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超开始行动了。他分别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来治和王海ร潮。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那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全是经过精心炮制的！
三人大声地抗议着，怒斥对方这样做太卑鄙，完全是无耻的陷害，是一种十分恶劣的打击报复。但是，即使他们周身长满了嘴巴，在手续完备的执法人员的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
骤然响起的喇叭声，首先就把跟来的两个治安队员吓坏了，知道这次的秘密行动被暴露，村民们最恨的就是跟着干坏事的治安队员，骂他们是“二鬼子”，一旦被村民们逮住了，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还好讲，他们可就惨了，于是二人便像一对受惊的兔子，夺路而逃。派出所指导员施灿洲，听到响声，料定事情不妙，连丢在村头的车子也顾不上了，立即调转身子，高一脚低一脚，摸着黑，慌不择路地也朝村外遁走。
信访接待站的同志一直把三人送出大门，还送了一本《减轻农民负担劳务管理法》的小册子，分手时，竟突然感慨了一句：“上面三令五申，下边照样胡搞，怎么得了！”一句话说得三人的心不由一热。
尽管他知道被申诉人一般只应该是部ຖ门的法人代表，一个党的县委书记不可能成为ฦ被告，但他不管这些，依然坚定不移地在“被申诉人”下面，写上张西德的名字。他认为临ภ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在那ว起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
于是，愤怒的村民们决定去见见县委书记。
结论和思考无疑都是十分容易做出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杜绝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
二月九日，在王加文的主ว持下，经过村民们的充分酝酿、民主协商，全村八十七户村民最后推选出十二名群众代表，组成了联合清账小组。深受大家信赖的张家玉、张桂玉、张洪传、张桂毛等人，均在当选之列。因为ฦ谁都知道张桂全的为人，也预感到เ清账工作不会一帆风顺，除制定了严格的查账制ๆ度和纪律，十二名代表还私下约定，如果张桂全到谁家闹事，其余的代表都必须ี赶到现场，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丁作明带头向县里反映农民负担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纪王场乡的父老乡亲感到เ触目惊心！
他的眼睛在那些农舍梁间吊下来的灯泡的光晕中发着亮。他对乡亲们肯定地说：“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的做法，是违背了中央精神的！”
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ณ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ฐ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ฦ增产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ใ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
2可怕的村霸
一九九四年，农民负担的形势已๐经十分严峻，中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的改革，由于中央财经的集中，地方แ政府预ไ算内的财政就出现了空前的困难。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开支都抛给了乡镇一级政府。基层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就迫使、同时诱使各地县乡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农业剩余、剥削农民来维持运转。
农民负担便像滚雪球似的，愈加沉重。
据国家农业部ຖ统计，一九九五年农业两税(农
业税、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ใ十九点九，向农民征收的“三提五统”费用，也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ใ四十八点三，而承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社ุ会负担，就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二二。这一年全国三分之一省、市、自治区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百分之ใ五的“大限”。
这显然还是一个保守的统计数字。
许多民谣俚语，表达了农民的愤懑与无奈：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
一个流传更广的顺口溜，几乎ๆ就被农民当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เ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
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一九九六年，中共中ณ央、国务院形成了一个最为著名的“十三号文件”，这就是：《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十分明确地指出，“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凡涉แ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以吸取教训；连续发生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向党中ณ央、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对瞒案、压案、报而不查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理。要加快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认真贯彻十三条决定，“逐项逐条落到实处，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梗阻现象，决不允许在执行中走样。”甚至还特别指出：“于春节后用一个月时间将决定内容同广大农民群众见面，并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为了检查中央关于减负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各地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国务院还派出了由农业部、监察部ຖ、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及有关新า闻单位，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现场检查工作。
其力度之大，参加者之众，都是空前的。
然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一年，中ณ国农民的负担却比历史上的任何一年都重。
中国的改革是从安徽的农村开始的，那ว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改革，培养了一批既熟悉农村工ื作又敢讲真话的干部。
曾在安徽农口担任领导职务长达十七年之ใ久的吴昭仁，是一位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老党员。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心情沉重地说：“中央有个‘十三号文件’，其实，安徽省委当时还有个ฐ更为ฦ严厉的文件，即一九九七年二号文件，明确规定，一个ฐ村‘提留แ统筹’费用突破国家规定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的，县(เ市)แ委书记必须向省委、省政府写出书面报告。但是，文件归文件，我们并没见一个县(市)书记、县(市)长写过检查；即便发生了大要案，也全是秘书代笔，党委和政府盖章，说是‘集体承担责任’，其实是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更没谁可能会去吸取教训。”
“三令五申”，“令不行，禁不止”，这类字眼，这几年不断见诸各种文件和报刊，说者愤愤，听者藐藐。吴昭仁却认为：“我总觉得，这类事光怪下面也未必，恐怕主要还得从上面找原因。为什么要三令五申ã？领ๆ导机关要有威แ信，得自己树权威，讲话就要算数，讲到就要做到เ，谁不执行就要拿他是问，绝不拖泥带水。让下面禁的，得自己先禁，只管发令，不去督促检查，或查而不处，处而不严，又如何能禁住上行下效呢？”
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漩涡中走过来的陆子修，如今已从省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农村工ื作的思考。可以说，在安徽，乃至在全国，他都是一位排得上号的农村问题的专家了。二0่0一年六月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们在他的家里采访了他。他虽然现在已年届七旬ຒ，可一谈到เ农村工作，就依然像年轻人似的显得有几分激动。
他和我们提到เ了至今令他耿耿于怀的一次会议。那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阜阳召开的一个全省有关减负工作的汇报会。在汇报减负工作落实情况时，有几个地市委书记都相继谈了自己的苦衷，虽然这些苦衷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陆子修却听不下去。因为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的经历，他早ຉ已习惯于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尽管那几个地市书记和他都很熟，有的关系还很不错，他还是当场红了脸。
既然会议是放在阜阳开的，他首先就拿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开了刀。
他没有顾及对方的面子，直呼其名：“你王怀中是只对省委负责，不对农民负责！你不顾农民的实际情况，大搞那ว些花花哨哨的‘形象工ื程’，摆弄花架子。你搞‘养牛大县’，牛只是养在公路两边做样子，开现场会把花钱租来的牛集中ณ起来给人参观。你把农民坑得还不够吗？”
然后又
直问滁州市委书记张春生：“你张春生衡量干部ຖ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乱征，乱罚，乱摊派，最后逼死人，这样的干部ຖ还能用吗？你呢，却把这种干部挪个地方，照样易地当官！”
随后又质问蚌埠市委书记方一本：“你方一本属下的怀远县上访不断ษ，如今已称得上‘安徽省的上访大县’了。难道全都错在农民身上，你就没有一点问题？”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巢湖地委书记胡继锋：“你胡继锋不去掏农民的腰包路就修不成了？那路是该国家花钱的，你怎么可以叫老百姓花呢？没有钱就把公路开肠破肚了，谁叫你开的？你这不是只想着要给自己搞‘政绩’吗？”
他指名道姓地点了一圈之后，痛心疾首地冲着各路诸侯嗟叹道：“我们许多干部‘只看楼ä房一片片，不知谁人做贡献；只看公路直如线，不知谁人来出钱哪！’我们的农民日子刚刚过得好一点，大家就把他们当成‘唐僧肉’！农民实在太苦，什么人都可以欺负呀！当年我们搞的那个‘大包干’，轰动了全国，也影响了全国，总结起来就是那么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แ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可是现在呢，‘大包干’带给农民的好处一点一点地又都被各级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够国家的，留แ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一点是自己的！’”
说着，他溢出了泪水：“没想到我们的干部，今天这样不熟悉农民，不重视农民，和农民交朋友的干部太少太少。我建议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来一个ฐ‘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替农民考虑一下，再这么‘三乱’下去，农民还能不能受得住啦？”
陆子修的话似响锤砸在钢๐砧上，一声声震在大家心上。
被点名的几位地市书记，因为意外而不免感到เ诧异。
这时候，六安地委书记颇为侥幸，轻松地说：“我们在农民负担的问题上还没出过事。”
他这话不说还好，这样一说，陆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没给对方一点面子：“你的农民负担问题，我这儿就有一沓子群众来信！农民才把果木树栽下去，你的村镇干部就逼上门去收特产税，这是不是事实？”
六安地委书记显得十分尴尬。
会场上鸦雀无声。
其实，正常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就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一件“法宝”，曾几何时，却在我们的党章与宪法之外，官场仕途之ใ中，渐渐流行开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ท”。其规则之一就是，凡事不可太认真，至少不要于己้过不去，话要说得留足余地，甚至已๐经把认认真真说假话也看做是为ฦ官成熟的一个ฐ表现。因此，陆子修的快人快语，就使得许多人感到唐突。
休会期间，省交通厅一位副厅长有意落在最后，当他走到陆子修身边时，突然抓住陆的手，眼里闪着泪光说：“都说你陆主任人好，却不知道你竟然好到这个程度！”
会后，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方兆祥找到陆子修的房间，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啊！”
吃饭时，省委书记卢荣景也走过来夸赞陆子修：“你讲得好，讲得好呀，是要有个‘换位思考’！”
陆子修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是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对于陆子修这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当年还是中央办公厅主ว任的温家宝就已经“领教”过。那时候，陆子修是滁县地委书记，一天温家宝来滁视察，陆子修接待时，开门见山地问：“温主任，你要看真的，还是要看‘闪光点’？”
温家宝一听，笑了，幽默地说道：“那ว我都看看。”
那次，陆子修领着温家宝把“闪光点”和“阴暗面”都看了看，他既总结了滁县地区改革开放中ณ成功的经验，也剖析了依然牵肠挂肚地存在的问题，既报喜，又报忧。
一九九六年，陆子修参加了一个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在许多代表中间，温家宝一眼就认出了陆子修。他走到陆子修身边问道：“你认为现在农业上的主ว要问题是什么？”
陆子修也不绕弯子，他说：“干部的作风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我在内。再好的政策，没人落实也不行，现在的许多干部是‘官做大了，车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离群众太远了’！”
那天他们谈得十分投机，当温家宝知道当地正在做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便表示ิ出极大的热情，话说得同样富有个性。
他说：“过去，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我看，严å重的问题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如果农民的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农村社会就难以发展，农业生产就难以为继，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就都成了一句空话。”
他还说：“亿万农民当年之所以跟随我们党闹革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带领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们的实际利益，反而让他们感到เ不堪重负，他们会是一种什么心态？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水，说的就是中国的农民
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的重要，历朝历代没人不知道农民的重要，可赶到一掌握了政权，就很难说再代表农民了，总是反过来剥削农民，甚而镇压农民。以史为ฦ鉴，我看中ณ国共产党人同样面临ภ着这个严峻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