想要我，这对她自己来说，一样是正当的要求。她才十几岁怀孕了她下流胚的男朋友溜走了，她是脆弱的，她没有能力对付我这个杂种小鬼，只有外公，才能坚强得爱我。
我们到达希拉顿的咨询大厅后，沃克尔戴着手套的拳头伸出车窗向我挥舞着算是道别，然后掉转头走了。那辆车现在已经遍体鳞伤。我像别的美国人一样，先驶进巨大的地下停车场，然后拖着衣箱坐电梯升到门厅里，然后升得更高到我的房间里，这里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令人目眩的市景，某处闪着耀眼的电光，而另一处则挑衅地回应几道红光。我坐在一张桌子上，有些呆滞，手却本能地伸向了电话，没有原因，自私，为了逃脱那说不出的孤独感受而去寻找那个唯一爱我的人，我先拨了长途代码8，然后是外祖父的号码，他现在一定在加利福尼亚沙漠的斯普润小镇他冰冷的卧室里睡熟了，我渴望把他从熟睡的安静中唤醒，把他带回给我。但是电话铃空荡荡地回响着，而他在哪里。
我强迫自己喝下去三杯水，脱下衬裤就倒进了厚实软和的床垫里，那里我已经铺好了被单，羊毛毯和沉重的床罩盖到我的肩头。我做了一个关于那架直升飞机的梦。
我站在圣莫尼卡警察局外，握着外祖父宽厚温暖的手，一切事物都被落日的阳光染成了红色，就像透过红色的玻璃糖纸看出去的一样。总统的直升飞机正在一场桔红色的粉尘风暴中降落，它巨大的肚腹朝我们压下来——我害怕极了，生怕我们会被它压个粉碎。直升机着陆了，jnk爬了出来，顺着踏梯飘着，没有挥手，非常清醒，什么事情不对头。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他的脸死白。头上有枪伤，弄得血肉模糊。那是一具行尸走肉。
在厚重的被盖下我却冻醒过来，因为恐惧卷缩成一团。这个梦不是关于肯尼迪的。那是我父亲。血和死亡。
“野嘴”沃克尔和我一起坐在坎布里奇公园最北端一角的一个游乐场的长凳上。大醉了一宿之后在清晨九点钟还很难判断清楚到底哪个方向是最北端。我在公园里转了好几个圈，才看到一个大块头独自坐在那儿，披着雨衣戴着帽子看起来像个叫化子，然后我认识到那一定是他。当我们坐在铅灰色阴云满布的天空下等候时，我开始妒忌那顶帽子和打着厚厚的橡胶鞋底的那双笨重的黑鞋。
克劳迪姬·凡·何文坚持要在这里会面，而不在她的住所或别的任何场所。她告诉过“野嘴”她有一套小型的寓所，她的丈夫，一个研究生，在晚上工作，白天睡觉。还有孩子，她告诉他。这已经够难的了。
游乐场上光秃秃的，到处溅着半冻状态中的泥浆。我把脸转过来，迎向湿润的微风。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这期间，我了解到了五年前“野嘴”得前列腺癌接受放射性治疗时的每一个细节。
最后我烦躁地站了起来：“我们被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