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杨永泰向蒋进言说，借追剿红军之机，中央军入川，以“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杨的进言更促使蒋介石把解决四川军阀问题与入川建立大后方的战略结合起来。
1926年，国民党在广东誓师北伐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宣布响应，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北伐由于这两支“异军”的加入，增加了北方对吴佩孚的钳制，这也是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因素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成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的尖锐对立。在宁汉对立的过程中，冯玉祥，支持了蒋介石，尽管冯有自己的打算。他是想让蒋介石尽快发兵继续北方，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奉系军阀，所以他声称要以武力帮助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是一个不小的支持。
蒋介石得知王家烈勾结李宗仁、陈济棠，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协议，反对他的蒋记中央，更视王家烈为眼中钉，时时都在制造机会，企图除掉这个祸根。为了顺手牵“王记”肥羊，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谋划。
李宗仁在政坛长期角逐，老谋深算，且为人比较宽厚仁慈，在这个军事集团中众望所归；白崇禧实干精神很强，有特殊的军事才能，又善于心计，在国民党的军事首脑中，在军事谋划上要高人一筹，素有享有“小诸葛”之美名。而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黄绍竑，此人擅长外交。这三人的特长互补，相得益彰，抱团紧密。即使黄绍竑后来离开桂系，但其基本上可以说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一直明里暗里为桂系服务。李、白、黄三个抱成一团，以广西为根据地，不断问鼎中原。广西这个地方底子薄弱，长期贫困，老桂系统治期间，横征暴敛，更是苦不堪言。李、黄、白经营新桂系后，将广西治理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被誉为民国的“模范省”。
其次，双方所派的人物量级相差甚至，而且认真程度大不相同。蒋介石在派代表与张学良接触，是一些政坛老手，位高权重，在政坛颇有知名度。吴铁城、张群都是“中央大员”，“国民党元老”，即使何成浚、方本仁虽然是打前战的，蒋介石在人选上也作了周密的考虑。他们俩人跟东北军有很深的渊源，与张学良沟通起来，没有什么隔阂。而冯玉祥、阎锡山所派人员只不过是具体办事之人，对东北军内部派系、人际关系不熟悉，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说的一些话，要么是一些大话、空话、套话，隔靴搔痒；要么，细起来，如数流水账，让人听起来心烦。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冯阎的诚意有所怀疑。冯阎是政出两门，冯的门徒与阎的门徒许愿不一致，更是让对方犯嘀咕；反观蒋介石的所派要员口径一致，始终如一，破绽不多，这样，张学良的信任投向蒋介石了。
蒋介石来到北平，亲自处理东北问题。他接见张学良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宣布服从三民主义，张学良仍然是东北三省的全权统治者。他还派人到沈阳同张学良直接谈判。这时日本政府加紧了干涉中国南北统一的步骤，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出面，以强硬的态度阻止东北易帜。随后，他还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一封信交给张学良，声称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其联系之必要；并表示日本愿给军事援助接济。日本方面，利用给张作霖治丧的名义，派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进一步威胁张学良说：“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张学良向日本人严正表示：我是中国人，我考虑的一切问题都是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话的，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坚决地顶住了来自日本的压力。但为谨慎从事，避免日本借口出兵，决定将易帜时间推后几个月。为了不让蒋介石产生误会，派代表多次向南京方面解释，表示东三省事实上早已服从中央，所差的只不过是悬旗这一形式问题。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蒋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调张静江为浙江省主席，这本是对张的警告，可他还不醒悟，又要争在国民党五院任职，又遭失败。后来，蒋介石感到过意不去，给张静江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随后又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由宋子文任主任，张的那个委员长成了空招牌。
在身边做事的亲戚，虽然经常接触最高当权者，但地位低下，眼看别人一个个升官，自己10来年里还是侍卫，他们心里总是不太安心。不过，蒋介石对这批人当然有其笼络的办法，那就是在经济上，对身边人非法敛财，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不堵财路，让其发财，但不让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显赫位置。
淮海之役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了灭顶之灾，11月22日，第七兵团被歼灭，黄伯滔被打死；24日，第十二兵团被围，徐州告急；杜聿明所率的兵团也被包围，华东野战军司令致书敦促杜聿明投降，杜拒绝，1949年1月，杜部被全歼，杜聿明被俘。
在投票过程中，青年党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企图，耍了手腕。第一次投票，一百来张的票全部投程潜。一来各候选人只希望初选过关，取得复选权，以维持一点面子；二来由于赵恒惕为程潜拉选票，而青年党一些人与赵恒惕的关系不错，故把票投向了程潜。第二次投票，青年党仍没有投李宗仁一票，使李宗仁的票数不至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次投票，青年党把选票全部投给了李宗仁。于是，李宗仁以压倒的多数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
由于历史原因，加上二陈确实为蒋介石办了很多事情，蒋介石对二陈非常重视。但也许是由于二陈太能干了，更由于陈的系的势力坐大，使蒋介石有一种功高震主的感觉。“后院起火”对于蒋介石来说那是可怕的，必须防患于未然。生性多疑的蒋介石时刻提防此事，逐渐对二陈势力有所控制。他利用戴笠的军统抑制二陈，在二陈与戴笠的斗争中，蒋介石是一直是明里暗里支持军统势力。对此陈氏兄弟尚未觉察，或者是有所觉察，但没有当一回事，还是竭力对外扩张自己的系势力，这样蒋介石决定给点颜色二陈看看。
蒋介石对陈之所以如此热情，是因为他急切需要一位既有文才又比较温和谦恭的人做他的高级幕僚。他虽然留心物色，苦于乏人。后来他对陈布雷有所耳闻，颇有好感，此次，陈布雷来到南昌见面交谈，认为陈担当此任最为合适，于是，极力挽留，并与陈果夫共同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此时，陈虽然还是客人，蒋介石便已开始借用文胆了，他常常要陈布雷代他写文章，蒋介石《告黄埔同学书》，就出自于陈布雷的手笔。此文发表后引起极大的反响。但陈布雷无意做官，只愿意从旁边帮忙，他以回报社复命为由，离开南昌。
然而，正是这个被蒋介石重用、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从自己的政治巅峰跌了下来。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胖”。这个理适用于官场。在南昌行营期间，杨永泰负责处理蒋的事务，不分巨细，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他先行过目；军政要人来南昌见蒋，也须杨批准。他红得有些发紫，遭到一些要员的妒忌，尤其是遭到以蒋家王朝“家里人”自居的派的妒忌。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挑唆蒋介石与杨永泰的关系，而杨永泰是一个老道的政客，越是有人挑拨蒋与杨的关系，他越是借用一切场合和机会表达对蒋的忠心。比如说，蒋介石对在“围剿”红军中打了败仗的将领常欲处之以极刑，下了“手令”，杨私自将“手令”扣下。但受处罚者并不领情，以为自己遭祸是杨向蒋进言所致。杨永泰的秘书为替杨辩白，出示了蒋的“手令”，杨严厉训斥秘书，说，“蒋是委员长，威望不可损伤，我作为幕僚长，应代之受过”。
蒋介石专门宴请韩复榘夫妇，让宋美龄作陪。由于韩的夫人是唱戏的出身，在官场受人鄙视。蒋介石如此以上宾相待，使韩十分感动。临走时，蒋介石还说，你们在北伐中劳苦功高，特地送你10万元现金，慰劳一下弟兄们。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率10万人马投靠蒋介石。
阎锡山越是不让去，蒋介石越是坚持要去，阎则顺水推舟，予以应允。阎急忙派人到河边村安排。阎在河边建有豪华府邸，一是为其父亲住，另外也是自己回家的临时行宫。他害怕蒋介石看见其家豪华，内心感到其奢侈，特意指示先回河边村安排人，将通往豪华花园的路堵死。并把新的墙皮铲去，保持很普通的样子，争取在蒋介石面前留下简朴形象。为了创造气氛，阎锡山还密令村长在街道边挂上标语，写上“热烈欢迎蒋委员长”。
评析：
汤恩伯早年在舞文弄墨方面擅长，写文章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当即写了一篇《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送给蒋介石。
鉴于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又不好得罪，只好回避，她到日本住了下来。
“军统”的组织系统较“中统”更加严密，从工作范围讲，开始两个组织系统有一个大体的分工，军统主要是对军队的控制，而“中统”则侧重于国民党内部的控制。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互有渗透，相互钳制。
北伐军被武装起义占领上海的工人纠察队迎进城后，蒋介石决定“清党”，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3．利用地域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对手。
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同学帮助也是无济于事，戴季陶只好决定放弃学业回国。临行时的路费也没有，与其同结为“松滨四友”的伙伴，卖掉了讲义、妻子的首饰，为他凑足了盘缠，于辛亥革命前夕，返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