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谈话多是回忆，比方แ回忆某次刻骨铭心的寿宴或丧宴。谈着谈着就会变成假设和吹嘘。刚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三斤ภ饭，马上就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二十个ฐ包子。这不算什么，更有强中强哼了一声，断ษ言自己一次可以吃下十斤猪板油外加两ä斤面条等等。为此当然会生争吵，生探讨和研究。有人不信，有人要打赌，有人志愿出任裁判，有人提议比赛规则，有人机警地防止参赛者作弊，比方แ防止他把猪板油煎成油渣了再吃，如此等等。这种差ๆ不多千篇一律的热闹，总是在离吃饭还早得很的时候就前出现。
我后来碰见过一位从江西回马桥探亲的人，叫本仁，约摸四十来岁。他给我敬纸烟，对我“老表”相称。在我好奇地打听之下，他说他当年跑江西就是因为一罐包谷浆参见词条“浆”——他从集体食堂领ๆ回一罐包谷浆，是全家人的晚饭，等着老婆从地上回来，等着两个娃ใ息从学校里回来。他太饿，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份先吃了。听到村口有了自己娃患的声音，便兴冲冲往碗里分浆，一揭盖子才现，罐里已经空了。他急得眼睛黑。刚才一罐包谷浆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๐经一口口吃光了？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เ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
我只能ม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แ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ใ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ศ的一切。直到今天为ฦ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ณ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แ人、法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ณ、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ณ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ร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ฐ念，就像马桥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传统当然十分可笑。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ว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แ，日本的资本主ว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แ，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ว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ว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ว义，还是没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ฐ“资本主义”概ฐ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เ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â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ว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党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แ面又一关共党分子的自我禁欲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ກ，只觉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เ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跑到เ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作政治难民给予收留แ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ม够想到เ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评出一次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ๆ让使馆官员感到เ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แ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原则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ม没有尊重。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则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