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完全继承了西周“以德配天”的“受命”思想，并将其展得更加精致，提出了“受命改制”的主张。
人是效仿天的形象而产生的，人是天的副本，而天是人的“曾祖父”。所以，人与天是同类的，而“同类”事物之间会出现相感相动的现象，所以，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相互感应的关系，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
第二节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
而让刘ถ邦对儒学的态度生决定性变化的，是他手下的重要谋臣陆贾。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志得意满。不料é手下的陆贾不识趣，经常跑到刘邦面前讲述一些《诗》、《书》的道理。刘邦感觉很扫兴，骂道：“老子是靠骑着战马打的天下，跟《诗》、《书》有什么เ关系？”陆贾毫不示弱，回应道：“陛下您是可以靠骑着战马打天下，但您能够靠骑着战马治理天下吗？当年商汤和周武王依靠武力夺得天下后，马上转而用文治的方แ法治理天下。文武并用，这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法！”接着，陆贾又列举了历史上夫差ๆ、智伯以及秦的反面教训，指出：“秦王朝之所以迅败亡，正是因为ฦ它‘居马上治天下’！倘若秦统一后能调整政策，以《诗》、《书》、仁、义แ之道治理天下，恐怕您想代秦而立就没那么容易了！”一番话把刘邦说得哑口无言。刘ถ邦虽然有些无赖习气，但却很有胸襟，闻过能改。于是，他命令陆贾将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写成12篇文章，并整理成书，这就是《新语》。
自战国中期以来，实用主ว义和功利主ว义的风气就已经在各国盛行，例如梁惠王一见到孟子，便向他请教富国强兵的办法，而非修身养德的功夫。受此风气影响，儒家被批评为“迂阔”，即迂腐而不切实际因而被边缘化，这一点在法家主政的秦国尤其明显。
从人们的现实处境出，荀子提出人性就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样子，情感和欲望是人性的一部ຖ分。又由á于这些情感和欲望容易失控，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严重破坏，因此，荀子将人性界定为“恶”。
获得“天爵”的过程，正是“养浩然之ใ气”，充扩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心的过程。孟子还指出，“养浩é然之气”应顺乎ๆ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养气”也应该是一个顺乎天道自然和人性本真的过程。孟子反对人为武断的做法。为此，他讲述了广为ฦ后世人知的“揠苗助长”的故事。
《中庸》集中ณ体现了子思的思想。子思将“中庸”从伦理道德规范推及到价值本体的层面，提出“中和”的重要范畴：“中ณ”是“天下之ใ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只要能ม够“致中和”，就能让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同时，子思还将“诚”提升为道德觉悟的枢纽，“五行说”在子思这里也能找到源头。
其实，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出现分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这种分化对于儒家学派的孕育完成具有正面意义。
第二，对孔子地位的理解不同。今古文经的分别，不仅在于书写文字的不同，最关紧ู要的乃是在对于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思想上的大权威——孔子，各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周予同在《经今古文学》一文中扼要地说：“他们的不同，不仅在于书写的字，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书籍有不同，书籍中的意义แ有大不同。因之，学统不同，宗派不同，对于古代的制ๆ度及人物的批评各有不同，而且对于经学的中心人物，孔子各具完全不同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