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机械进步是各种劳动报酬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严重的控诉，其实不然。如果机械进步慢得多，即非熟练劳动的实际工资比现在要低些，而不会高些。因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会受到如此大的限制，以致甚至熟练工人也不得不对一小时工作的所得还不及伦敦瓦工六便士的实际购买力而感到满足，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当然还会更低一些。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倘生活上的幸福取决于物质条件，则收入足以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之时，可以说是幸福开始之日。此后，收入增加一定的百分比，将增加大约等量的幸福，不论收入何似。这种粗浅的假设导致这一结论：贫苦阶级中实际工人的工资比方说增加四分之一，对总幸福的增益，比其他阶级中相同人数的收入增加四分之一要大些。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阻止了绝对的痛苦，消除了堕落的积极因素，并通向幸福之路，而这是收入的其他比例增加所不及的。从这点来看，贫苦阶级从机械和其他方面的经济进步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比他们的工资统计数字所代表的要大些。但是力求用这样低的成本来进一步增加福利仍是社会的当务之急。
我们已经知道，国民收入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额，同时又是支付它们的唯一源泉；国民收入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种生产要素所得的份额也愈多，任何要素的供给量增加一般地将降低它的价格，以利于其他的要素。
隐名合伙人，或隐名合伙人之一，普通叫做业主、土地持有人、地主、甚或土地所有者。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如他受法律或习惯它具有和法律同样的强制力的约束，而不能用任意增加耕种者所缴的报酬或其他手段使他丧失土地。在这种场合，土地所有权并不只归于他一个人，而归于整个合伙企业，他只不过是企业中的一个隐名的合伙人而已。
例如，设有某铁路承办人或船厂经理认为，如一个监工的工资为一个工人的二倍，则每二十个工人有一个监工最为相宜。这指的是，如果他有五百个工人和二十四个监工，并且希望用同样的开支完成稍多一点的工作，则他宁愿增加一个监工，而不愿增加二个普通工人。而如果他有四百九十个工人和二十五个监工，则他认为较好的办法是多增加二个工人。如果他能用一倍半于工人的工资雇到监工，则他也许每十五个工人就配备一个监工。但事实上，所雇监工的人数是由一比二十的比例所决定，而他们的需求价格为工人工资的二倍。
虽然现代英国的教育并不算很坏，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却很少。
第一节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的诸原因和影响需求的诸原因对分配都起着同等影响。
上面我们假定了垄断者规定他的商品价格只是从他从垄断中所能获得的当前纯收入着眼。但事实上即使他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他也多半会想到，一种东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习惯；如果他用略低于给他最大纯收入的那种价格可以增加他的销量，那末，他的商品的畅销不久就会补偿他现在的损失。煤气的价格愈低，人们装置煤气的倾向就愈大；一旦装置之后，即使有电或石油与之暗中竞争，人们也多半会继续使用一些煤气。更明显的事例是，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拥有运输旅客和货物到某港口或建筑星稀的郊区的垄断；这个铁路公司从商业观点看也许认为值得收取一种远低于最大纯收入的运费，以便使商人们惯于使用这个港口，并鼓励当地的居民来建立船坞和货栈；或帮助郊区的投机营造商建筑便宜的住宅，并迅地接纳房客，从而给郊区带来一种早期繁荣的气氛，而这对保证它的长期成功是大有裨益的。垄断者为了展未来生意而所受的目前部分利益的牺牲，和一个新厂为了建立商业往来而一般所受的牺牲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异。
前三章考察了生产成本和来自土地“原始力”与其他自然恩赐品的占有的收入的关系，也考察了生产成本和直接来自私人投资的收入的关系。介于二者之间有一个第三类，其中包括那些收入，或者不如说收入的那些部分，这些收入是社会一般进步的间接结果，而不是私人为获利所投资本和劳动的直接结果。现在我们应该研究这一类，特别是关于城市地基的价值。
要求改变的这种论点，即使根据那个易于被接受的事实，也是站不住脚的，即：在某些少数场合下，一种东西的市场价值与其再生产成本的距离小，而与生产那个特定东西实际所用成本的距离大。例如，在炼铁业近来有很大改进以前所造的一只船的现时价格和它的再生产成本即用现代方法生产同样另一只船的成本的差距，也许比它和过去生产那只船所用成本的差距小些。但是旧船的价格也许小于船的再生产成本，因为船的设计技术取得了像炼铁方法那样快的进步；
下章将继续讨论第三章和本章的论点。要更加详细指出的是，对供给，从而对价格最有影响的那些成本在承制一部机车的场合下如何局限于狭隘而武断的范围；但在不断供应一个相当稳定的普通市场的场合下，它们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且和工业经济的一般特点也更加一致：生产成本对于价值的影响除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成本是就整个生产过程，而不是就某特定机车或某特定组的货物加以计算的。至于那些由生产工具的投资利息或利润构成的主要成本与补充成本的性质因所述市场期间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将在第八至第十章中加以类似的研究。
因此，对它的充分研究，就只好留待下一卷。在那里，市场将同工商业的变动结合起来，同生产者和商人的联盟与雇主和雇工的联盟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第一节原始的手工业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现在，博学的职业通常也是如此。
第四节用机器制造机械开辟了零件配换制度的新时代。
经济学原理--第七章财富的增长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为了保持开拓殖民地的力量，并且因为战争的不断生，市民人数的增加，是被看作一种公共力量的源泉；舆论鼓励结婚，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由法律加以鼓励：虽然，连那时有思想的人也觉得，如果要减轻父母的责任，相反的行动也许是必要的。在往后的时代里，正像罗雪尔所说的那样，国家应当鼓励人口增长的意见，就时盛时衰了。在英国都铎尔王朝最初两王的统治下，这种意见最为盛行；但在十六世纪期间，这种意见就减弱和改变了；
人类在数目上，在健康和强壮上，在知识和能力上，以及在性格丰富上的展，是我们一切研究的目的：但对这个目的，经济学所能研究的不外是贡献一些重要的因素而已。所以，从经济学的广泛方面来看，这种展的研究如果属于经济学着作的一部分，应当放在最后：不过即使放在最后也是不适当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考虑人类在生产上的直接作用，和决定人类——作为生产者——的效率之各种条件。因此，大体上把关于人类在数目和性格上展的一些说明，包括在关于生产的一般研究之内作为它的一部分，恐怕是最便利的办法，而且确是最符合英国经济学传统的办法。
换句话说，一个人越是富有，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就越小；他的资产每有增加，他对任何一定的利益所愿付的价格就随之增加。同样地，他的资产每有减少，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就随之增大，他对任何利益所愿付的价格也就随之减少。
他的奴隶所有权、劳役所有权，等等。
但是，这种衡量还是准确的，足以使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与这类动机有主要关系的各种变化所引起的结果的大小。例如，在任何一个地方准备开办一种新的行业，如要获得任何等级的劳动者的供给——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劳动者，需要付给多少工资，他们就能很准确地估计出来。当他们参观一个工厂时，这个工厂是他们以前从未看见过的，只要观察某种工人的职业需要技术的程度如何，以及这一职业所包含的对于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能力的紧张程度如何，他们就能说出这种工人每星期可挣多少工钱，与实际只相差一两个先令。而且，他们能够相当正确地预言，某一物品的供给减少多少，将会造成价格上涨多少，以及价格上涨将对供给生怎样的作用。
关于展的连续之概念，对一切近代经济思想的派别都是共同的，不论对这些派别所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班塞的着作所代表的；还是历史和哲学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陆及其他地方新近生的伦理历史研究所代表的。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的观点之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为大；但是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之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所代表的。古尔诺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不是被看作以联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它们看作互相决定的。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设法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英国虽然近来为了民族生存而再次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它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自由贸易和交通的达使人数大大增加了的人口有可能以有利的条件获得充分的粮食。人民的货币收入平均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饲料和住房差不多所有商品的价格下降了一半，甚或多些。的确，即使现在如果财富加以平均分配，则全国的总生产也许只足以人民的必需品和较需要的安逸品，而实际上许多人只有最低生活必需品。但是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卫生条件改善了，教育达了，道德增进了；我们不再被迫几乎把其他各种考虑都置于增加工业总产量的需要之下。
特别是这种新增加的繁荣使我们富强得足以对自由经营加以新的限制。虽然为了高尚的最后较大利益而必须忍受暂时的物质损失。
但这些新的限制与旧日的限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强加上的，而是为了在那些不能利用竞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事务中来保护弱者，特别是儿童和有子女的母亲。目的是周到而迅地一些适于现代工业急剧变化着的环境的药方；从而，得到其他时代中逐渐由习惯而来的那种从前对弱者的保护之利，而不受其害。
即使当工业在性质上有好几代几乎都没有变动时，习惯的成长也太慢，盲目性也太大，不能在压力有利时来施加压力。在后一个阶段它的利少而弊多。但是借助于电报，印刷机，议会政治和商会人们有可能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知识的增进和自赖性的加强，曾给予他们以真正克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使他们有可能自愿地对他们自己的行动有所约束；集体生产，集体所有和集体消费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是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虽然社会变革由它而生，但是这种变革因经常使它承担某种新的更高尚的工作和争取某种远大的实际理想而促进我们更高的社会性的展时，往往会多少走在它的前面。这样，慢慢地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社会生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益战胜了个人的反复无常，其程度甚至过个人主义开始以前的那些时代。但那时大公无私将是有意识的产物；虽然借助于本能，那时个人自由将在集体自由中展自己。这是和旧的生活秩序成为一个可喜的对照，在旧的生活秩序中，个人受习惯的奴役造成了集体的奴役和停滞，而这些只有用专制主义的任性或革命的任性才能打破。
第十七节续前。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英国的观点来考察这种运动的。但是其他国家也向着同一个方向迈进。美国以这样勇敢而直率的态度来处理新的实际困难，以致它已经在某些经济事务中获得了领导权。它了当代最近经济趋势中许多最有教益的事例，如各种形式的投机和商业联盟的展，不久它也许将在为世界其他各国开拓道路方面起主导作用。
澳大利亚也不示弱，它在人口的较纯方面较之美国显然具有某些优越性。因为虽然澳大利亚人大致也同样适用于加拿大人来自许多国家，从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思想习惯可以启思想和胆识，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属于一个民族。社会制度的展在某些方面比它们必须要适应各个不同民族的能力、性格、趣味和需要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得更加顺利而迅。
在欧洲大陆上通过自由结社而获得重要成果的力量比讲英语的国家差些；因此，在处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办法较少，也较不彻底。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没有任何二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特别是关于政府行动方面。在这方面德国领先。它的加工工业比英国展得晚，对它来到是一种很大的利益；
它能够借鉴英国的经验，少走许多弯路。
在德国绝大部分本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政府任职，也许没有其他政府，它本身容纳了这样多的有才华的人。另一方面，造成英美最优秀企业家的那种精力、创见和勇敢在德国最近才得到充分的挥；
同时德国人民具有很大的服从性，因此他们和英国人有所不同；英国人的意志力当必要时将使他们能够遵守完全的纪律，但他们不生来就是百依百顺的。在德国可以看到政府管理工业的最好和最吸引人的形式。同时私营工业的种种特长，它的活力，它的弹性和它的方法也开始在德国得到充分的展。因此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问题在德国已加以仔细的、有成效的研究，而这些对讲英语的民族来说也许是很有教益的，只要他们记着，最适合于德国人性格的那些措施对他们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即使他们愿意，他们在坚定不移的服从性以及安于粗陋的衣食住和娱乐方面也不能与德国人相比。
此外，德国比其他国家拥有为数较多的本民族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而这些人不论在宗教感的强烈上或企业投机的锐敏上都是世界上顶出色的。在各国尤其是德国，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中最卓越而富于教益的东西大多来自犹太人。而我们特别感激德国犹太人的是，他们作出了许多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关于它们最后的经济原因与其可能的社会主义药方的狂妄的臆测。
但是我们快要谈到附录二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已经见到经济自由是怎样在最近才展起来，而经济科学现在所必须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又是怎样的新鲜；其次我们必须研究的是，此问题的形式是怎样由于事件的展和大思想家个人的特点而形成的。
经济学原理--附录二经济科学的展
附录二经济科学的展
第一节现代经济科学受古代思想的影响间接者居多，而直接者却少。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自由有它的历史根源，但它基本上还是近代的产物；其次我们必须探究经济科学的相应展。现代社会条件是借助于希腊思想和罗马法从早期亚利安和塞姆人的制度展而来的；不过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却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论的直接影响。
的确，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础上的那种工业体系和卑视工场手工业与商业的哲学是同那些固执的市民格格不入的，他们对于他们的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对于参预管理国家政治一样都是引以为荣的。这些顽强而粗野的人很可能从过去大思想家的那种哲学上的锻炼和广泛的兴趣得到实惠，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大力着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朴素性，同时对把财富当作目的而不当作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见。它直接讨论的大体是公共收入，租税的收益和效果；在这一点上，自由城市和大帝国的政治家们，都一样地随着商业的扩大和战费的增加而愈来愈感到自己经济问题的迫切和困难了。
在历代，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早期，政治家和商人忙于尽力通过管理商业来使国家富强。他们主要关怀的一点是贵金属的供给，而他们认为这种贵金属，不论对个人或对国家，都是富的指标，如果不是它的主要原因的话。华斯哥·达·加马和哥伦布在地理上的现把商业问题在西欧各国从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关于贵金属的重要性和获得贵金属供应的良方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足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引起国家兴亡的那种结盟的公共政策裁决者。有时，这类理论还大大地影响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迁栖。
有关贵金属贸易的种种条例只不过是许多条例之一，这些条例力图以不同程度的细节和严密来为每个人规定他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他应该赚取什么，以及如何使用他的所得。条顿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纪的早期给予习惯以一种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它们从事应付那些在美洲贸易中生的连续变化的趋势时，影响了商人基尔特、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在法国条顿人的这种偏向通过罗马人的天才而转化成制度，家长式的统治达到了顶点；科耳伯特的贸易条例已成为金科玉律。正当这个时候，经济理论出现了，所谓重商主义体系显露了头角；贸易条例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实行着。
随着岁月的推移，产生了一种走向经济自由的趋势，反对新思潮的人们在他们方面征引前代重商主义者作为根据。但他们体系中所含的那些规定和限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他们力图实现的许多变革都指向企业自由。和主张严禁贵金属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们特别论证的是，在长期内凡能使本国金银之输入多于输出的各种贸易都不应加以禁止。让商人自由地经营企业国家是否蒙受迫害，通过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他们曾倡导了一种新的思潮；这就不知不觉地走向经济自由，其中一方面由于时势，他方面由于西欧之人心所向。这种节制贸易限制的运动一直继续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当时是这一理论成熟的时期，即如国家企图以人为的规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赋的自由权相对抗，则社会的福利莫不深受其害。
第二节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展了自由贸易论，并认为价值论是使经济科学成为一个统一体的核心。
在广泛的基础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经济科学是由十八世纪中叶法国一群政治家和哲学家在路易十五的御医魁奈医生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政策的基石是顺从自然。
他们是最初宣布自由贸易主义学说为行动的一般原则的人，在这方面比起英国的先进作家达德利·诺斯爵士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语调和性质中，许多都预示着后代。不过他们的思路不清，而这又是当时科学家的共同特点，这种思路不清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从自然科学中清除出去。他们把顺从自然的伦理原则和因果规律混同起来，前者用的是祈使语气，规定某些行动规律；而后者用的却是陈述语气，是由研究自然而为科学所现的规律。由于这点以及其他理由，他们的论着很少有直接的价值。
但它对现代经济学的间接影响却是很大的。理由有二：第一，他们论证的清晰和逻辑上的一致使他们对后代的思想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他们研究的主要动机，不在于增加商人的财富和充填国库收入，像大多数他们的前辈那样，而在于减轻因过度贫困所引起的痛苦和堕落。这样他们就给予经济学以寻求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品行的现代目的。
第三节续前。
在前进中的第二大步，亦即经济学所曾迈的最大的一步，并不是一个学派的着作，而是一个人的着作。亚当·斯密的确不是当时唯一伟大济学家。在他着书立说的不久以前，休谟和斯图亚特对经济理论已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安德森和杨格表了一些极其有价值的经济研究。但亚当·斯密的讨论范围足以包括他当时英法同辈着作中的全部精华。虽然他无疑地从别人承袭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拿他和他的前辈和后继者相比较，我们觉得他越有才华，知识越渊博，判断越公正。
他在法国住过很长的时间，和重农主义者有过接触；他钻研过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而他的通晓世事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远游异乡以及和苏格兰商人的亲密往还。除这些有利的条件之外，还有他那非凡的观察力、判断力和推理力。结果是，凡他和他的前辈有意见分歧的地方，他比他们差不多是更正确一些。而现在所知道的经济学上的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所涉猎过的。因为他是头一个就其各个主要社会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
但是他所开辟的领域太大，不能由一个人全部勘测完毕。有时他所看到的许多真理，而在另一个时候却从他的视野消失。因此，引证他以确证许多错误是可能的；虽然在检查以后，他总是向着真理迈进的。
他用如此丰富的常识和渊博的实际商业知识展了重农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以致使得这一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政府干涉贸易一般有害无益这一论证而扬名本国和外国。在举出利己心会使商人个人为害社会的种种情况的例证的同时，他认为即使政府行事的用意至善，它对公众的服务差不多总比商人的企业心差些，而不论该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对这一理论的辩护给予世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大多数德国学者在谈到斯密主义的时候主要指的是这一点。
但毕竟这不是他的主要功绩。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当时英法学者和他的前辈关于价值的研究加以综合和展。说他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是由于他先对价值测量人类动机的方式作了慎重而科学的研究，其中一方面测量买主获得财富的欲望，另方面测量生产者所出的劳作和牺牲或“实际生产成本”。
他所进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然许多他的后继者也没有看出来。尽管如此，《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后的上乘经济学着作和以前的着作有所区刑，这种区别在于对用货币一方面衡量获得一物的欲望和他方面衡量生产该物直接或间接所引起的种种劳作和自制看得更加清楚。其他学者向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是他对它的展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实际上倡导了这种新见解。在这方面，不论他或他的前辈和后继者都没有明一种学术上的新概念；他们只不过把日常生活中所惯用的概念加以明确化。事实上不惯于分析的一般人很容易把货币看作动机和幸福的比实际上更加精确的尺度；此中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他没有想到尺度由以形成的方式。经济学上的用语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专门些，现实性小些。但事实上它更加真实，因为它更加慎重，更周密地考虑到各种分歧和困难。
第四节对事实材料的研究并没有为他的后辈所忽视，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对演绎法持有偏见。
在亚当·斯密的同辈和直接后继者中，没有人具有像他那样广阔而不偏的才智。但是他们都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各人都从事某类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问题的研究出自个人的天禀，而有些问题却源于当时的特殊事件。在十八世纪的晚期，主要的经济着作是历史和叙事的，论述劳动阶级特别是农业区劳动阶级的状况。杨格继续写他那有名的旅行纪要，伊登着述贫民史，此书充作所有后来工业史家的基础和范例；而马尔萨斯通过对历史的钻研指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中实际上决定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
但总的看来，在亚当·斯密的直接后继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要算边沁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着作很少，但他对十九世纪初期新兴的英国经济学派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顽强的逻辑学家，反对贸易方面的各种毫无理由的限制和规定；他严正地要求这些限制和规定提出足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来，而这种要求深受当时的支持。英国由于迅地使自己适应各种新的经济运动而称雄世界，而中欧各国由于墨守陈规而不能利用它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英国的商人多认为商业上的清规戒律是有害的，至少它在英国有所减少，正在减少，并且不久就要消失。边沁的门徒们立即得出结论说，他们无须对习俗多所操心；对他们来说，根据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假设来讨论人的行为的趋势就够了。
因此，对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经常提出的指责，即他们没去仔细研究集体行为较诸个人行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否不应给予较大的注意，此外，他们过分夸大了竞争的力量及其作用的迅，这些指责是相当公正的。至于他们的研究因有某种僵硬的概括甚至语气刻薄而遭到损害的这种非难，也是不无小小理由的。这些缺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边沁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部分原因也由于这一事实，即经济学的研究又多操于那些人之手，他们的力量寄寓于干劲而不是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