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二次北伐，不同于第一次北伐，第一次北伐是革命正义之师，所依靠的是以工农为基础的全国民众，是以武装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而第二次北伐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依靠力量是新军阀，第二次北伐胜利成为了新军阀的分赃闹剧。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范围，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枪、有钱、有粮、有财，也就有了政治地位，总之，地盘是其赖以割据的基础。因此，北伐结束后，四大军事集团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挖空心思，使出浑身的本领。
王家烈统治贵州时期，虽然提出以“整顿庶政”作为施政的方针，但是只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不去实行。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唯我独尊，生活奢靡，终日沉溺于酒色，吃喝玩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的老婆万淑芬铜仁县人权欲很强，乘机干预军政要事，很快掌握了8个团的兵力，并往返于南京、广西之间，到处活动，大量安插万氏家族和同乡，形成黔军王家烈军中的铜仁系。与王家烈的桐梓嫡系明争暗斗，两派斗得不可开交。王家烈对此事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勾结，横行霸道，横征暴敛，税收多如牛毛。这个已成乌合之众的“双枪”队伍，把贵州搞得天昏地暗，百姓苦不堪言，社会中下阶层怨声载道。上层社会有良知或者与王家烈有利害冲突者，也看不顺眼，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报告王家烈在贵州的劣迹。
第一，白北李南，使其难以相互照应。就桂系部队的现状看，蒋介石觉得，从桂系内部拉出队伍，分而化之，不仅难度大，还有可能引起反感，助其内聚。为了达到分化桂系的目的，他着手从外部小动手术。其办法是，把李、白、黄拆散任用，使他们不能相互照应。蒋介石千方百计地使这三个人不能在一起，用各种理由把桂系的人马分开，让他们分头驻扎，分散而踞。早在北伐前夕，蒋介石曾提名白崇禧担任北伐军参谋长，这让很多人惊讶，白崇禧当时虽然在军事上有些灵气，但其资历很浅，年纪很嫩，只有30来岁。连李宗仁也劝白崇禧不要去，但白崇禧看到这是为全国瞩目的位置，事关自己的前途，所以执意要去，派蒋介石安排为副参谋长，实际上代理参谋长，因为当时的参谋长李济深并没有到职。白崇禧以为自己的才能会为蒋介石所看重，他那知道蒋介石拆散于李白联盟于萌芽状态的意图。在北伐中白为蒋介石十分卖力，在军事上多次，为蒋解围，救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于水火之中，在政治方面，助桀为虐，在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事变时，献计出兵，很是卖力。然而，蒋并没有怎么重用白崇禧，这是当时政治上幼稚的他百思不得其解的。
他对任何一方都不表态，观望一下再作决断。
东北易帜步履维艰。前前后后，历经近半年。本来易帜是蒋介石、张学良都乐意做的事情，不太复杂，之所以如此艰难，主要是涉及到日本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本千方百计地阻挠东北易帜，美国则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1928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整理中美关税关系条约》。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征得南京政府同意，以赴朝鲜的名义，于8月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力劝张要坚定决心，尽早实现东北易帜，表明美国愿为此作出努力。蒋介石和张学良都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使日本陷于孤立地位。8月，他们分别打电报给正在美国访问的伍朝枢、孙科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阻挠东北易帜的行为。9月，蒋介石派张群以参加日本阅兵典礼的名义访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等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之事。11月，张学良派特使赴东京参加日本天皇加冕典礼，终于促使田中向张方特使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
张静江与蒋介石交往甚密。他们在革命年代，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参加革命，而且，张静江有恩于蒋介石，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生意蚀本时，他曾予以帮助，并合伙赚钱；在蒋介石因不能忍受粤军派系排挤，弃职回沪时，张静江给以指点、规劝，并出谋划策。蒋介石非常感激，称赞张静江能“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对其常怀“敬惮之心”，并将其视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孙中山蒙难，蒋介石应孙中山召唤赴难广州相助之时，特致函张静江，将自己的后事和两个儿子托付给张。
正是因为侍卫位低而权重的特点，在过去王朝，很多官僚都要想方设法地巴结侍卫、太监，给他们送钱送物，那当然还有送美女的。为的是想了解皇帝的活动，以便从中找到一些信息，心中有数，超前准备，以防不测。这样，在侍卫、内臣的岗位上奉职，贪污受贿的机会就比较多。
杜聿明军功显赫，而且没有任何背叛蒋介石的迹象，深得蒋的信任，因此，蒋介石把指挥这一大决战的重任交给了杜聿明。然而信任归信任，猜疑之心一定也不会少。特别是在此危重关头，他的一些爱将，或在战败情况下，不“杀身成仁”，或者战场投降，起义的也有。他还能信得过谁呢？他一方面搞战前感情投资，非常沉痛地对杜聿明说：“这一会战是生死之战，师生前途，在此一战。”最后他激励杜聿明说：“你放下枪，我脱军装。”杜聿明本来就是有几分血性的汉子，他看到校长如此信任自己，当即表明与共产党拼到底的决心。
评析：
1927年年底，蒋介石第一次下台后，南京中央政府被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所控制，为了排挤陈氏兄弟的势力，组织了所谓“中央特别委员会”。针对桂系此举，陈果夫组织了“中央俱乐部”，与桂系抗衡。桂系下台后，中央俱乐部控制了国民党，因其英文名字的两个单词是“c”字母开头，陈的这个组织被称为系。
他是个书呆子，为人也比较正直，也许蒋介石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只让其负责秘书工作，不让其担任实质性领导职务。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应其所愿，这正是蒋介石用人的娴熟之处，当然也包含着诡秘狡诈的一面。这期间，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写出来后，为避免留下骂名，陈建议不要以蒋的名义发表，这自然将自己洗脱干净了，因为一旦署上蒋介石的名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文到底是谁写的。这篇文章最后以徐道邻名义发表。
杨永泰看到演戏成功，见好即收，虽然顾及黄郛的利益谢绝出任外长，但应允蒋介石的邀请，担任起幕僚长之职。蒋介石起初对杨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量而后行之。蒋介石得了杨永泰这个“奇才”，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杨皈依蒋介石，也有所获，从此杨开始进入政治生涯权倾一时的巅峰期。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是智囊团的首席智囊。杨永泰给蒋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献之策对蒋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张治中的生日除了家中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没有人送礼祝贺了。当张治中40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自己都忘记了，而蒋介石却委派他的侍卫官送来祝贺生日的一封亲笔信，内队条幅，是蒋介石亲自手书的“自强不息”四个大字，另外附6000元支票一张，作为贺礼。张治中收到信件，自然非常感动。后来他坦陈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时说：“对那独夫异样忠诚。”
蒋介石对阎锡山用意自然领会，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于是，他决定还阎锡山一个更大的“面子”。蒋介石在阎的陪同下，在閰公馆刚一落座，寒暄完毕后，提出要到河边村拜望阎的父亲——閰老太爷。
黄埔军校并不等同于黄埔系。作为蒋介石御用军的黄埔系是他假办军校之名，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在军校内培植亲信，收罗打手，集聚反共势力，网罗军事人才，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逐步形成的一支以他们为核心力量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得意地将自己的这支御用军称为“黄埔系”。黄埔系自形成的时候起，就背离了接受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熏陶，经受北伐战争洗礼的黄埔精神。
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汤恩伯了。他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与上述两人有所不同。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注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汤恩伯被蒋所重用，费了一番周折。与上面两人相比，虽然也是浙江人，但却有些不同，他生就一付行伍相。有人曾对后来已得势的他做过这样的描述：汤恩伯是个黑头大汉，身上的服装，灰的、黄的、连同军帽皮带的颜色，总是凑成几节，暑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腿包着鞋跟，一只裤腿卷上膝盖，除接见外宾，很少见到他有整洁的时候。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恐怕这些劣习不是后来当了大官后才有的，可能在黄埔军校也是一个粗人相。实际上，他是个外粗内细，工于心计的人。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正式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在上海轰动一时。婚礼后，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在我们结婚之后，革命工作无疑地将有更大进步，因为今后我们两人决心尽全力从事中国革命。”
“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宗旨有两条，一条是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绝对服从蒋介石，维护蒋的独裁统治。它认为“蒋委员长实为中国现时唯一适当之军事最高领袖”，对他要唯命是从，“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二是鼓吹力行哲学和强权政治，践行法西斯主义。
评析：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率领军队，孤军深入，直捣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北军的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靠蒋介石，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公布，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后决定的。
第一、蒋介石政治上发迹的举荐人。戴季陶与辛亥革命回国的孙中山相遇上海。他以革命党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久仰的革命领袖，无比兴奋。而孙中山对这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记者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中华民国成立大典。此后，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戴被任命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对于赫尔利的访问，毛泽东非常重视，11月，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这样的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感觉相当乐观。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南京政府回答：“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商量，唯一不能接受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利用全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统治的呼声，没有丝毫让步。而蒋介石为了确保手中的权力，竭力进行讨价还价。
12月，桂系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只好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共同复职，到南京主持大政，国民党暂时得到统一。蒋介石以退为进，重新掌握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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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实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缩小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这些议案主要是针对蒋介石而作的，目的是削弱和限制他的权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的规定使蒋的权力大大地缩小。而且，中执委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明确地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一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到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