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干，是商朝第二十八代君王太丁的儿子，是商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叔父。纣王即位后，荒淫暴虐、倒行逆施，并且残杀敢于劝谏的臣子。眼看商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比干冒着死亡的危险，几次三番向纣王进谏，直斥其非，希望他能幡然悔悟。纣王恼羞成怒，说道：“你总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好，想必你是言行端正的圣人了！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我倒想看看你是不是也心有七窍！”说罢，命人在都城朝歌的摘星台剖开比干的胸腹，取出他的心肝。这个惨烈的故事说的是敢于进谏、以死抗争的忠梗之臣。不曾想，有一些具备“特殊才华”的中国人居然据此得出了一个令国人“振奋”的结论：中国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经有了人体解剖学！
“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砸，百货店不砸，偏偏要把最重要的、像命根子一样的粮食店打倒。他们不知道，一旦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没有米、面吃，就只能吃洋面包了。要知道洋面包我们是吃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
然而，儒家的命运在二十世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这个故事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学者们的机智，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反映了民国以来人们对待儒家的复杂态度。
或许是与儒家产生的时代隔得太久远，抑或是儒家文化本身包含的内容过于博杂，现代学者在“究竟什么是‘儒’”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中国的汉字讲究“形”“声”“意”的结合，许多文字的字形与字音都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原始的信息。于是，有些学者主张从字源学出来理解“儒”。在已经出土整理的商代甲骨文中，并没有“儒”字。在稍后的西周时期铭刻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中，也没有现“儒”字。但金文中有“需”字，为会意字，上部为“雨”，下部为“天”。金文中“天”同“人”，所以，“需”象征人在雨下，意思为求雨之师，也就是负责向上天祈祷求雨的神职人员。由此，“儒”蕴含了“需求”和“祈祷祭祀”两方面的意思。
还有学者看重“儒”的教育意义。在《周礼·大宰》中，曾出现过“儒”字：“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具体地讲，“儒”指的是掌握知识、掌握“道”并以此来教育、教化民众的人，也就是后世的“文化教员”。但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他们提出：《周礼》全书的真伪仍是学术界聚讼不已的问题，因此《太宰》篇的相关论述不足为凭。
《汉书·艺文志》是较早地对先秦文献进行总结的重要资料。据其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其作者班固主张“诸子出于王官”，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均来源于周王朝的各种官职，都是出于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例如：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而儒家，则是出于“司徒之官”，以诗、书、礼、乐为教，继承传统文化的因素最多，作用是以自己掌握的文献来辅佐君王教化民众。儒家思想与三代文化，尤其是西周的礼乐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是研究古代思想与文化的重要参考。据它记载：“儒，柔也。术士之称”，许慎认为“儒”的本意是“术士”。
胡适据此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就叫《说儒》。他提出：“儒”就来历看，均源自殷商的遗民。因此，以“柔”训“儒”，第一层含义就是他们和殷商时期的人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衣服，带着帽子；第二层含义是他们行动文弱迂缓，奉行殷商文化的礼仪。胡适最关注的是“儒”的第三层含义：由于他们都是殷商遗民的微妙身份，所以言行举止显得格外小心翼翼，遇到问题总是忍辱负重，甚至有些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