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吓了一跳，“你认识我？”
maozedong时代，象我这样八辈子农民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进入城市。是邓小平给了我一机会，不问出身，统一参加考试，我才变成了城里人。而我的姐姐们，并不比我笨，却没赶上高考，所以只能是农民，自此，我们一奶同胞，就要天壤之别了。
父亲又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给了我，并掏出3o块钱，亲自解开我的裤子，把钱和通知书装进了母亲缝在我内裤上的口袋说，“没事，别老看啊摸啊的，越那样越容易丢。在火车上要按顿吃饭。到学校就来信，把剩下的钱存上。”
“想什么美事呢吧”小于歪着头问。
回到宿舍，孙卫国的上铺蚊帐也放下来了，说明有来了人。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吃完饭，区队长说上午去领被装，大家登记服装号码。最大的是一号，我是五号。
被装领回来，当然，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拥有最多的衣服，还是新的：夏装（的确良）两身、衬衣（粗布）白色绿色各一件、裤衩（粗布）三角平脚各一件、衬裤（粗布）两件。然后还有，水壶一个、茶缸一个、毛巾一条、脸盆一个。
我之所以对这些，二十多年后还记忆犹新，是因为这些给我的感觉是震撼。能同时拥有这些这样的东西，我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贵族――当时1o亿中国人中，不过1亿人有这样的财富。
从里到外换上全新的衣服，就中午了。
这次，不是简单站队就去吃饭了。
值班的通讯区队，也就是一区队长喊，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然后，用只有在电影中看到国民党军官用过的姿势（后来知道，就是跑步，但特正规）跑向队长喊，队长同志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队长喊，请稍息。
区队长喊，是。并转身跑到队伍前，喊，稍息。
队长用几乎木偶似的姿势走到队伍前，“同志们”
见大家没反应，他说，“穿上这身军装，你们就成了军人，以后听到指挥员和长说同志们，要立正。好从来一遍，同志们！”
我们一起立正。
“请稍息，同志们……”
大家又一起立正。
“别”队长有些笑了，“我高呼同志们的时候，大家要立正，但用正常语气时，就不用了，稍息吧。”
“同志们，今天起，你们就将要是一名军人了。什么时候把“将要”去掉呢，就是给大家领章帽徽的时候。要想领到领章帽徽，那接下来的一个月，你就要脱层皮、掉块肉，这就是被称作魔鬼一个月的新兵训练！”
二十多年后，我还敢保证，他说的话就这样，一字不差。
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丝没感到“魔鬼”的存在。
在9月份的阳光下练队列即使踢正步，我的感觉要比在生产队干活轻松多了。
8月6日，录取通知书送来时，我正在地里拔麻。
8月的阳光不知要比9月强烈多少。
而拔麻，现在已经绝迹。麻，就是用来做麻绳的植物，一般有两米多高，大约有拖把把那么粗，长在地里，完全靠人用手拔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对也是农民出身的队长有些不解，军训会比农活苦？
把军训称为“魔鬼训练”的，只有城里人。
这就好像后来的所谓知青文学一样，粱晓声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也好，叶辛的《蹉跎岁月》也罢，把知青生活描写得象地狱，把知青干活说成劳役。那，我们世代生活在那里干农活的农民呢，难道是生活在地狱里的奴役。
知青在农村呆了几年，那几年就是蹉跎岁月了，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岂不是蹉跎一生？
陈胜起义前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事实上，那个年代，也就是被成为我们当家做主的年代，城里人就是“有种”。
所以，二十多年后，我对所谓魔鬼一个月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除了，孙卫国开枪打死了王建国，并打伤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