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看重“儒”的教育意义。在《周礼·大宰》中，曾出现过“儒”字：“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具体地讲，“儒”指的是掌握知识、掌握“道”并以此来教育、教化民众的人，也就是后世的“文化教员”。但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他们提出：《周礼》全书的真伪仍是学术界聚讼不已的问题，因此《太宰》篇的相关论述不足为凭。
例如：我们上数学课，会学到“勾股定律”，勾三股四弦五。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学到“毕达哥拉斯定律”：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两条数学定律存在相似之处，所以经常被人们拿来比较。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少中国人在比较两大定律时，总是会很自豪地强调我们的“勾股定律”要比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早提出几百年，并下意识地忽视两者之间程度上的差异。被人们忽视掉的其实是更重要的事实：“勾股定律”只是“毕达哥拉斯定律”中的一种情形；“勾股定律”仍停留在算术的层次，而“毕达哥拉斯定律”则已经进入到代数的层次，后者比前者的抽象思维水平高得多。
“五四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医都是些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言外之意，中医或是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或是自欺欺人、愚昧糊涂的傻子。总之，中医是无用的。鲁迅先生这样说自然有他的原因：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父亲便常年卧病不起，请了数不清的中医，喝了各式各样的中药，结果，父亲还是因病辞世，这对他的打击很大。我们读他的作品，经常能感受到其间弥漫的中药味和与之相伴随的压抑与愤懑。后来，鲁迅赴日本仙台学习西医正是受此影响。尽管转而学文，但对西医的肯定和对中医的不信任，却已经沉浸在鲁迅的思想中。其实，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他们对旧中国的愚昧、落后有着切肤之痛。欧美甚至日本的强势崛起与泱泱中华的卑屈沉沦构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不少中国人在追究近代中国悲剧之根源时，不由得对传统文化也产生强烈的质疑。“打倒孔家店！”“废除读经！”……于是乎，传统文化一时间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了中国向科学、民主的康庄大道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成了面目可憎的僵尸和幽灵。
有一点必须承认，在这四大古国中，中国是相对较晚的一个。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中华文明也是这四大文明中唯一保存、延续至今的文明。当古埃及文明只留下诸如木乃伊、金字塔等遗迹供人凭吊时，当古巴比伦文明已经飘散在空中花园的传说中时，当古印度文明被南下的雅利安人拦腰斩断时，中华文明却因其坚韧而顽强的生命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以通达睿智的头脑、海纳百川的胸襟，涵融不同的文化因子，汇聚成越时空、绵绵不息的文明之河！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儒家”又被称为“儒学”、“儒教”，三者其实是一回事：从学派、团体的角度，可称之为“儒家”；从学问、学术的角度，可称之为“儒学”；从信念、信仰的角度，可称之为“儒教”。当然，这些称呼上的细微差别又传递了一个信息：在中国文化史上，“儒”既是一个有共同宗旨的思想团体、学派，又是一种体系化的学问，同时还具有鲜明的宗教性、有着越性的诉求。
那么，究竟什么是“儒”？儒家展的历史脉络到底如何呢？这就涉及到儒家历史的分期问题。
自孔子创立儒家以来，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展演进。如何把握儒家的历史脉络？这对于儒学研究者来说，是需要先解决的问题。现代以来，学者们依据各自的观察视角，提出了若干种有代表性的儒学分期说。例如牟宗三主张将儒学的展史分为三期；李泽厚则提出了“儒学四期说”；成中英主张将儒学的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为了方便按照历史的脉络把握儒学，在介绍儒家的“历史篇”时，本书采用的是儒家四期说。第一期为儒家的原创时期，即孔、孟、荀等创建时期；第二期为儒家的成熟时期，即儒学制度化和经学化的时期；第三期为儒家的变革时期，即宋明理学对汉唐儒学的反思、变革与越的时期；第四期为现代新儒家，即面对西方文化挑战，重建儒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时期。除此之外，本部分在开端还专门列有“儒家的渊源”一章，用以交待儒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源头，以免突兀。
被列为儒家重要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在谈到孔子思想的精神旨归时，说了这么一番话：“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后两句是讲孔子创建儒家乃是顺应天地，而前两句，则可看作是对儒家渊源的归纳。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在精神上遵循尧舜之道，并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制定的礼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