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如果这一群体真的是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像“人类”这样的被公认为头脑出众的猪仔，怎么会被扔进这一伙里？我相信，我们长期以来大错特错了。这不是一群地位低下的单身汉．而是一群地位很高的年轻人，其中有些大有可能在部落中出人头地。
其他猪仔弹响舌头，发出叽叽叽的声音。
刊于雷克雅末克《历史学报》
《语义学》91948／15
“你就留在这儿，哪儿也别去。”弄清情况后她便立即对利波说，“我一接到电话，马上就派人去了你母亲那儿。”
皮波之死造成的冲击并不仅仅局限于卢西塔尼亚。这个消息迅速通过安赛波传遍了人类世界。在安德指挥下的异族屠灭之后，人类发现的惟一一种外星智慧生命，将一个致力于观察研究他们的人类成员折磨致死。几个小时之内，学者、科学家、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们纷纷登场，发表见解。
鲁特朝他走来，夸张地摇晃着身体，大摇大摆。他这是在模仿人类。配上那个扁扁的上翘的拱嘴，模样可笑极了。真像猪。难怪别的星球上的人管他们叫“猪仔”。早在1986年时，第一批来这个星球的人在首次发回的报告中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到1925年卢西塔尼亚殖民地正式成立时，猪仔这个名字已经根深蒂固，再也改不掉了。数以百计的人类世界上的外星人类学家称他们“卢西塔尼亚原住民”，但皮波清楚得很，这只是一种专业姿态而已。除了写学术论文，外星人类学家平时照样叫他们猪仔。皮波自己通常用葡萄牙语，称他们“坡奇尼奥”．他们看来并不反对。他们自己则自称“小个子”。可话又说回来，不管称呼体不体面，事实摆在那儿：比如现在这种时候，鲁特看上去百分之百像一头直立的猪。
已经没什么事了，我为什么还不回家？这个问题她找不到答案。孩子们需要她，这是肯定的。天天早出晚归，回家时年龄较小的孩子们已经睡着了，这样对待孩予实在不能算是尽到了母亲的责任。但现在，明知道应该回去了，她却仍然在实验室里发呆，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是。
她想过回家，但不知为什么，想起回家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高兴。马考恩不是已经死了吗，她提醒自己，三周前就死了。怎么不早点儿呢？他做了我需要他做的一切，我也做了他需要的一切。此后，在他腐烂坏死之前四年，我们已经找不出继续在一起的理由了。那些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过一分一刻的爱，但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他。就算不能离婚，分居也行啊。可以不受殴打。到现在她的臀部还觉得僵硬，有时疼得厉害。那是他上次把她摔在水泥地上留下的后遗症。你给我留下了多么可爱的回忆啊，马考恩，我的丈夫，你这个畜生。
一念及此，臀部帝痛像烧灼一样传遍全身。她满意地点点头。我理虚受到这种惩罚，疼痛消失后我反而会更难过的。
她站起来走过房间，腿一点也不瘸，即使疼得受不了，稍微瘸一点会舒服得多。这方而不能宠着自己，任何方面部不能。我活该。
她走出房间，关好门。她一离开，电脑便关闭了房间里的照明灯，只留下植物栽培区的灯，以促进光合作用。她深爱着这些植物，她的宠物。长吧，她口夜对它们呼唤着，快快长大吧。她为每一株死去的植物伤心难过．只有确定彻底没有希望了，她才肯掐掉一株。离开工作站的时候，她似乎还能听到植物们无声的音乐，听到细胞小得不能再小的动静：它们在生长、分裂、形成种种繁复的形式：离开它们，她就是从光明走向黑暗，从生走向死，心中疼痛愈加强烈，配合着臀部肢体的伤痛。
从山坡走向山脚的家时，她发现自家窗户单透出灯光，照亮了她下面的山坡。好在科尤拉和格雷戈的房间里没亮灯。她最受不了他们俩对她的谴责：科尤扣的沉默、格雷戈阴沉粗野的举止。可除开这个房间，家里亮灯的房间太多了，包括她自己的房间和前屋。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她最讨厌不同寻常的事。
奥尔拉多坐在起居室里，跟平时一样戴着耳机。但今晚他的眼睛上还戴着互动夹，显然正从电脑里载人过去的影像，或者在下载眼睛里记录的资料。和以前无数次一样，她恨不得自己也能把保存在大脑中的影像下载出来，再把它们删个一千二净，代之以愉快的回忆。比如，删掉对皮波的尸体的记忆，换上他们三人在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度过的那些黄金时光；还有裹在尸布里的利波的尸体，她的心上人的肌肤，包裹在～层层织物中。多么希望这些记忆能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有关这具躯体叼蜜回忆，他抚过她身体的双手，他的嘴唇的轻触。但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被痛苦深深地掩埋了。全都是我偷来的，这些美好的日子，所以它们又从我的手中全都夺走，只给我留下我应受的惩罚。
奥尔拉多朝她转过脸来，互动夹从他眼窝里凸出来。她不觉了一下，心头涌起一阵羞愧：我对不起你，她无声地说，如果你有另一个妈妈，你肯定不会丧失眼睛。劳诺，出生时你是最好的，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最健全的。但是，我的子宫里产出的任何后代都不可能长久保持健全。
这些她当然没有说，和她一样，奥尔拉多也不开口。她转身朝自己房间走去，看看为什么灯没关上。
“母亲。”奥尔拉多说。
他摘下了耳机，从眼窝里拧下互动夹。
“什么事？”
“家里来了客人。”他说，“是那个代言人。”
她感到心里泛起一阵寒意。别在今晚，她尢声地呼喊着。但同时她也知道，自已明天也不愿见他，后天也不愿，永远都不愿见到这个人。
“他的裤子已经洗干净了，正在你房间里换。请别介意。”
埃拉从厨房走进来，“你回来了。”她说，“我正倒咖啡呢，你也有一杯。”
“我上外面去，等他走了我再回来。”娜温妮阿道。
埃拉和奥尔拉多对视一眼。她立即明白了，她已经被看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显然，无论代言人想在这里干什么，他们都会支持他。好吧，我就是个问题，一个你们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母亲，”奥尔拉多说，“他和主教说的不一样。这个人挺好的。”
娜温妮阿用她最损人的嘲讽语气答道：“你从什么时候成了分辨好人坏人的专家啦？”
埃拉和奥尔拉多又对视一眼。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该怎么向她解释？怎么才能说服她？这个嘛，亲爱的孩子们，我是说服不了的，利波活着时每个星期都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一点。他从来没能从我这里掏出那个秘密，他的死亡不是我的过错。
不过他们总算取得了一点成功，她没有离开家，而是进到厨房，在门口与埃拉擦身而过，没有碰到她。厨房桌上，小小的咖啡杯整整齐齐排成一圈，中间放着咖啡壶。她坐下来，前臂支在桌子上。这么说，代言人来了，一到这里就直奔她家。他还能去哪儿？他来这里是我造成的，是我的错，难道不是吗？又一个生活被我毁掉的人，像我的孩子，像马考恩，像利波，还有皮波，还有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