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信安排我去普查螺情，他搞内勤，整理草图。七月流火，新า场是河网地带，河边芦苇丛生，钻在芦苇丛中ณ查钉螺绝不是一项ำ轻松活，犹如钻在蒸笼里边。我不知道整理草图有多大工ื作量，反正张守信没有去查过螺情，成天在屋内，连太阳也晒不到。半个月下来，我走遍了新生一社沟沟浜浜，查清了螺情，除两ä个荷花塘外，其它河道全部有螺。
一开学，每名学生一根人的股骨和一副头骨，不是模型，是真的人骨，我们把它带回宿舍放在床底下，不时拿出来看看，牢记上面的沟和突。每个教室都挂一副人体骨骼。第一堂课就是人体解剖学，第一章就是骨骼学，书上画的是骨骼，床底下是骨骼，教室里也是骨骼，对人的骨骼构造慢慢熟悉了，胆子也大起来了。学完骨骼学，接着学肌肉学，在解剖实验室上课，弥漫着浓烈福尔马林气味的解剖室里，老师一边讲解，一边指着尸体的相关肌肉，起初大家心中有点怵，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记得54年冬，考试前，我去解剖室，对着实物复习，午饭前，自来水突然停了，我无法洗手，就戴了副纱手套去吃饭，并不感到害怕或恶心。做细菌学实验，接种细菌是很有趣的，将白金耳（白金丝做成的小环）在酒精灯上烧一会，待冷却后在培养皿的菌落（细菌在固体培养基上成长繁殖后形成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微生物集团）上刮ุ几下，再划到新的培养基上，在恒温箱内经2๐4小时培养，划痕上出现许许多多绿豆大小的菌落，可见细菌的繁殖生长是极快的。微生物学老师一边叮嘱我们注意操作规程，遵守安全守则，同时告诉我们细菌感染有一定途径，切断这个途径就不会感染，他讲了一个例子，曾有一个女生，在做了破伤风细菌培养后，感到เ肚子饥饿，到เ街上买了一个烧饼就吃，吃到เ一半突然想起忘了洗手消毒，一想起破伤风的恐怖症状，她就大哭起来，微生物学老师知道了，向她说明，再多再厉害的破伤风细菌吃进胃里没有一点事，破伤风必须经过深度创伤才会感染，老师向她打包票，没一点事，这位女生才破涕为笑。生理学的老师，课讲得很好，一些重要的生理机制ๆ讲得十分透彻，同时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å格，上堂讲的课，下堂一定要提问，而且当场打分，他常这样讲：“在你的记分册上打上5分！”当时学校实行5๓级记分法，每个同学有一本记分册，提问、测验成绩记在上面，星期六将记分册交班主任审阅签字。
一会儿，战士们将几个子弹箱放在弄堂中ณ间，一位解放军（后来听说这是文化教员）站到木箱上，指挥大家唱歌，先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又唱《东方แ红》、《团结就是力量》和《你是灯塔》。战士们不断ษ地询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地方，离上海还有多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的，解放上海ร，但谁也搞不清离上海还有多远，即使一些连排级干部也搞不清楚，看来基层干部ຖ没有作战地图。来了一位年轻的军官，很清秀，腰里佩着一支小手枪，包枪的红绸露在枪套外面，从我后来的经验中，知道他最少是一名团级干部ຖ，因为当时营、连、排干部都背木壳的驳壳枪，一大群战士围着这位军官，在询问什么。一个戴红袖章的解放军吹了一阵哨子，吆喝着“三班、四班集合”，一会儿集合了2o多位战士，原来让他们将粮袋中粮食倒到行军锅里，好奇的群众争相观看行军锅里的米，“籼米！”大家感到稀奇，南桥人几乎没人吃这种又硬口味又不好的米。炊事员用砖头垒起灶头，点火做饭。
元宵节吃元宵，一般以荠菜馅元宵为主，不是蒸熟ງ的，是下到开水中煮熟的。那天要接灶王爷下凡，到街上买一张灶王爷画ฑ像，那是用刻๑板套色印在黄裱纸上的像，既不神气又不美观，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买回来蒙在一个木板上，供到灶头上面，点上元红蜡烛（一种最小的、最廉价的蜡烛），点上香，盛一小碗米饭，一小碟菜，与接财神相比，档次低多了。元宵对农民来讲是个盛大节日，傍晚都要点田à燃，在自家耕种土地四角用稻草各点一把火把，青年农民举着火把边跑边喊：“点田燃，大家好，花三包，稻六石。”一包棉花7o斤籽棉，一石稻子是1้5o斤，当时棉花一般亩产就一包左右，稻子两石左右，所以花三包稻六石是一个ฐ十分宏伟的目标了。有个别农民放天灯，自己้扎的一种类似热汽球的红灯笼，可飞上天，但往往掉到เ柴堆上或草房顶上，引起火灾，所以很少有人去放。过了元宵，春耕就开始了，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灯会了。
隔了没一个ฐ月，我们正在上课时，老师突然停止讲课，让我们静坐教室里，街上又传来哨声和嘈杂的人声，隔了个ฐ把小时，老师让我们从前门上街回家，到了街上，只见东洋人荷枪实弹，黑狗黄狗来回奔跑，黑狗指穿黑衣服的伪警察，黄狗指穿黄衣服的和平军。后来听说，有人在警察局门口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但未爆炸。敌伪军在街上检查行人，搜身，查良民证，对小学生倒也不管，我们一溜烟跑回了家。东洋乌ไ龟也蠢，放了定时炸弹，游击队员还会呆在镇上吗？即使还在镇上，进城执行任务的游击队员谁也不是傻瓜，会不带良民证吗？
南桥有些弄堂与官宦家庭有关，比如我家所在的曹家弄（解放后改为ฦ光明弄），恐怕和弄内曹氏家族的红顶子有关，其中一户曹家，祖上系前清举人，曾在四川ษ一个县任知县，他家的墙门间内一直放着县太爷的仪仗，记得有四片，分别为：肃静、迴避，七品正堂和钦命四川省xx县知县，材质均为木材，漆以红漆，并不精致，四块仪仗分插在两边的红色木架上，19๗66年夏天以后就见不到了。北面一家是秀才曹贵孚家，我童年时曹秀才尚在，人很清秀，留山羊胡子，成天抱着个水烟袋，不时高声朗读古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๔;๖2๐26;&ุ#822๐6;&#ี8226๔;̶๐6;๖226;人很温和，有一次上街差一点给横冲直撞的东洋兵的马踩死，母亲说曹秀才回来脸色惨白。曹举人家屋脊两边装有铁铸的花瓶里插三支戟的装饰，父亲说，只有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家才有资格装此“瓶升三级”，曹秀才家的屋脊两端装着砖砌的鸡头，父亲说这叫“装鸡”，有秀才功名的才有资格装。我家在曹秀才家北面，屋上也装有鸡，我知道祖父是商人，父亲也赶不上科举ะ考试，就问怎么也装有鸡，父亲笑笑说：“你大大（祖父）花钱买了个秀才顶子。”我家的客堂堂名是“问心堂”，堂匾的落款是张建勋，我问父亲，张建勋是谁？父亲说：“是清末松江的状元。”他又补充了一句：“堂匾是别ี人冒他名字写的。”原来如此，假冒伪劣啥时都有。曹秀才的儿子曹声振，喜欢研究哲学，我叫他振叔叔，他叫我定弟（我小名定定），他是位中共地下党员，五十年代初调苏南行署工作，肃反时被定为反革命，十一届三中ณ全会后才平反昭雪。八十年代中ณ期我回家，父亲说振叔叔回来了，你去看看他，三十多年不见，他虽衰老，但脸形变化不大，我一见就认出他，他一见我就叫我“定弟”，振叔叔操着地道的南桥话，真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他说：“定弟呀！我是老革命变成反革命，当了二十二年反革命！”人生有几个ฐ二十二年啊！我黯然。
沦陷近八年，南桥人受尽了屈辱和折磨，人们用各种方法对付东洋人，有下乡去参加游击队的；有去大后方工作的，比如我上初三时的班主任王炳书先生；有拒绝和东洋人合作的，比如王炳书先生的夫人，我小学二年级（下）的级任老师汪素心，抗日八年一直未出来任教，在家里放个八仙桌，教四、五名小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汪先生是先进教育工ื作者、县人大代表。当然，也有个别人当汉奸的，我知道，南桥有一人当和平军旅๓长，有两ä人当和平军团长。南桥少部分人是东洋人心目中的“良民”，他们见了东洋兵，低头哈腰，竖着大拇指说：“东洋先生好来西，好来西！”东洋兵往往洋洋自得地伸出大拇指：“好来西！好来西！”接着那人掏出一支香烟递给东洋兵，嘴里说着：“太白果，信瞧信瞧（抽香烟）。”东洋兵眯着眼睛，吸了一口烟，扬长而去，刚才递烟的那位往地上吐一口唾沫，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东洋乌ไ龟，不得好死！”而大部分南桥人见了东洋兵呈现一副极度冷漠的表情。
参观工厂不仅使我们增长了许多专业知识，同时还接受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了金属工艺学，初步了解了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参观了上钢一厂，看了高炉、平炉、转炉及轧钢๐机，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想起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简直是天方แ夜谭。吴泾化工厂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自行安装的年产25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当时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典范之一，在那ว里，我们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技术人员向我们介绍了建厂当年运输一台几十吨重的锅炉的往事，好不容易制造了一台几十吨重的锅炉，这是吴泾化工厂核心设备之一，运输的唯一通道就是龙（华）——吴（泾）线，这条公路狭窄，桥梁核定载重量均在十吨以下，怎么办？请公路专家来论证，专家说没问题，因为公路桥梁核定的载重量保险系数极大，标5๓T的过1oTຄ车没问题，而且运锅炉的平板车车体很长，车头已๐到对岸，车尾还没上桥，几十吨重量不会一下压在桥上，考虑到เ龙吴线有不少叉道，万一运输过程中窜出一辆车撞在平板车下，锅炉损坏，整个工程就受阻。为此，上海ร市领导作了周密安排，一位副市长担任运输总指挥，市公安局长坐在警车里为平板车开道，出动数百警察封锁龙吴线所有叉道，平板车上路，前有公安局长开道，后有数辆警车护卫，龙吴线一路开绿灯。市委市政府领导、市公安局等相关单位齐心协力为吴泾化工厂的建设保驾护航的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技术人员还告诉我们，上海郊区农民看到输送带上白生生的化肥，都动情地哭了，我们听着技术人员的介绍，也早已热泪盈眶，这种感情、这种感受，恐怕只有生活在那个ฐ时代的人们才会有。196๔7年我到เ共和新路的上海压缩机厂搞调查，了解到该厂为吴泾化肥厂生产的空气压缩机因为ฦ体积大，运不出车间，只好将墙壁拆了才运出去，吴泾化肥厂的建成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胜利。参观上海手表厂，也使我们深受教育，那ว里生产了我国制造的第一只手表。
上海财经学院的考试不拘泥于教材的内容，不拘泥于刻板划一的标准的答案，绝大部分课程考试没有打印的试卷，没有什么解词、填空、选择等类题型，老师在黑板上写上两、三道题，学生自由挥，这样倒能ม够测定学生综合掌握知识的程度。
新า生中有十来名同学外语（英语）免试，学校专为我们开设一个英语初ม级班，单独上课，从a、B、cນ、d学起，但进度较快，工ื经62级有陈中荣、洪家标和我三名同学上初级班，其实我们都学过英语，我是小学学过一年半，初中学过英语，陈中荣和洪家标系57、58๖届高中毕业生，也学过英语，只是长期不接触，忘得差不多了。班上有两名女生，一名上海市区同学，标准的上海小家碧玉型女孩，但学习很不用功，上课老是迟到，老师提问总是回答：“阿拉勿晓得！”洪家标背后给她取个外号叫“少奶奶”。另一位东南亚归国华侨，戴一副金丝眼镜，老是穿玄色服装，走路轻手轻脚๐、小心翼翼的样子，从来不说话，洪家标背后给她起个外号叫“幽灵”。一年后，我们就随本班一起上英语课了。
语文课的作业主要是作文，作文均自由á命题，都在课余完成，我的第一篇作文是《海之ใ歌》，文章抒了我进入高等学府后感受到一种海ร阔天空的感觉，寄托了在这个国民经济主导行业海一样广阔的领域中ณ翱翔的心愿，表达了对海洋宽大包容情怀的崇敬心理，文章借鉴《金鱼和渔夫的故事》中对海浪的描绘手法，对故乡的海ร作了细致的描述。语文老师将它作为范文，打印后给每位62级新生，但没有署名，这恐怕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1963年冬，学校迁往中山北一路3๑69号，原是上海ร水产学校校址，地方比原址大得多了，有足球场，有三百米跑道，还有一个两亩地大小的荷花池。有同学开玩笑说，这个门牌号不吉利，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虽是玩笑，但却不幸被言中了。19๗64年暑假，其它系、班同学都放假了，唯独工经62级学生留下来，批判“反动学生”xxx，直到เ今天，我依然不知道判定反动学生的标准是什么เ。这名同学的“罪行”很多，其中有一条“想要当皇帝ຓ，要杀共产党！”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星期天，好几位男生在宿舍聊天，中ณ间有一只椅子，一位同学坐在椅子上，旁边有两ä位同学无意中ณ毕恭毕敬地站着，有人开玩笑说：“你们两个ฐ象太监！”被批判的那ว位同学把坐在椅子上的那位同学拉起来，自己坐到เ椅上，开玩笑地说：“我来当皇帝。”不知哪位告密者告密，造成了他的一大罪状。2๐o年后，同学姚瑞生来信说：“xxx说，当时系里一名干部对他说，庄礼忠揭了你许许多多问题。”姚问我有否此事？我只有苦笑，xxx已到不惑之年，如此拙劣的伎俩难道还识破不了？退一步讲，即使我充当告密者，那名干部ຖ就应该向他“通风报信”吗？其用意分明是，你为什么เ不去揭庄礼忠啊！从此工经62级不幸成为个别干部阶级斗争为ฦ纲的试验田，这个ฐ班级的情况，使人想起一位伟人的一句名言“同室操戈ຖ，相煎何急”。
一天，一位团支部委员找我，问我为什么不打入党报告，她动员我快打入党报告。对真心实意动员我加入共产党的人，我都会从心底里感谢，但我心里明白，在当时我再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也是不可能入党的，那位支部委员心里也不会不明白，她只是为了追求统计数字而已。我表示暂时还没有这个计划，委员说：“难道你没有这个ฐ愿望吗？”我说：“经过努力达不到的目标，我是不会去追求的。”不久ื，系里一个干部在会上宣布：“工经62级，9o%以上的团员写了入党申请书，9o%以上青年写了入团申请书。”以此表示ิ，班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但终究没有达到เ两个1oo%，有人可能感到心酸酸的。事后想想，我也傻，何不随意写个申请，得罪人干吗？
上世纪9o年代中叶，我去五角场上海财经大学（即原财经学院），见到一位女教师，她突然说：“xxx很不得志！”说的就是系里那ว个干部。我想他也有过得志的时候，同学余自强与一位女生谈恋爱，这是十分正常、非常平常的事，就因为他对余自强有偏见，赶到เ女生家中去，想棒打鸳鸯，被女生的母亲撵出门，其他谈恋爱者，大有人在，他可从没干预过呀；就是他私自搜查男ç生宿舍，公然侵犯学生人身自由；就是他对xxx说，庄礼忠揭了你许多问题，以离间同学关系；66年，班上一位同学去某教研室帮忙，就是他猫着腰去窃听人家说话；66年夏的一个晚上，我和余自强在一颗夹竹桃下聊天，仅仅是聊天而已๐，也就是他猫着腰窥视了半天；就是他，6๔8年想克扣我的工资……最得志、最惬意的事是将学生打成反革命，且多多益善。
64๒年挨批斗的那位同学告诉我，他去找校领导，一位副书记说：“怎么也不与党委打个ฐ招呼！”他又去高教局党委反映，高教局的一位领导说：“这样做是不妥的。”当然这仅仅是他一面之词，无法验证其真实性。最后，对那位同学的处理，是以哲学不及格而留级告终（这学期学生哲学成绩是哲学教师秉承于系里某个干部的意志而定的，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先河）。即使哲学真正不及格，也该有一次补考机会呀！一个要杀共产党的反动学生仅予以留แ级处理真是太宽大为怀了。对工经62级的一些往事，大家都不愿多说，也不想多说，但有时也难免情不自禁地提起，几年前，几位同学会面，薛绍梅同学突然说：“工四（即工ื经62级）不好，如果文革整人是大趋势的话，那ว么64年的整人就不能用大趋势来解释了。”在座者均默然。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要出修正主ว义！”maozedong主席如是说。于是把文科大学生赶下乡去参加“四清”运动。所谓“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的“四清”，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4๒年1o月，工ื经62级同学大部分去金山县张堰公社参加四清运动。学习文件、听报告，大家感到เ农村阶级斗ç争十分尖锐复杂，好些年轻的工作队员到เ乡下简直不知所措，无所适从，问个路吧，不知如何称呼对方แ，称他“老伯伯”吧，他要是个富农分子怎么办？不就是路线不清、立场不稳吗？到一户人家去问路，要是地主家庭怎么办呢？居然到地主家去串门，这不是敌我不分吗？即使对基层干部也不敢多说话，他要是“四不清”干部呢？我和部分同学分到鲁堰大队，这个大队共有工作队员7o多名，我被分到6队，组长史强华，组员有卢湾区一个中学女教师，还有两位嘉定农村青年。队员都住到贫下中ณ农家中，以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贫农朱进云家的厨房里，他家只两间草房，里面一间主人住，外面是厨房兼餐厅，墙壁是没有粉刷过的，砖缝里有许多野蜜蜂钻的孔，一到冬天西北风直往里钻，用报纸糊一下才好一点。进云为ฦ人很善良，也很满足，为配合“四清”运动，公社广播站扩大了喇叭户数，进云家也装ณ了喇叭，中午吃午饭时有线广播响起音乐่，进云高兴地说：“庄同志，你看看现在生活横好，吃饭时都吹打！”（横：非常的意思，吹打：指奏乐）。朱进云家一天三顿ู大米干饭，切一大海碗咸菜，滴几滴生油，放在米饭上蒸一下，就是两天的菜肴，张堰不少农家都过着这样的日子。
队里男人凡是叫x进x的人，例如：朱进云、李进、刘进财等等，都是入赘的，他们在队里，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其它男人没有什么不同，这终究是个进步。若干年以后，有些地方，特别是北方某些地方，入赘的男人不分责任田à，继承遗产时受到เ种种阻挠，而在上海郊区似乎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组长史强华是嘉定县公安局的一名股长，很有民主意识，又讲实事求是，当有些队的组长们拼命追求“四不清”金额时，他并不心动，对队干部也比较随和，不像有些人动不动说农村干部“四不清”，有事他喜欢组织大家讨论，倾听组员们意见。一次社员反映，会计为一名女社员种自留地，收的粮食对半分，有些社员认为这是会计剥削，要让他退赔，工作组讨论时，嘉定县来的两ä名农村知识青年坚持认为是会计剥削，其实这种事情，问题非常简单，性质十分明白。史组长一定要听听我的意见，我说，剥削就是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会计付出了劳动，分得一半粮食，怎么เ能说是剥ຓ削呢？如果说他剥ຓ削的话，那么เ解放前贫下中ณ农不就剥削地主、富农了吗？应该说女社员剥ຓ削了会计，但她是社员群众，这个事就不予追究了，史组长点头称是。后来嘉ล定县两位青年对我还有点看法，认为史组长老是听我的话，史组长说，因为他讲得有道理，我就倾向他。
运动结束前，公社工作队让鲁堰大队工作组派人，去另一个大队检查工作，大队工作组副组长、卢湾区工ื商所的一位领导干部任检查组长，指定洪家标同学和我当组员。组长对我们说，我先去公社秘书组摸摸底，看看对那个ฐ大队工作组评价怎么样，回来对我们说：“工作队对那ว个大队工ื作组不满意，他们属于后进组。你们要多挑毛病，多找问题。”我和洪家标自然按指示办事。谁知后来出了问题，原来我们学校体育组朱老师在那ว里当工作队员，他希望通过下乡争取入党，挑了好多毛病，难免影响他入党，他就去找我们的班主任苏老师告状，他们是福建同乡，于是苏老师把我和洪家标找去批评了一顿ู，说我们也不知道给体育老师一点面子，更何况过去你们体育考试他都放你们一码的，其实我的体育成绩还凑合，洪家标1oo米短跑要18秒，要不是朱老师关照，肯定不及格。我们感到后悔，不过生米已成熟饭了。
运动结束，鲁堰大队工作队员离开时，没有一个干部或社员来相送，大家感到很失望，究其原因，大约是伤了许多干部的感情，比如二队一个ฐ队长，让其破产退赔，连结婚时做的大床都卖掉了，一家人睡地铺。我们在六队，没有查出什么大的经济问题，与干部ຖ关系还可以，恐怕慑于其他干部ຖ的情绪，他们也不好来相送。
初夏，我们到南汇县参加城镇“四清”，我在县工务所小组，任副组长，我感到很奇怪，按我在学校的处境是绝不可能的，后来一想，在张堰工作队中ณ有位农行上海分行的中层干部ຖ，南汇县级机关工ื作队队长由农行上海ร分行行长担任的，可能是那位中层干部向行长推荐了我。一年的“四清”运动，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心情舒畅，最愉快的事情就是组长们对我真诚相待，工ื务所工作组组长、上海二轻局的单涛同志对我也很坦诚、友好、信任。在南汇，工ื作组对干部们的态度与在张堰相比，有了很大的转变，一开始就和领导干部结合起来，工作组和干部们的关系也比较融洽。我们要回校上课，19๗65年十月中旬就提前返校，临行时，工务所的领ๆ导、干部、群众纷纷前来送行，与在张堰的情况绝然不同。
1965年冬，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批判《海瑞罢官》的浪潮一浪高似一浪。19๗6๔6年的春天，我们期望的生产实习突然取消，全班同学停课参加批判“三家村”，也真好笑，绝大多数同学从未看过什么เ《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但都要愤怒声讨，无情批判ศ，大家只能像鹦鹉学舌似地学着报上姚文元们的腔调来严辞批判，看得出来，大部ຖ分同学是言不由衷，心不在焉的。我对《燕山夜话》介绍的东林书院的那ว副对联倒产生了浓厚兴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但没感到เ半点反动，反而觉得实在太精彩了！接着批判一些“毒草”电å影，如《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等等，我觉得凡是批判的电影都是广大群众喜爱的。批判ศ《桃花扇》的通栏标题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什么“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我很喜欢电影《桃花扇》，特别那北昆音乐很优美，真可惜，著名电影演员冯吉吉因为饰演侯朝宗，后来竟然自杀身亡。也有个别同学在讨论时，情不自禁地表达自己心声的，一次小组讨论时，林静同学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我想想真伤心，像越剧ຕ《红楼梦》这样的好戏，以后永远也看不到了。”其实伤心的何止林静一人，但大家只有面面相觑而已，好在那天没有告密者在场。
“五#8226;๙一六通知”下达后，正式宣布我们必须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不知道其它同学有何感想，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倒霉，不能按时领工资了。”老实说，我最盼望的就是早点工作，快点领工资。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火药味极浓的社论，于是各大专院校纷纷成立文革小组，成立红卫兵，破“四旧”之ใ风刮遍大江南北。
起初ม，上海最令人瞩目的革命行动，一是封闭市政协，二是砸公私合营的招牌。我感到เ很奇怪，口口声声宣称：“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公私岂能ม合营，政治岂能协商”。49๗年9月毛主席不是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吗？56๔年春天，毛主席在北京不是接受了资方代表的公私合营的申ã请吗？接着抄家之浪席卷长城内外，我班的文革小组、红卫兵小队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去抄马家骅老师的家，而且通知全体同学必须参加，我也不能不去。马老师家在肇嘉浜路，一座小洋楼，我进去后一直在走廊里呆着，没有动马老师家一针一线，也没有见到马老师，但马老师看到我了。1982年，余自强同学给我来信，说去拜访马老师，马老师说起那次抄家庄礼ึ忠也去了，但没有非礼ึ行动，虽然马先生没有责备我的意思，我依然感到เ羞愧，还是余自强精，那天他一定是溜之夭夭了。听说宋教仁的墓地也挖了，我专程去了闸北公园一次，1962、1้963年时，我经常去的宋教仁先生的墓地给我印象很深，特别那个ฐ先生沉思的塑像十分优美，现在一切已经无影无踪了。我想，如果宋先生的墓该挖掉的话，那么不该为袁世凯立碑吗？1973๑年我到十三陵的长陵去参观，见前院南墙下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清朝顺治或是康熙的圣旨，意思是：“我到十三陵巡猎，见十三陵围墙倒坍，农民在里面砍柴、放牛羊，深感不安，我命令：派兵保护十三陵。”我看到了一位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政治家的宽大胸怀。有些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在十分困难情况下，巧妙地保护了一些文物，比如杭州市长、比如浙大中ณ文系一些同学。1966年9๗月份，我和姚瑞生同学去杭州灵隐寺，见大门上贴着杭州市政府的一张公告，意思是，有人要砸灵隐寺，有人要保护灵隐，正如十六条中所指出的，群众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先将灵隐寺封闭，如何处置，待请示国务院后再作决定。听说杭州的一些红卫兵要砸灵隐寺，浙江大学中文系的一些红卫兵前去保护，两派红卫兵处于对峙之中ณ，杭州市长提出请示国务院后再定的主意，于是使灵隐寺免遭一场灭顶之灾。
19๗66๔年8月8๖日，是一个非常炎热的日子，早上，财经学院校园内没有什么异样，一些残破的大字报在阳光炙烤下，出了劈劈啪啪的的声响，粘大字报的浆糊散出一阵阵酸臭味。突然，广播喇叭里反反复复响起“马克思主义แ的道理，千条万绪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的歌声，一个女高音声嘶力竭地吼道：“今天我们就是要造反，造他妈的反！”歌声又起，“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打倒！打倒！！”突然操场的一角出来几个穿着绿军装ณ、腰束皮带、戴红袖标的红卫兵，押着十多个ฐ头戴三尺来高帽的人走向操场中ณ央，一会儿另一角又出来一群头戴高帽的人，我感到浑身冷，毛骨悚然。操场上渐渐挤满了人群，但不久大部ຖ人群散去，广播里传出叫喊声：“同学们不要走，不要走。”人群继续散去。我一看戴高帽的基本上是中ณ老年教师，我们系的许多老师也戴着高帽，站在操场一角，实在惨不忍睹。我和胡岳铭同学再也看不下去，回宿舍吧！路上胡岳铭说：“象这样，以后怎么เ搞教学？”只见我们宿舍楼前跪着十几名会统系的老师，有几位女教师的的确良衬衣背上用墨水写着牛鬼蛇神一类的字句。事后听说，北京来串连的红卫兵说，你们学校太没造反精神了，连高帽都不敢戴，于是就采取了“八#8๖22๐6;八”行动。有人曾问工经系一位干部ຖ：“xxx为ฦ什么戴高帽？”这个干部不加思索地说：“说话太噜嗦！”原来所谓群众自的革命行动，其实是有人在背后操纵的。
九月三日的事件更证实了这一点。当天下午5：oo左右，我无意间走到系办公室门外，系里一个ฐ干部正对我们班一个ฐ红卫兵授意：教师们正在办公室里学习，你进去以后以工四红卫兵小队名义，让他们立正，然后高喊一声：“通令！”接着宣布三条通令：一、不准乱说乱ກ动，老实交代问题；二、把家里的金银财宝及四旧ງ交出来；三、互相揭反党反社会主ว义言行。那名红卫兵在笔记本上一一记录，然后进入办公室，我在窗外听到“通令”两个字，隔着窗玻璃看到เ老师们垂头丧ç气的站着聆听“通令”。噢！事情原来如此。
9月3日，上海市开出一专列ต，免费送部分大学生去北京串连，上海财经学院分到一节车厢，去了一百名同学，我得到เ一张车票。临上车前，学生会主席给大家说，到了北京，都红卫兵欢迎我们时，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车到济南，上来一群红卫兵，大约是中ณ学生，押着一个天津老太，红卫兵们说她是天津资本家，给她挂了个ฐ黑牌，在各车厢里来回游斗，到เ我们车厢时，其他99๗名同学都不动声色，唯有工经6๔5级一名学生自告奋勇，义无反顾地用一根皮带扣勾着老太的领ๆ子，和那ว些红卫兵一起押着老太“游车”，他很快和中ณ学红卫兵们打成一片。红卫兵们一边推搡这个老太，一边让她交代家中有否手枪，经过艰苦的审讯，老太终于承认，有一支手枪藏在家里地板下，到了天津站，红卫兵们押着老太回家取枪去了，工经65级那个ฐ同学终于没有革命到底，回到自己位置上疲惫但又得意洋洋地坐了下来，不少同学瞟了他一眼，心中ณ都在想：“这个十三点（即二百五的意思）。”
车走了三十三个小时到达北京，没有一个ฐ人迎接我们，有的是高音喇叭里的吼叫声：“上海的资产阶级小姐、少爷们，你们不是来革命的，滚回去吧！”疯了，简直是疯了，大家心里想。是的，这是一个ฐ疯狂的时代，一个ฐ人性泯灭，劣根性膨胀的时代，一个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时代。北京车站内外，一堆堆蓬头垢面、愁眉苦脸的人群，有的剃着阴阳头，原来这是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亲属子女，被红卫兵勒令回原籍的，听说已经走了好多好多了。
在街上吃饭，饭店里到处贴着红卫兵的标语：“革命的吃窝窝头，不革命的滚它妈的蛋！”、“革命的自己洗碗，不革命的滚它妈的蛋！”路上走过的红卫兵，一律身穿军装ณ，腰束皮带，臂套红袖章，头戴军帽，身子总是前倾1้5度，蹶着屁股，大约是表示一往无前。演讲或是演出时，总是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摆在身后，与上身呈3๑5度角，提起一只脚，狠命往下蹬，一只手握拳，僵硬地捶向地面，好似在吼着：“他妈的，老子将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似的，一副唯我独革（命），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神气，这种装束，这样的动作，这样的神气，很快传遍全国，这也是大串ธ连的一大成果吧！
去北大，未名湖畔ึ冷冷清清，只有一些残破的大字报在秋风中瑟瑟作响，听见广播里在呼吁，8๖7个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原来北大有87个ฐ山头。去人大转了一圈就走了，这一出来可真后悔，我们离开人大后不久，周总理去人大，在礼ึ堂里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见面，表了讲话。我校一些同学有幸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据同学们说，周总理讲了这样几件事，一是有些人强迫回民吃猪肉，他说：“这是胡闹！”；二是有红卫兵要求“革命的吃窝窝头。”总理说：“你在家里光吃窝窝头啊？”；三是像宋庆龄这样过去帮过共产党忙的民主人士要保护，不允许抄家。
北京街头，到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血统论沉渣泛起，一些传单流传着xx学校出身不好的教师被红卫兵折磨致死的消เ息。想起十年前看的印度电å影《流浪ฐ者》里，一个法官的“法官的儿子终是法官，贼的儿子终是贼。”这样一句话，遭到广大观众的耻笑，想不到现在有人又祭起了类似的法宝，还以最最革命自居。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实始于隋唐之际的科举ะ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血统论，想不到2o世纪六十年代有人还将血统论作为一面大旗，包着自己吓唬别人。北京有个叫遇罗克的年轻人，写了一本《出身论》，在全国广泛流传，我看过，觉得作者很有才华，书写得不错，后来，这位青年因这本书丢â了命。
我和杨金德同学去团中ณ央，又去全国文联看看。团中央院子里挤满了红卫兵和学生，他们人手一册语录，有人说了一句xx页x段，接着直着喉咙高叫：“伟大领袖毛主ว席教导我们……”接着大家齐声朗诵语录，似乎不高声念，就是不革命。一会儿有人高叫把黑帮揪出来示众，群情激昂，高喊揪黑帮。团中央的所谓黑帮就是三胡二王（被打倒的团中央的书记及候补书记共五位，三位姓胡两位姓王），其中王伟大概尚在四川或西南什么地方，在北京的就是三胡一王了。团中央和北京市委、中宣部一样遭遇灭顶之灾，我很崇敬的一些领导同志一个晚上就成了“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maozedong思想）分子，真不可思议！一会儿两楼阳台门开了，团中央的胡子拉碴的红卫兵们，将三胡一王押到阳台上，记得胡耀邦同志穿一身旧的带细白条的浅蓝色毛料é中山装，其他三位领导都穿新的咔其中山装，这大约就是“运动装”吧！红卫兵责令四人交代“三反”罪行，胡耀邦同志昂着头，很有军人风度，他始终只说“我有罪过！”四个ฐ字。在全国文联，一些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被押到一个舞台上，让他们弯着腰，低着头，双手举着写有“黑帮分子xxx”或“三反分子xxx”的纸牌转圈，他们中有田à汉、杨翰生、贺敬之、吴晓帮等。《义勇军进行曲》及《白毛女》的作者都是反革命分子了，那末谁还是革命者呢？回到住地，我说在文联看到了贺敬之，一位同学惊讶地说：“啊！你看到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原来上海ร话“贺敬之”和“吴敬梓”谐音。
九月份，学校里始终空落落地，施ๅ心德、姚â瑞生等找到我，商量着去广州玩，但上海站已不让学生免费登车，这好办，5角钱买一张到เ松江的车票，我们四个ฐ人上了南去金华的列ต车。金华站只同意我们免票回上海，不让我们再远行，数十个ฐ学生吵吵嚷嚷，车站领导感到头痛，感到เ害怕，不要来个革命行动！只好让我们乘๖上一列上广州的过路车，没座位，我想站到广州该多累็，于是和姚瑞生在浙江衢州下了车，在市里兜了一圈，想买一点桔子，问一个农民这里有没有桔子？农民说，没有，一等的出口，二等的运到北京、上海，三等的运到杭州。买了个当地产的文旦，又苦又涩。衢州ะ车站旅客不多，我们进出车站如入无人之境，跳上一列东去列ต车，到鹰潭不再走了。想去福州ะ，鹰潭站的态度和金华一样，可以免费回去，但不能往远处走，吵吵嚷嚷，车站没法，让我们到军人候车室上车，登上去福州的列车，过了南平，铁路沿着闽江，但见江水清澈，游鱼历历可数。2o年后的1้9๗86年，我再次到เ福建，只见闽江大段污染，有些地方象肥皂沫一样的东西覆盖着江面，绵延数公里长。福州市大多为两层木房，有些已经东倒西歪，要不是旁边房子撑着它早就倒了。偶有四、五层的楼房，外墙粉饰得红绿相间，色彩鲜ຒ艳，一派南国风情，马路上花坛里鲜花盛开，路旁的榕ษ树从枝条上挂下串ธ串气根，别有一番景色。福州一派前线气息，胡同口常见木牌上写着防空洞在里面的字样，以及画着的箭头，炮车不时隆隆从街上驶过。福建人好光脚，下火车后，几辆接送串连学生的公交车候着，上了一辆车，见一位3o来岁的女售票员，将一只光脚搁在售票台上挖脚丫，见我们上车，依然如此，这在北方แ是不可思议的事，街上的小学生一半光着脚走路，有些人穿着不错的西装却打赤脚๐。福建人眼睛很明亮，对外地人很友善，绝不像某些北京红卫兵。
在福州大学，在浙江美术学院，看到的是红卫兵们押着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们打扫卫生，特别在浙江美院，“牛”们都穿黑色衣服，大约为了表明其“黑帮”身份吧！
上海财经学院虽没有北大那样有87个ฐ红卫兵组织，不久ื也出现了一些另立山头的组织，文革小组及原红卫兵组织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久，上海maozedong思想红卫兵总部被砸，财经学院的红卫兵总部ຖ也被砸烂。在那个ฐ寒冷的冬天，学院的各级领导干部ຖ纷纷被载上高帽打入劳改队，打扫厕所。在文革中，我所见到铮铮铁骨的领导干部不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ร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在一次电å视批斗会上，虽然他的身上贴着长长的纸条，造反派再按他的脑袋，他始终不低头，不认罪，1้967年秋，高教系统组织66๔届毕业生在文化广场批斗他，文革前，中央有个文件，要求从文科大学生中挑选一些接班人，经过锻炼后担任县、乡党委领ๆ导，那次批判主题是：陈丕显忠实执行刘ถ少奇签的那个中央文件，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会上，造反派责问他：“你为什么เ对刘少奇签的文件如此忠实执行？”陈丕显同志回答：“我作为一个地方แ党委书记，当然要执行中央指示ิ。我不知道也不问中央文件是谁签的，我只知道执行中ณ央文件。”他的回答使造反派张口结舌，狼狈不堪。会议主持人，只能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类口号来为自己้壮胆。
上海ร的红革会，正为参与“一月革命”夺权而洋洋自得之ใ时，一下陷入了“炮打张春桥”的尴尬之中，炮打之时，财经学院的红革会在校门口，摆开了两排标语“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不久ื就成为其对立面的一个ฐ口实，“你对谁森严壁垒？”学校的两ä大派红卫兵，互相指责对方“保皇”，各自标榜ึ自己革命、造反。1967年在吵吵嚷嚷中过去。红卫兵们坚持“抓革命”，唯有炊事员们就地“促生产”，所以师生吃饭尚不成问题。19๗67年最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决定，从九月份起给大学66届学生见习期工资，我一个月可拿48๖5元。
1้968๖年3月，空四军军宣队进驻财经学院，学校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三月末的一个ฐ晚上，在工经62级学生大会上，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所谓“抓黑手战斗队”的“队员”，宣读“通令”，宣布了对我、姚瑞生和余自强的“隔离审查”决定。我还住在原宿舍，自然不准乱说乱ກ动。已经搞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抓黑手战斗队”，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组织，但那不是一个说理的时代，何奈！我很明白，某干部对我耿耿于怀，加之ใ我和他不感兴趣的两个组织的头头私人关系很好，其实，仅仅是私人关系而已，他却以为ฦ我是摇鹅毛扇的，出身不好当然也是原因之ใ一。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妻子，我成了“反革命”，她的日子好过吗？
1967๕年冬，我给二姐写了一封信，说快要工ื作了，要好好学习，练好计算技术（马家骅先生告诉我们，一机部一位领ๆ导认为上海ร财经学院学生还是不错的，毕业生经过两、三年实践，可独挡一面，但打算盘技术太差，打一遍一个数字。我牢记马先生的话，从1964年起天天练算盘，文革中也不间断，所以在信中我强调练好计算技术），最后说政治上也要加强修养。这也成为我的一大“罪状”，林副统帅号召我们突出政治，你却把政治放在最后一位，这不是反动又是什么เ？有人到南汇收集了我的所谓“右派言论”，放在教室桌上，“奇文共欣赏”，胡岳铭同学拿起来瞅了一下，扔在桌上，说：“这也算右派言论？”然后，背着双手踱出了教室。
两ä个月的隔离，我觉得好似在孤岛上，我不能与别ี人说话，也没有人敢于和我说话。不过勇敢的人还是有的，一天，我的妻子正在单位学习，有人通知她说“你姐来找你。”我妻子想哪来的姐呀！来人并不认识，高高的个子，短，一双大眼，戴个眼镜。她自我介绍：“我是庄礼忠的同学林静，你放心，庄礼忠没有什么大问题！”林静给了我爱人很大的安慰。38年过去了，她还时常提到林静。胡岳铭是通风报信的好手，他和我一个宿舍，散会后，他总是第一个进宿舍，哼着小曲，一个小纸球准确地弹到我的桌上，我赶忙拾起，不动声色放在口袋里，待人们都走了才打开，知道林静已经去见过我的妻子。从此隔三差五就会弹过来一个纸团。施心德、杨金德、杨如芝有时也给我传递过一些信息，但杨金德显然缺少秘密工作经验，就那么一次给我捎话，还给告密者听到เ了。通风报信者对我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胡岳铭说我“对资本主义是向往的”，杨金德揭我宣扬“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的资产阶级生活方แ式，说我其居心何其毒也！但其后听说，杨金德曾找军宣队负责人，为工经62๐级劫难之事，多次据理力争，为此他的毕业分配去向，由浦江之畔置换到黄河三角洲。杨如芝是我班同学中唯一一位失去联系的人，杨如芝同学，你在哪里？
系里一个干部ຖ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好好交代，争取坦白从宽，他说，你交代好，该重判的可以轻判，该判刑的可以不判ศ，鬼才相信他那套鬼话呢！
五月下旬宣布“隔离审查”结束，进入分配阶段，知情人告诉我，原来准备分我到桂林绢纺厂，后来有人说：“庄礼忠有海外关系，到广西他会逃到国外去的！”所以分到了河南新乡。我回家问父母，有否海外关系，老人家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隔离期间停我的工资，我去系里找某干部，要求补工资，那个干部ຖ说：“搞错了就补，不搞错就不补。”那时我不好说搞错，说搞错不是给军宣队抹黑，那ว还了得？我对这个干部说：“世界上的事没有你照ั样能办成。”这个干部当场气得脸色青。即使是真正的反革命，隔离期间也该给饭吃啊，何况我还不是反革命哩！找到校革委常委章伯虎老师，他当即签字同意补，那个干部知道了找章伯虎去吵架，章伯虎老师对他说：“这个事我决定了，你别ี管！”他气得胸口痛。
没有任何人正式告诉我，给了我一个ฐ记过处分，一次在校门口，工经65级一名学生说：“算什么เ呢？让你背个处分离校。”我心里清楚，不给一个处分，不说明搞错了吗？某干部ຖ会不愿意的，即使给个处分，离某干部ຖ的目标还远着哩！某干部免不了会难受得胸ถ闷。
6o年代末，maozedong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ว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于是上海财经学院的撤消，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有限的同学来信中，无人再提及财经学院的事。197๕9年我给上海《解放日报》写了一封长信，叙述6๔8年在上海ร财经学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久ื《解放日报》给我来信，说上海财经学院已恢复，报社ุ将我的信转上海财经学院党委，有什么问题让我直接与学院党委联系，《解放日报》这种负责的精神着实使我感动。年底上海ร财经学院党委给我、给我所在单位寄来了上财委[7๕9]字第9๗号文件《关于庄礼忠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经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对庄礼忠同志的处理是由á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造成的，为此决定撤消原上海财经学院1968๖年8月3日的“处分决定”和1้971年4月3日“属犯错误的学生”的决定，恢复名誉。
1986๔年，在福建泉州，程丽芳同学对我说：“校庆时，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去了，我找到เ其中一名男同学，对他说：‘财经学院没整死你，你还去？十三点透顶！’他说：‘我代表工经四同学去的。’‘谁要你代表！’”尽管程丽芳同学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情绪竟还这么เ激动。
1้968年离校之前，徐根顺ิ同学约我去广中新村走走，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有时候得理不让人，容易得罪人。那次辩论后，我一个晚上没睡着觉。”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星期天，徐根顺宿舍有七、八位同学在讨论一个哲学问题，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他们找我去参加讨论，我不赞成徐的意见，后来，只有徐根顺ิ一人坚持自己意见，他斜靠在床上与我争论，我不断与他争，每当我说一句话时，其他同学就“好！好！”地吆喝一阵，徐根顺ิ难受得通宵失眠。我想，这样平等的讨论，既不影响他的前途，也不影响他的声誉，尚且要失眠，何况一些欲置人于死地的事呢！真感谢徐根顺ิ同学的忠言。
1้968年8月12๐日，我和洪家标同学同车离开上海，他去西安，我去了不易出逃国外的河南新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