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酝酿了很久的那种工业组织的巨大变革最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们所见到的是,由劳动者所管理的小企业的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没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的。即使电力或其他动力的零销使得现在在工厂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实现。

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适宜于低级熟练劳动,而不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又不能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行动迅自如的,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一世纪以前在英国进行同样的估计,则比例会截然不同。除普通的农业工作外,不适宜于任何熟练劳动的,也许占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或责任重大的工作的,也许还不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因为那时并不把人民教育当作国家的义务,和对国家的一种经济。如果这是唯一的变动,那末,非熟练劳动的迫切需求势必迫使雇主对它支付几乎和对熟练劳动一样的工资。熟练劳动的工资会略有下降,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会上升,直至这两种工资大致相等为止。

第七节续前。

在古代,甚至在我们时代的某些落后国家里,一切产权取决于公约,而不取决于明文法律。如这种公约可冠以确定的名称并用现代商业用语表示,则一般指的是:土地的所有权并不归于个人,而是归于合伙企业,其中一个或一群合伙人是隐名合伙人,而另一个或另一群合伙人也许是一个家庭是任事合伙人。

如上所述,雇主被看作中间人,通过他,竞争的作用使生产要素配置得以最小的货币成本得到最大的直接服务用它们的货币尺度计算;不过,我们现在所应当讨论的是,各雇主本身的工作怎样通过他们彼此竞争的直接行为而得到安排和配置,虽然所采取的方式是比较偶然的。

就上层社会而言,这种祸害的确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上层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预计将来,并“以低利率加以折算”。他们尽量设法为自己的儿子选择最好的终身职业,以及该业所需要的头等训练。他们愿意而且也能够在这方面支出巨大的费用。尤其是自由职业阶级,一般都愿意为他们的子女储蓄一部分资本,同时更注意把这宗资本投在他们身上的机会。一旦高级职业中有一个新的机会,而这又需要专门的教育,那末,为了争抢这个职位,将来的报酬也不必高出现在的用费很多。

当我们研究什么在决定一种生产要素不论是任何种劳动或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率时,我们觉,该问题的及时解决需要知道该要素的现有供给量;因为如果供给增加,则它将被用在需要较小、效率较低的使用方面。而问题的最后解决也需要知道决定那种供给的原因。各种东西,不论是某特定种类的劳动,或资本,或其他别的东西;它的名义价值,如同拱门的拱心石一样,是靠两边相反的压力来维持自己的均衡的;即一方面是需求的压力,另方面是供给的压力。

垄断理论最有趣而极其困难的应用之一是这个问题:把不同的地区划归各大铁路,以便排除那里的竞争,是否最能促进公众的利益?这种建议的主张是,一条铁路载运二百万旅客或二百万吨货物比载运一百万能够来得便宜。把公众需求分配给两条铁路将不能使它们各自廉价的服务。必须承认,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一条铁路所规定的“垄断收入价格”将因其服务需求的每次增加而下降。反之则反是。但是如人性所趋,经验证明,因竞争路线的开辟而对垄断的破坏加了而不是阻碍了原有路线的这一现,即它能够按较低的运价进行运输。此外,还有一种建议,即不久两条铁路行将合并,并使公众负担用于双重服务的那些费用。但这又只能引起新的争论。垄断理论提出了而不是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好置而不论。

假设任何一业不论是否农业中的二个生产者在各方面都具有相等的便利,但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所占的位置较为便利,因此在相同市场上买卖所需运费较少,那末,他的位置所给予他的差别利益等于他的对方所多出的运费总额。我们可以假定,位置上的其他便利,例如靠近特别适合他的行业的劳动市场,同样可以变成货币价值。如把这换算成货币价值并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出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在位置的便利上所具有的货币价值;而如果第二个企业没有位置价值,它的地基只是按农业土地的价值计算,那末,这种价值就成为它的特殊位置价值。较有利地基上所能获取的额外收入一种所谓特殊位置地租;任何一块建筑土地的总地基价值是拆除建筑物后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时所具有的价值。“年地基价值”——用一种方便的,虽不十分确切的说法——就是那种价格按当前利息率所的收入。它显然过特殊位置价值,所过之数仅等于农业土地的价值,相较之下,它往往是一个几乎可以不计的数量。

凯雷看到这点时,曾建议我们应该说价值和再生产成本货币的关系,而不应该说价值和生产成本的关系。

经济学原理--第五章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续,关于长期与短期

这样,它既不是叙事的,也不积极地解决实际问题。它揭示了我们关于支配价值的因素的知识的主要理论根据,从而,为下篇行将建立的结构作好准备。它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知识,毋宁说是为了获得和整理关于迫使人类进行经济上的劳作和牺牲以及使他终止的那两组相反力量的知识的能力。

原始的手工业者,自己管理他的全部营业;但是,因为他的顾客都是他的近邻,只有少数是例外,他只需要很少的资本,生产的计划是由风俗为他安排的,除了他的家属之外,他不必管理劳动者,所以,对这些工作,并不要花很大的心思。他不能享受持续的繁荣;战争和饥荒不断地对他和他的邻人施加压力,妨碍他的工作,并使他的邻人对他的商品的需要也停止了。但是,他偏认为好运和坏运——像晴天和雨天一样——是他力所不及的:他的十指虽不停地工作,但他的脑子却很少疲劳。

这样,机械的改良与分工的日益精细这两个运动,是同时并进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关联的。但这种关系并不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密切。引起进一步再分工的原因是:市场的扩大,以及对于同一种类的大量物品——在有些情况下是对于制造极其精密的东西——的需要之增加;机械改良的主要结果,在于使得无论如何是要进一步分工的工作价钱便宜和更为精密。例如,“波尔顿和瓦特在沙河设立工厂时,觉得分工必须达到所能实行的最大限度。那时还没有像现在那样使构造上机械的精密成为差不多没有问题的滑动车床、刨床或钻孔工具。那时一切都依靠个别技师的眼和手的精确;但那时的技师一般是远不及现在的技师那样熟练。波尔顿和瓦特设法部分地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就是限定工人做特殊种类的工作,使他们尽可能成为这种工作的能手。由于在使用同一工具和制造同样东西上不断的练习,他们因此获得很大的个人熟练。”这样,机械就不断地代替那种完全手工的技能,并使它变为不需要了;即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分工的主要利益,就是在于获得这种完全手工的技能。但是,机械使工业规模扩大、并使工业更为复杂因而增加各种分工——

在本章中,不需要区别把财富看作是消费对象的观点与把它看作是生产要素的观点;我们只是研究财富的增长,并不需要注重财富作为资本的各种用途。

在动物和植物界中,动植物的繁殖一方面受个体繁殖其族类的倾向之支配,另方面又受生存竞争的支配,这种竞争使初生之物在达到成熟之前就遭淘汰了。只有在人类之中,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冲突,因其他的影响而变为复杂了。一方面,对将来的顾虑使许多人控制他们的自然冲动:有时这是为了克尽父母之责的目的;有时则是由于卑鄙的动机,例如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就是这样情况。另一方面,社会以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制裁,对个人施加压力,以达到有时加、有时阻碍人口增长的目的。

需要是基于获得商品的欲望,而供给主要是决定于克服不愿遭受“负商品”的心理。这种负商品通常可分为两类:劳动和展缓消费所引起的牺牲。这里只要大概说明普通劳动在供给方面所生的作用就够了。关于经营管理工作和由于积累生产资料所造成的等待而引起的牺牲有时如此但不总是这样,以后也会加以类似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论述。

第三节对于货币效用的变化必须加以考虑。

第三节但是,有时广泛地使用财富这个名词以包括一切个人的财富在内较为妥当。

第七节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生活。参看附录三。

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迅地、简短地并正确地记下来供他自己之用:并使他确信他对他的结论已有足够的——仅仅是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但是,当我们必须使用许多符号时,除了作者自己之外,任何人都觉得非常麻烦。古尔诺的天才虽对于得到他的启的人必然给予一种新的智力活动,才能与他相似的数学家们虽可使用他们得意的方法为他们自己扫清道路,以达到经济理论中那些只是外表才被提到的困难问题的一部分之中心;但是,经济学说改成冗长的数学符号之后,是否有人会细心阅读不是由他自己改写的这种数学符号,似乎还有疑问。然而,在数学语言的应用中已经证明对我自己的目的最为有用的一些范例,已被合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

附录四抽象推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第一节经济学中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数学所的服务的性质及其局限性。

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或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的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很显然,经济学上是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的。经济学家甚至像李嘉图也没有作过这样的尝试。经济研究中经常使用数学公式,初看起来似乎主张与此相反的东西;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们现这种主张是虚妄的,也许除了某理论数学家为了数学游戏而使用经济学假设的场合,因为那时他所关注的是,根据经济研究已了宜于使用数学方法的材料这一假设来证明这种方法的潜力。他对这种材料不负技术上的责任,而且往往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如何不足以承担他那强大机器的压力。但数学上的熏陶有助于运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清楚地表述经济学推理的某些一般关系和某些简短的过程,而这些虽然能用日常语言表述,但表述得不能同样轮廓分明。尤其重要的是,用数学方法处理物理学问题中的经验使我们对经济变动的交互作用的理解,比用任何其他方法所得到的理解更加深刻。直接运用数学推理去现经济学真理,近来在大数学家手里对研究统计平均数和机遇率以及衡量相关统计表的一致程度都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节独立思考是科学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它的作用并不在于提出抽象的假设,而在于使广大范围内生作用的现实经济力量的错综影响相联起来。

如果我们闭目不见现实,我们可以用想像来建造一所水晶大厦,它将间接说明现实问题;并且对那些全然没有像我们所遭遇的经济问题的人来说也许饶有趣味。这种游戏往往有意料不到的价值。它启心灵,并且似乎只能带来好处,如果清楚了解它的目的的话。

例如,货币在经济学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来自它是动机的尺度而非努力的目的这一论断,可以由下述假想加以说明,即货币充作动机尺度的这种专门用途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也许是我们世界中所特有的偶然现象。当我们要引诱某人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给他钱。的确,我们可以诉诸他的慷慨或责任感;但这就要引动那已有的潜在动机,而不是补充新动机。如果我们必须补充一个新动机,我们一般要考虑恰恰使他值得做某事需要货币若干。诚然有时充作行动引诱的感恩、尊敬或荣誉可以表现为一个新动机,尤其是它如果能凝成一定的具体形象;例如,像有权使用学士字样,或佩带星勋章或爵士最高勋章。这些荣誉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也只和少数事件相关的;它们不会充作支配人在日常行动中的那些普通动机的尺度。但是,政治上的功绩通常都以这些荣誉加奖,很少用别的方式。这样,我们就逐渐习惯于用荣誉而不用货币来衡量它们。比如我们假定某甲为他的党或国家利益的效劳,按照情形,适当地酬以骑士身份,而这种身份对某乙的报劳却显然不足,因为他已获得了男爵身份。

很可能,也许有些世界,其中没有人听说过物质东西或一般所理解的财富的私有制;各种善行都按等级表授予荣誉。如果这些荣誉不通过外力的干涉而能彼此转让,则它们可以充作动机力量的尺度,如同货币对我们那样方便和精确。在这个世界中,尽管很少提到物质东西,也完全不提到货币,也可以出现和我们现在相似的经济理论着作。

坚持这点,看来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但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人们的心中就经济学上占支配地位的动机尺度和极端重视物质财富而忽略其他更高尚的目的这两件事情,产生了错误的联想。衡量经济动机的尺度所需要的仅有条件是,它应当是某种确定的可以转让的东西。它采取一种物质形态实际上是方便的,但不是必要的。

第三节续前。

从事抽象,如限制于适当的范围,则是一件好事。经济学所讨论的那些人类经济动机的广度曾被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作了过低的估计;而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强调却是一种贡献。但他们似乎误认为英国经济学的鼻祖也忽略了它。殊不知留有很大余地让读者的常识去补充是英国人的一种习惯;在这种场合,过分保持缄默会经常引起国内和国外的误解。这种缄默也曾使人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比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还要狭隘,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还更不密切。

例如,人们过分注意了穆勒的这一论点即,“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是专门从事于获得财富并消费财富的人”《论文集》第138页,《论理学》,第六篇第九章,第三节。但所忘却的是,他在那里是就抽象地讨论经济问题来说的,这种抽象讨论他曾一度设想过,但从未实现,而宁愿着述《政治经济学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也遗忘的是,他继续说道,“一个人的一生中,既不受除了追求财富以外的任何动机的直接影响也不受它的间接影响的行动,也许是没有的”;其次遗忘的是,在讨论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他经常考虑到追求财富以外的许多动机见以上附录二,第七节。不过,他对经济动机的讨论,不论在本质上或方法上,都不及他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赫尔曼。

在克尼斯的《政治经济学》第三章第三节中有这样一个具有启性的

论点,即不能购买的不能衡量的愉快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且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的趋势;英国读者可以参阅塞姆所着的《工业科学大纲》。

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瓦格纳的巨着就三版中关于经济动机分析的主要项目。他把经济动机分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两类。利己动机有四:第一个也是经常起作用的动机是争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畏惧个人的经济困难。其次是畏惧惩罚,和希望报酬。第三是荣誉感,和争取承认,其中包括希求他人的赏识,以及畏惧羞耻和轻蔑。最后一个利己动机是,贪求职业,和活动的乐趣;以及工作本身及其环境的舒适,其中包括“行猎的快乐”。利他动机是“内心命令善行的冲动力,和责任感的压力,以及畏惧个人内心的谴责,也就是说,畏惧良心的谴责。在它的纯粹形态上,这个动机表现为‘绝对命令’,人之遵从它是因为人在内心感觉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的命令,并且感觉这种命令是对的……遵从这种命令无疑会产生快感,而违反这种命令则感到苦痛。这些感觉在驱使我们或参加驱使我们继续或停止行动方面,往往有和无上命令同样强烈的作用,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这点而论,这个动机本身也具有利己因素,或至少使它消融成一体”。

经济学原理--附录五资本的诸定义

附录五资本的诸定义

第一节产业资本不包括雇佣劳动的全部财富。

第二篇第四章中说过,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一词的用法,除了遵从一般商业上的习惯即商业资本是别无他法的。虽然这种用法的缺点很多,也很明显。例如,它迫使我们把游艇看成是资本,而不把游艇制造者的车看成是资本。因此,如果他过去一直是常年租车,而不是零星租车,把一只游艇售予过去一直租游艇的制车商,并买了一辆车以供自己使用;则结果是,本国的资本总额有所减少,减少之数为一只游艇和一辆车。虽然没有东西遭到破坏,虽然储蓄品仍旧相同,它们本身对当事人和社会带来和以前相同的甚或更大的利益。

这里我们也不能利用资本因其具有雇佣劳动的特别力量而区别于其他财富形式的这一概念。因为事实上当游艇和车在商人手中,从而算作资本的时候,比它们在私人手中,不算作资本的时候,对劳动的雇用将有所减少,减少之数等于划船和驾车的劳动。以饮食店和面包房那里所有的设备都算作资本来代替私人厨房那里没有东西算作资本,对劳动的雇用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在企业雇主下,工人也许可能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但他们所得到的物质福利和工资相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比在私人雇主的松散制度下要少些。

但是,一般都忽略了这些不利条件;几种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得资本的这种用法风行一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私人雇主和受雇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涉及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或普通所谓劳资双方之间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冲突行动。这点曾为马克思和他的信徒所强调。他们公开使资本的定义以此为转移;他们断言,只有那种生产资料才是资本,这种生产资料是由某人或某群人所占有,一般通过雇用第三者的劳动,而用于生产他人所享用的东西;从而生产资料所有者有机会掠夺或剥削别人。

其次,资本一词的这种用法,在货币市场上和在劳动市场上都是便利的。商业资本通常是与信贷联系着的。如果人能看见运用资本的好机会,则他毫不犹豫地进行借款,以便增加他所支配的资本。为此他能通过一般商业手续提出他自己的商业资本作为担保,比提出他的用具或私人车辆更加简便易行。最后,某人仔细地计算他的商业资本账目,他当然酌加折旧,从而使自己的资本不动。自然一直常年租车的人能用铁路股票的售价购买一辆车,而这种股票的利息比他所付的车租要少得多。如果他把年收入积累到车被用坏的时候,则这种收入将能给他购买一辆新车,而绰绰有余。这样,他的总资本因这种变动而必将有所增加。但是,他也许不这样做,如果该车为商人所有,则他可以通过一般商业行径对它补偿。

第二节关于两种主要性质即预见性和生产性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之无谓。

让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资本的定义。已经指出,唯一严格的逻辑立场是大多数用数学阐明经济学的那些着作家所采取的立场,它把“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等同起来;虽然这种方法使他们失去一个有用的术语。但是,不论某学者在开头采取什么定义,他觉他包含在那个定义中的各种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他所必须处理的各个相连问题之中。因此,如果他的定义以精确自命,则他势必用解释各资本要素和所述问题的关系来补充这个定义;而这种解释在本质上和其他学者的解释十分相似。从而,最后结果趋于一致;而读者不管经由什么途径都可以达到十分相同的结论,虽然要看出潜藏在形式和措辞上的差异的底里的本质上的统一,也许比较费事。开头的分歧原来却比所想像的害处要小些。

此外,尽管措辞不同,而各代和各国的经济学家对资本所下的定义却是一脉相承的。的确,有些经济学家侧重资本的“生产性”,而有些经济学家则侧重资本的“预见性”,这两个术语都不是完全精确的,都没有指出严密的分界线。虽然这些缺点是精确分类的致命伤,但那只是次要的问题。关于人类行为的事物,是从来不能根据任何科学原理加以精确的分类的。纳入一定类别而为警官或关税员司参考的那些东西可以制定精确的表,但这种表也显然是人为的。我们应该慎重保存的是经济传统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如我们在第二篇第四章的末尾所指出的,没有一个聪明的学者曾遗忘了生产性方面,或预见性方面。但有的人着重讨论了某一方面,而别的人却着重讨论了另一方面。不论在哪方面要划一条确定的分界线是有困难的。

那末我们看一看把资本当作人类劳作和牺牲的结果,并主要用于获得将来利益而非现在利益的各种东西的蓄积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是明确的,但它不能使我们作出确定的分类;如同长度的概念是明确的,但除了用任意一个界尺不能使我们划分长墙与短墙一样。

当野蛮人收集树枝以保护他过夜的时候,他表现了某种预见性。如他用木竿和兽皮搭了一个帐篷,则他所表现的预见性更多,如他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则他所表现的预见性越更多。当文明人用坚固的砖房或石房代替小木屋的时候,他表现了日益增加的预见性。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划出一条线以区别那些东西,它们的生产是为了未来的满足而不是为了现在的满足。但这种界线也是人为的,不稳固的。寻求这样一条线的那些人们,现他们的地位不稳固,除非他们把全部积累财富当作资本包括进去,他们就不能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这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由许多法国经济学家得到的;他们沿着重农学派所指示的方向,运用资本capital一词以包括全部积累财富,亦即生产过消费的总差额,这种用法同亚当·斯密和他的直接继承者运用股本stock一词的意义大致相仿。虽然近几年以来,他们有一种从狭义的英国意义使用资本一词的显着趋势,但同时德国和英国有些渊博的思想家却沿用从前广义的法国定义。这点特别显着地表现在那些学者身上,他们和杜阁一样,喜欢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其中最着名的是赫尔曼,杰文斯,瓦尔拉和帕累托与费希尔教授。费希尔教授的着作立论精辟,见解丰富,赞成资本一词的广泛定义。从抽象的数学观点来看,他的论点是无可争辩的。但他似乎很少考虑到那种合乎市场用语的现实讨论的必要性;也似乎忽略了白哲特的警告“以固定使用的有限词汇来表示复杂事物的不同意义”。

第三节续前。

不论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给资本下一个严格的定义时大多侧重于它的生产力方面,而对资本的预见性却比较忽视。他们把社会资本看成是生产手段或生产资料的蓄积。但这个一般概念却有不同的解释。

根据从前英国的传统,资本是由生产中辅助或维持劳动的那些东西构成,或如最近所说的那样,是由那些东西构成,没有这些东西生产不能以相同的效率进行,但它们不是自然恩赐品。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才作了上述消费资本与辅助资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