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不知道“河南人惹谁了”,在上海不太受那些善良的、有些知识又有些无知、有些高傲又有些心虚的本地人的欢迎。大概是因为某些河南人在上海做了不少坏事,以至于厌乌及屋,仿佛所有的河南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大多数普通人所共有的缺点就是以偏概全,尽管我们从小就受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但真正看待问题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用上唯心的、或者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李云杰就是河南人,刚大学毕业,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他便只身来到上海,像许多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一样,希望在这个大都市闯荡一番自己的事业。外地人在上海难免遭到歧视,尤其是河南人,但他的普通话还算流利,只有同乡才听得出他的口音。他受到的令他难忘的一次歧视恰好就是他将自己的简历递给一位怒气冲冲的面试官,面试官怒气冲冲地朝简历上看了一眼,也许只看到了他的籍贯,便将简历丢还给他,同时丢给他的还有用鄙夷不屑的口气说出的三个字:河南人。若不是对方有三个人,并且看上去都不像软弱之辈,他一定会和那面试官打起来。

当然,李云杰在上海找不到好差事绝不能怪罪于斯。这只是题外话。傲慢与偏见古今中外无处不在,指望人人都做一个上帝虔诚的子民,那是耶稣的幻想。我们还应该客观公正地指出,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很少了。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慢慢体会到这种歧视毫无意义,只有那些头脑里装着优越感、本身却缺乏优越感的人才会顽固地坚守歧视这块阵地。

李云杰常常梦想着获得成功,却不愿为此付出乎寻常的努力。这一点仅从他的学习成绩就可以看出来了。他读的是一所三流高校,大学时的成绩也一直是中下水平,从没拿过奖学金,因此到了上海才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说实话,他从内心深处不愿做这份在许多人看来是不体面的、没有底薪只有百分之二十提成的工作,简直丢人现眼。如果他的同学知道他做这种事,尤其是女同学,他简直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若不是他愿要在上海闯下去,他可能早就回河南老家开面馆了。

可是他更加吃不得苦,受不得气。他本来在金山区一家木材加工厂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高、但还勉强称得上是白领阶层的工作——车间基层管理干部。这份工作所要求的与他的性格和习惯格格不入。每天早上七点半之前他就得和工人们排着队在厂门口打上班卡,对于一向爱睡懒觉的他的确是种考验。有一次他穿着一件糅皱的、放在桶里一个星期没洗又拿出来穿的衣服,碰巧那天醒得晚,睡眼惺忪,头蓬散,那些保安都把他当作普通工人,对他大呼小叫,要他按秩序排队,他差点为此事跟保安打起来。接下来十几个小时他便得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和粉尘飞扬的车间里度过,做着些与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毫无联系的工作,面对的都是些成天板着脸、只会生气不会笑的主管或者经理。晚上八九点钟下班后,他得在大众浴室里与工人们抢水龙头洗澡,然后回到宿舍倒头睡觉。更为可气的是一日三餐。如果说工作和生活是难以忍受,那饮食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早餐吃的除了稀饭、馒头和包子再也找不出第四种东西了。中午和晚上虽然花样多一些,但那些在一个可以用来做储水缸的炒锅里炒出来的菜实在叫人难以下咽,偶尔还掺杂着一两根头。这样过了十几天,他和以前的上司,他的车间主任,一个经期不调的更年期妇女——他是这么称呼她的——吵了一架,就拍拍屁股走人。“拿这么点钱做得又苦又累,还要受这么多气,简直是耽误我的大好青春。”临走的时候,他丢给以前的上司这么一句话。他觉得自己再继续做下去简直就是一个晶莹剔透的花瓶被拿来当马桶用。

不过,目前做这份推销员的工作在他看来也是被当作马桶用。他做这份工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找不到比在木材厂当基层干部更好的工作,于是他就暂时呆下来。既然到哪儿都被当马桶用,那至少也得当个受人尊敬的马桶。做推销员,虽然常常遭到顾客的白眼,但同事之间先后处还算融洽,经理也不会给他脸色看。当然,他看中的不是推销一个产品能拿百分之二十的提成,而是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无形财富。在他看来,而且确实,在这里做一年的推销员得到的社会经验等于其它行业的推销员做五年得到的经验。他几乎每天拜访两三百个客户,从马路边的修鞋匠到高级写字楼里的高级经理,从骑三轮车的送货员到开奔驰的驾驶员,仿佛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潜在客户。对他们这一行而言,世界富比尔•盖茨和拾易拉罐和塑料瓶的老太太没什么分别,而后者更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客户。他们拜访的客户数量在所有行业里,除了乞丐就属他们最多了——如果乞丐乞讨也算拜访客户的话。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

李云杰至今为止只有一件值得骄傲的、而他也常常拿来炫耀的事情。还在大学期间,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出谋划策,帮当地一家手机专卖店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促销活动。虽然活动内容大部分是抄袭来的,但最终的结果达到了专卖店的期望。遗憾的是,他把这次活动写在简历里,并没有引起任何用人单位的注意。但他注意到了这次活动里一个小小的、没有被其他同学察觉出的细节。主办方——手机专卖店的老板花了八千块搞这次活动,分到他们几个同学手中只有两千,专卖店的经理——按照他的推测——应该吞了三千,将此生意介绍给他们的中介人拿走了另外三千。从这件事里,他认识到要挣大钱就得靠手段、耍小聪明。

无论如何,他还是个有点小聪明的人。有个外国笑话可以解释他这点小聪明。

麦克从小被人看成笨蛋,经常被一些大孩子拿来取他开心。有一个叫杰克的大男孩很喜欢捉弄他,经常将一个一元的硬币和一个五角的硬币丢在他面前,叫他拿一个。而麦克每次都是拿五角的那个硬币。有人奇怪地问麦克:“难道你不知道一元的硬币比五角的硬币值钱吗?”麦克回答:“知道。”那人又问:“那为什么你每次都拿那个五角的硬币?”麦克说:“如果我拿一元的硬币,杰克就不会再和我玩这个游戏了。”

李云杰有点杰克式而不是麦克式的聪明,也就是说,他自作聪明。不过他没有看到,即使看到了也不会承认,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他都败在自己的那点小聪明上。相反,他总是为自己有点小聪明而沾沾自喜,并把它当作未来成功的源泉。

的确,他记心很好,许多名言读两三遍就能倒背如流,口才也不错,反应也快,说话时有一种别人只在写作时才会有的加上许多形容词和副词的习惯。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过于自信,以至于变成自负。自信与自负,虽然只有一点轻微的差别,却注定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自信不言而喻,自负就是过分的相信自己、过高的评价自己。拿破仑年轻时期充满自信,但随着成就与荣耀不断地降临在他身上,在绚烂夺目的光环的照耀下,他就变得骄傲自负、不可一世,自以为可以与天下为敌,最终促成他的失败。可笑的是,我们这位可怜的主人公迄今为止一事无成,毫无荣耀之光,却相当地自负。当他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时,他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位英俊非凡、气宇轩昂的英雄豪杰,打遍天下无敌手;当他读卡耐基的励志书籍时,他想象着自己的名字已经爬上了财富排行榜,并且牢牢占据位;当他踢足球时——这是他大学时代的主要爱好与运动,他想象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带领中国国家足球队闯进世界杯,并一举夺得冠军,尽管他在系足球队只是个替补。幸好他对政治只是谈谈,并无兴趣,否则天知道他会将自己摆在哪个位置。

当然,那种年少轻狂的梦想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挫折的打击、生活的压力逐渐消退了。他渐渐地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生活。当他看到生活并不如梦想那么容易时,他便自怨自艾,期待着财富自动降临到自己头上。“只要能找个两千块一个月的工作就行。”他在颓废时就这么想。

他与时俱进,高中时崇拜拿破仑,上了大学便改为崇拜比尔•盖茨。他读过不少书,也了解一些成功人士的生平。他赞美比尔•盖茨惊人的智商,羡慕不已,却忽略了比尔•盖茨在成为微软总裁之前曾经付出过人的努力。他常常抱怨自己没有早出生十年,否则的话他就可以获得和波司登的老板高德康那样光彩夺目的荣耀了。不过,如果要他每天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往返于常熟和上海之间,挨家挨户地联系客户,那他宁愿放弃这份荣耀。他羡慕这份荣耀,却打心眼里鄙视这种他斥之为愚蠢的做法。“我可不会那么傻,成功是要讲究方法的。”如果他处于高德康的情况,他会如是说。有时候他也感叹没有自己没喝过洋墨水,否则的话可以像搜狐总裁张朝阳一样搞个网络公司,到纳斯达克上市,一夜之间身价过亿。这第一是因为他出身于普通家庭,父母有钱供他上大学,却没有钱供他出国留学;第二是因为他学习成绩平平,没本领拿到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幸好他虽然没有为此责怪自己,但也没抱怨父母。

他的情绪也时好时坏,开心时高谈阔论,志得意满,仿佛成功在望;不开心时垂头丧气,怨天尤人,有如末日来临。他缺乏坚定的意志,或者说如果他有坚定的意志的话,那也只表现在他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玩电脑游戏,追求心仪的女孩等。他生来就缺乏成功者应有的素质,却常常梦想着成功者的荣耀。

他喜欢议论,喜欢辩论,也喜欢争论。一次一个好心的中年女子问他为什么年纪轻轻却不务正业,做这种传销工作。他硬是同那女子争论,要纠正她对自己以及对自己工作的认识。后来还为此事生了半天的闷气。

顺便补充一下,他还没有俘获叶子的芳心。那不过是他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罢了,正如他常常自作聪明。他不知道现在的女孩不像十年前那么单纯,那么好骗。头脑简单的女孩简直是极品,再过几年就成为国宝了。不是环境使她们变得复杂,而是她们适应了复杂的环境。有时候,他既希望自己是杨过,又希望自己是韦小宝,有时候也希望自己是这两人的合体。不过他从未想过如果这两人的特色集中在他一人身上,结果会成什么。大概他是想凭着自己的风流倜傥和英俊潇洒获得女孩芳心,如果不行,那就再用苇小宝那套坑蒙拐骗的手法。其实他挺讨女孩欢心,但很多女孩都认为他是那种不可靠的男孩。加上他眼高手低,心目中只有叶子,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女友。“我差不多已经追到她了。”这是他向别人吹嘘和自我安慰时说的话。

他目前的生活很简单,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去公司报到,和同事们寒暄一番,接受销售技能培训,然后背上背包沿街推销,下午返回公司总结一天的得失。星期天则坐在家里休息,或是到网吧上网,或者和朋友聚会,互相打听别的同学混得怎样。他每天挣得不多,平均二十多块,一个月下来比他在工厂挣得少多了,但够他的基本生活。2ooo年的上海不像现在,那时候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小巷子里尚能找到三块钱一碗的面和五块钱一份的快餐。他挣得不多是因为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他的工作做得不好是因为:第一,他常常放不下面子,常常要在队友的鼓励下才去推销;第二,他天生心浮气躁,缺乏耐心,总想一举成名,一步登天,一夜暴富,不愿为成功付出努力。

“旧中国压在穷苦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改头换面,更名换姓,压在我的头上,它们叫做房子、票子和妻子。没票子就没房子,没房子就没妻子。一位不知姓名的姐妹在互联网上号召其他的姐妹们嫁人要嫁个有房子的。我很赞赏她的观点,只怪自己没本事。”在去公司的路上,李云杰心里出这样的感慨。他在心底承认,这些肺腑之言多少和昨天看见的那个他认为国色天香的女孩有些关系。“一部分人过早地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成果,充分体验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可大部分人,像我一样,还在为一日三餐着急。看来基督教徒在吃饭前感谢上帝赐予他们一餐饭而不是一辈子的饭是有缘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