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马尔萨斯所主张而为李嘉图所承认的，凡能增进人民福利的事，在长期内也能增进地主的福利。的确，在十八世纪初期，当连年歉收袭击着无法输入粮食的人民的时候，英国的地租大涨。但是，这种上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进一步持续的。十九世纪中叶，谷物自由贸易的实行，继之以美国麦田的扩大，这就迅提高城乡土地的实际价值，这就是说，提高所有城乡土地所有者用总租金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数量。
第一节早期租佃形式一般是建立在合伙的基础上，合伙的条件是由习惯而不是由契约所决定；所谓地主一般是隐名合伙人。
因此，做错和需要返工的现象很少，各人在移动重物需要帮助时，立即就有人帮助；一切机器和工具都有条不紊，随时可以使用；没有人因错用了工具等而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担任此项工作的监工，他的工资可看作是大部分管理上的报酬的范例。通过雇主的作用，社会对监工的服务提出了有效需求，直到那一边际，在该边际，工业的总效率用增加他业工人比增加监工的办法更能提高，这些监工的工资使生产费增加，所增加的数额等于增雇监工的工资。
建筑工厂、蒸汽机、住宅、或蓄奴的人，当这些东西仍归他所有时，他总能得到它们所的一切纯服务的利益。如他把这些东西出售，则他取得一种价格，这种价格等于对它们未来服务所估计的纯值；因此，他把开销扩展到一点，在该点，他认为没有适当理由设想，任何追加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对他有所补偿。他必须谨慎而勇敢地行事，以免在同那些采取较果断较有远见的决策的人们的竞争中遭到失败，从而最后从主宰世界贸易的行列中淘汰出去。竞争的作用和生存斗争适者生存，最终有使工厂和蒸汽机的建筑落在那些人手中的趋势，这些人善于使各项开支对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增益大于它的成本。但是，在英国工人的教养和早期训练方面的资本投资，却受到种种限制，如社会各阶层中父母们的资产，他们的预见能力，和牺牲自己以成全子女的意向。
李嘉图和追随他的那些干练的企业家都认为需求的作用是自明的，无须加以解释的。他们既没有强调它，也没有充分详细的研究它；这种忽视曾引起很大的混乱，并蒙蔽了事实的真相。在这种反应中，有一种偏见，认为各生产要素的报酬源于它所参与制造的那种产品的价值，而且当时主要地是由该价值所决定；它的报酬的决定和地租的决定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的。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从地租规律的推广应用中构成一种完整的分配理论。但他们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似乎具有正确的直觉看法，因为他们默认供给力量的研究是更为迫切和更加困难的。
这个论点的确假定该厂经营有方，并拥有无限的资本支配权。这是一个不能轻意作的假设。但是如能作这样的假设，则我们一般可以得出结论：非垄断产品的供给表所表示的供给价格比我们的垄断供给表要高些；因此，在自由竞争下所生产的商品的均衡产量小于需求价格等于垄断供给价格的那一产量。
此外，我们也曾知道，高度工业组织所产生的经济，是怎样往往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别厂的资源。各业为自己所必须安排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工业环境的普遍进步所产生的那些外部经济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企业的位置在决定企业利用外部经济的程度上，几乎经常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附近勤劳富裕的居民的增多，或者铁路和通向现有市场的其他交通工具的开辟而产生某地基的位置价值，是工业环境的变动对生产成本所起的最显着的影响。
关于企业风险的讨论再一次给我们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东西的价值虽然有和它的生产成本货币相等的趋势，但是除偶然外，并不是在任何特定时间都与其相一致。
即使现代的雇主也必须先把他自己的劳动看成是实际成本。尽管他认为某种事业多半可以一种货币收入过货币支出的剩余适当地酌减风险与对未来意外的折现之后；但是又认为这种剩余的数量将小于他在此项事业上所用的操劳的货币等价，而在这种场合他将回避这种事业。
例证有时将取自某一类经济问题，而有时将取自另一类经济问题，但是主要的推理过程和任何特定种类所特有的那些假设无关。
这里所说的“营业”，是作广义的解释，凡是满足别人的欲望，以其从那些受到益处的人那里，得到直接或间接报酬的一切事情都包括在内。因此，它与各人为了自己而满足他的欲望的事情大大不同，也与出自友谊和家庭情感的善意帮助大大不同。
因此，我们就得出一个一般的法则，其作用在某些工业部门比另些工业部门更为显着，但它对一切工业部门都是适用的。这法则就是：任何工业上的操作如能变为一律，因而完全同样的事情必须一再地以同一方法来做，则这种操作迟早一定要为机械所代替。耽搁和困难是会有的；但是，如果要由机械来做的工作具有足够规模的话，则金钱和明的能力将被毫不吝惜地用于这种任务，直到成功为止。
第一节在近代之前没有使用什么高价形态的辅助资本；但现在它正迅增加，积累的能力也迅增加。
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为了人类的生活，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身体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动之展的一种手段。但是，人类本身就是那种以人类为最终目的之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本章及以下两章对劳动的供给——就是人口在数目上、体力上、知识上和性格上的展——将作一些研究。
在目前这个阶段中，我们只能略为说明需求与供给的一般关系和消费与生产的一般关系。但是，当效用和价值的研究在我们心目中记忆犹新时，略为说一下价值与反效用或负商品的关系，也未尝无益。为了得到具有价值的货物——这种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因为既是需要的又是不易得到的，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反效用或负商品。现在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必然是暂时性的；甚至似乎是引起困难而不是解决困难：但在我们面前，能有一个研究范围的轮廓——即使是不充分和不完全的——也有好处。
这最后一句话提醒我们：我们还没有考虑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边际效用。在同一时间中，如果一个人的物质资财不变，则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因此，他对两样商品刚愿付出的价格的相互比率，是与那两样商品的效用的比率相同的。
这种衡量一方面代表生产这些东西的努力和牺牲，另一方面代表它们所满足的欲望。
差不多本章所提到的每一点，在以后讲到与它有关的经济学的某些主要问题时，都需要加以较为详细的讨论。
而且对于许多属于纯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旦知道应用图表的方法，就不愿再用其他方法去解决了。
第十五节续前。
在讨论使各种不同工业技巧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的困难时，曾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这种适应不会完全准确，因为工业方法的变动很快，而工人的技巧在他掌握以后还要用四十年，甚或五十年。上述困难的关键多半在于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的持久性。如果我们的股份公司、铁路或运河的组织有缺点，我们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纠正过来。但是在几世纪以来的战争、暴力和卑鄙下流的放荡行为中形成的那些人性因素，用一代的时间也是不能大大加以改变的。
现在像往常一样，那些高尚而热心的社会改造家们曾给他们的想像所便于虚构的那种制度下的生活描绘了美丽的图景。但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像，其所以不负责任，就在于它从这一虚伪的假设出，即在新制度下人性将迅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一世纪内，甚至在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不可企求的。
如果人性可以得到这样理想的改造，那末，即使在现存私有财产制度下，经济上的慷慨捐输也会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源于人类天性的那种私有财产就成为无害的了，同时也成为不必要的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提防那种夸大我们时代的经济灾难并忽视以往更严重的类似灾难的诱惑；尽管某些夸张在短时间内可以刺激我们和其他的人更加坚决地要求立即消除现有的这种灾难。但蒙蔽正义事业的真相和蒙蔽利己勾当的真相同样有害，而往往更加愚蠢。悲观主义者对我们时代的描绘，再加上对过去幸福的那种浪漫的夸张，必然有助于抛弃那些工作虽缓但是踏实的进步方法，有助于轻率地采纳许下更大诺言的其他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像江湖医生的烈性药一样，在立见微效的同时，却播下了长期到处腐烂的种子。这种不耐的虚伪为害之大仅次于这样一种道德上的麻痹，即在我们现代资源和知识的条件下，对不断毁坏无数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处之泰然，并以我们时代的灾难总不及过去这种感想来安慰我们。
现在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这部分研究。我们所得到的实际结论很少，因为在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以前，一般有必要来考察它的经济全貌，更不用说它那伦理方面和其他方面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经济问题多少直接地取决于信用，对外贸易和垄断组织的现代展的错综作用和反作用。但是我们在第五篇和第六篇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在某些方面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最困难的问题，懂得它们就可以研究其他问题了。
经济学原理--附录一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展
附录一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展
第一节在先生于温带的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因素的作用极其强烈。
第一篇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指出了附录一与附录二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这两个附录的导论。
虽然历史上主要事件的近因，可以用各个人的行为去说明，但是，使这些事件成为可能的大多数条件是来自传统制度、种族的气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种族的气质主要是在悠久的岁月中由个人的行为和物质原因所形成的。强大的种族，不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往往出自体质强壮，性格慓悍的祖先。使一个种族在平时和战时都强盛的那些因素，往往是由于少数大思想家的智慧，他们用道德上的戒律，也许用无形的影响，解释了并展了它的习俗和制度。但是，如果气候对人的体质不利，则这些东西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自然的恩赐，它的土地、河流和气候决定着种族所事的性质，从而，给予社会政治制度以一定的特征。
当人尚处于野蛮时期，这些区别并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关于野蛮人部落的习惯虽然知道的很少，也不可靠，但就我们所知道的也足以肯定，这些习惯在许多不同的细节中却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不论他们的气候和他们的祖先如何，我们觉野蛮人是在习惯和冲动的统治下生活的；从不为自己开辟新途径；从不为遥远的未来打算，甚至也很少为最近的将来预作准备；尽管他们受着习惯的支配，但由于一时的冲动而往往变化无常；有时也准备进行最艰巨的努力，但不能长期坚持扎扎实实的工作。尽量避免繁重的任务；而那些不可避免的工作是由妇女的强迫劳动来做的。
正是当我们从野蛮人的生活转向早期文明时才使我们不得不注意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早期的历史贫乏，很少告诉我们指引和操纵民族进步的进程，以及加和阻碍它的那些特殊事件和个性坚强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人类进步的这个阶段上人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是薄弱的，没有它的慷慨赐与，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自然在地球面上划出少数几个地方，特别适于人最初从野蛮状态分离出来；而文化和工艺的萌正是由这些得天独厚地区的物质条件所培育出来的。
除非人的劳动除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外，还绰绰有余，甚至最简单的文明也是不可能的；过生活必需品的某些剩余，是维持那种进步借以生的脑力劳动所必要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产生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在那里，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很少，而自然甚至对最粗陋的耕作也了丰厚的报酬。它们往往聚集在大河的两岸，河灌溉了土地，并了交通上的便利。统治者一般都是新近从遥远的异乡或附近的山区之比较寒冷的气候中来的。因为温和的气候有损于人的精力；而使他们有可能进行统治的那种力量，差不多都是由他们故乡比较温和的气候中来的。的确他们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在他们新迁来的地方保存了好几代，同时靠被征服民族的剩余劳动生产物过着奢侈的生活；并把自己的才能多用于统治者、战士和牧师的工作上。最初他们是愚昧无知，但很快学会了他们应该向臣民学的一切东西，而且过了他们。但是，在文明的这个阶段上，文化人只限于少数的统治者，而在劳苦大众中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此中原因是，作育早期文明的那种气候也必然使它衰落。在较寒冷的气候中，自然了一种使人精神焕的气氛；虽然人们最初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随着他们知识的增进和财富的增加，人们是能够丰衣足食的；在后一阶段，人们给自己建造了宽大而坚固的房屋，而这些房屋是在天气严寒使几乎一切家务和社交活动都需要有房屋庇护的那些地区的文化生活所最必需的。但是，生命充沛所必要的那种令人精神焕的气氛，如自然不加施舍，是完全无法得到的。尽管在热带的阳光下可以看见进行艰苦体力劳动的工人，尽管手工业者卓具匠心，尽管圣人、政治家和银行家机警而伶俐，但气候酷热使艰苦持续的体力劳动和高度文化活动不相容。在气候和奢侈的共同影响下，统治阶级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元气；他们中间能成大事的也愈来愈少。最后，他们被那多半来自较寒冷气候的强大民族所推翻。有时候他们形成一个前此为他们所统治的人和他们的新统治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但更常见的是，他们湮没在那无精打采的人民大众之中。
这样的文明往往有许多是哲学史家感到兴趣的东西。它的全部生活几乎无意识地浸透了少数的简单思想，这些思想交织得十分和谐，像东方地毯那样美丽动人。从民族、自然环境、宗教、哲学和诗歌的共同影响以及战争和坚强个性的共同影响中说明这些思想的根源，一定有许多可学的东西，所有这些在许多方面经济学家都可以借鉴；但是，它不能直接阐明经济学家所专门研究的那些动机。因为在这样的文明中，最有能力的人都轻视劳动；没有那种热气腾腾的自由工人，也没有那种冒险的资本家，被人卑视的劳动是由习惯所调节的，甚至把习惯看成是免受暴虐无理的唯一护身符。
绝大部分的习惯无疑只是压迫和迫害的具体形式。但只具有摧残弱者的作用的那套习惯，寿命是不长的。因为强者靠着弱者过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强者是无力自持的；如果他们所组织的社会活动使弱者负担过重，无以复加，从而，也就毁灭了他们自己。因此，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些习惯，总是含有保护弱者免于遭受随意损害的规定的。
实际上，当经营的事业很小，没有有效竞争的余地时，习惯不仅是防御比他们强的那些人所必要，而且甚至是防御他们同行邻里所必要的一面挡箭牌。如果乡村的铁匠除了本村就无法出售自己的犁头，而如果那个村子除了向他就无法买到犁头，那末，由习惯规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水平，对大家都是有利的。这样，习惯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进步的初期，没有什么东西有使那种原始习惯破坏的趋势，而这种原始习惯是把革新者视作异端或敌人的。这样，经济原因的影响就被抛到幕后，那里它们是在确实而缓慢地起着作用。它们用了几世纪而不是几年才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它们的作用微妙得往往为人所忽略，除了那些通过对现代类似原因的更加显着而迅的作用进行观察，从而知道在何处寻找它们的人以外，它们几乎是不易为人所察觉的。
第二节所有权的分割加强习惯势力并抵抗各种变革。
早期文明中的这种习惯势力，既是个人财产权限制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就一切或多或少的财产，特别是土地来说，个人的权利一般是从家族和家庭从这个词的狭义来说的那些权利中来的，并且受着它们的约束，而且处处都得服从它们。家族的权利同样服从村社的权利；而村社，根据传说如果不是事实的话往往只是一个扩大和展了的家庭罢了。
的确，在文明的初级阶段，极力想摆脱人们中间所流行的常规的人也许极少。尽管各个人对他们的财产的权利有明确而完善的规定，他们也许不愿把自己置于他们那敌视革新的邻人的愤怒之下，也不愿受到那种针对任何自诩为比自己祖宗高明的人而的嘲笑。但是，比较胆大的人也许会想到许多小的改变；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可以随便进行试验，则那些改变也许会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展起来，直至一般常规变得足以使习惯上的规定难以分辩并使个人选择有很大的自由为止。但是，当各个家长被视作唯一的长辈和家产的经管人时，稍微离开祖先的陈规陋俗，就会遭到那些有权顾问一切琐事的人的反对。
此外，在家长反对的背后，还有村社的反对。因为虽然在短时期内家家都有固定使用的耕地，但是，许多操作一般都是共同进行的，因此，在同一时间内人人都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当每一块田地轮休时，它就变成公共草地的一部分；村社的全部土地经常重新分配。因此，村社显然有权禁止任何技术革新；因为那种革新也许妨碍他们集体耕作的计划；也许最后破坏土地的价值，从而，当下次重新分配时，使他们遭受损失。因此，往往有一套极其繁琐而复杂的规定，它把各个农户束缚得如此之紧，以致甚至在最细小的工作上他都不能行使自己的判断和抉择。这也许是阻滞人类自由经营精神的展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妨指出，财产的集体所有制是同弥漫在许多东方宗教中的那种无为主义相调和的；它在印度人中间的长期保留，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经卷中所宣扬的那种静寂主义。
人们对习惯加于价格、工资和地租的影响也许作了过高的估计，而对它加于生产形式和一般社会经济布署的影响也许又作了过低的估计。在一种场合下，这些影响是明显的，但不是累积性的，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它们是不明显的，但是累积性的。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某种原因的结果，虽然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很小的，但如不断地向着同一方向生作用，则它们比乍看起来似乎可能有的影响要大得多。
不论早期文明中习惯的影响有多么大，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却充满了进取精神，他们对我们认为很有趣味的那些经济问题的社会方面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三节希腊人把北方人的精力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但他们把劳动看成是专门属于奴隶的事情。
古代文明的源地大多在大河流域，它的平原因受灌溉之利，很少受到饥荒的袭击，因为在不缺乏热度的那种气候中，土壤的肥沃度几乎是和它的温度成正比例而变化。大河也了有利于简单的作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交通上的便利，且不妨碍借以维持中央政府暴力的大军的调动。的确，腓尼基人靠海为生。这个伟大的塞姆族在为各民族自由往来所创造的条件方面，以及在传播书法、算术和度量衡的知识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主要从事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
充分享受海上的自由，并把旧世界高尚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吸收在他们的自由生活中，就有待于希腊人的创造精神了。他们在小亚细亚、马格那、格来细亚和希腊本部的无数殖民地在向他们起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使他们的理想得到自由的展；因为这些殖民地彼此之间以及和原来的学术中心保持经常的接触，彼此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而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他们的精力和进取心，不是被传统习惯的重负所压服，而是用来建立新的殖民地和自由地创造新的观念。
他们的气候使他们无须进行艰巨的劳动；他们把那些必要的繁重工作交给奴隶来做，而使自己浸于沉思默想之中。衣、住、取暖所费无几；他们那晴朗而温暖的天空，使他们惯于室外生活，从而，使社交和政治活动便于进行，且不费钱。而地中海的凉风使他们的体力这样振作，以致他们许多世纪都没有丧失他们从北欧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美感，出现了奇妙的幻想，和创造性的思维，热中于政治生活，和个人乐于服从国家，而这是空前绝后的。
在许多方面，希腊人比中世纪欧洲各民族还更接近现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们的时代还要进步。但是，他们没有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概念；他们把奴隶制度看作是天定的，他们容忍农业，但认为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可耻的；他们对我们时代认为有莫大兴趣的那些经济问题，不是知之甚少，就是一窍不通。
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贫困的极度压迫。土地和海洋、阳光和气候一起都使他们易于获得完美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甚至他们的奴隶也有学文化的大量机会。不如此，就无所谓希腊人的性格了，世人直到那时所受的教益也就无须加以严重地考虑了。希腊人的卓越思想，使它成为后代许多大思想家进行研究的试金石。古代学者对经济学研究的不耐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对企业上的操劳和琐务感到的那种不耐烦。
但是，从希腊的衰亡中也许可以学到一些教益。希腊的衰亡是由于缺乏完成目的的坚毅热忱；而任何民族如无勤劳锻炼就不能把它保持许多世纪。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们是自由的，但他们不懂得好好运用他们的自由；他们优柔寡断，没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领会力很强，也时刻准备推陈出新，这都是企业心的要素，但他们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温暖宜人的气候逐渐地使他们体质的力量松弛；他们对来自艰苦工作中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等闲视之，而最后却沉沦于无聊的琐事之中。
第四节罗马与现代的经济条件的相似是表面的；但是斯多噶学派和晚期罗马法学家的世界经验对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影响。
文明向西再扩展，就到达它的下一个中心罗马。罗马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像希腊人一样，他们尽可能把工作交给奴隶来做。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罗马人却和希腊人截然不同。和雅典人生活中的那种充沛有力以及和他们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并挥自己特长的那种儿时的喜悦不同，罗马人表现了坚强的意志，铁一般的决心，并具有全面展的人那种坚定不移的严肃的目的。
完全摆脱了习惯的约束，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那种郑重选择精神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既强且勇，目的坚定，富于机智，行动有序，判断明确；从而，他们虽酷嗜战争和政治，但经常运用企业上所用的各种才能。
联合结社的原则也不是未起作用的。尽管自由技工很穷，而行会却相当达。希腊人从东方所学到的那些企业上的协作方法和用奴隶在工厂中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一经输入罗马，就获得了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