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东和王洪超这是第二次进京了，算是“轻车熟路”了，下车便直奔设在永定门一带的中ณ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谁知，住下不到半点钟็，他们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临泉县公安局派来的警员抓个ฐ正着。
民警王树魁、张复春以及司机赵灿龙因为躲避不及，最后被村民们一个个分割包围。
于是三人一路问过去，又跑了一趟国家农业部ຖ。
临泉县隶属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这是饱经历史沧桑的一块土地，黄河无数次溺辱过它，留แ下了无边的淤泥沙土，成为著名的黄泛区。当年刘ถ邓大军突破敌人的黄河天堑防线，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朴的临ภ泉人民，凭着勤劳的双手，正在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但由á于人口的众多，一个ฐ小小的平原县，竟拥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堪称“华夏第一县”；再加上交通闭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王俊彬就出生在这个贫困县最贫困的白庙镇。
固镇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张家玉，是小张庄村民代表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他找来国家颁布的《刑é事诉讼法》研究，发现这部法律的第一百八十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เ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依此国法，蚌埠市中ณ级人民法院没有理由不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家属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手里。剥ຓ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这种合法权利，显然不是可以用“忽略”二字能够解释清楚的。
县委和县有线电视台门挨门，虽是两个大院却只隔了一道墙，当村民们涌出电视台大院时，才发现，大街上已围了个人山人海ร。大家都看到那条“新闻”了，都觉得这事太惨，凶手太狠，一听说小张庄的村民为“新闻”的事找到เ电视台，便料定“新闻”有诈。现如今，假冒伪劣的产品充塞着市场，各种各样的新闻可信度也已经不高，特别是一些重大事故的新闻，老百姓对它的真实性统统是大打折扣的。于是不少人围过来就想闹个ฐ究竟，不多会，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了三千多人。
严格地说，张桂全这种人的行为方แ式，已经具有了中ณ国封建社会农村中恶霸的基本特征，但确实又是与那时的恶霸在性质上有着不小的区别，因为那ว时村中的这类人横行霸道民愤极大，但土地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浮财也不多，而且，并没有获得法理意义แ上的村公共权力的位置，然而，张桂全不光能够任意霸占土地、侵吞浮财，并且获有法理意义上的村落公共权力，因此，张桂全这样的村干部ຖ，就比封建社会农村中的恶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对于这样的清账工作，从一开始，张桂全就极力阻挠，先是散布谣言，说有人投毒要害死他的孩子，企图把水搅浑，转移人们的视线；接着，便多次在村级会议上扬言：“十二个ฐ鸟代表算我的账，存心搞我，没那么便宜！就是搞掉我，他们也没法子过；搞不掉，我叫他们更没日子过，不打死他们，也叫他们腿断ษ胳ฑ膊折！”没出两天，张桂全的儿媳张秀芳就放出话：她的公公要杀人了。
丁作明的爱人祝多芳更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早ຉ哭成了泪人。她一边哭，一边喊：“作明呀，他们把你往死里打，你咋就不认那ว二百块钱呢！钱比命还贵吗？你这样撒手去了，撇下两个ฐ浑身是病的老人，三个ฐ这么小的孩子，大的刚ธ六岁，小的才两周……往后的日子叫我咋过呀？”
他做事的认真和拥有的学识，足以使那些习惯于蹲在黑暗地方又早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心服口服。但是，这一次，随着一阵沉寂之后，还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质疑：“周围村庄，附近乡镇，不都是这样搞的么？天高皇帝远的，你能拿他们怎么เ办？”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面临的，已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或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新时期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九亿农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意义แ！
3悲剧还在延伸
张西德得知王营村民又一次集体进京上访，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宁愿舍掉一条胳膊，也要和你们干到底！”
但是，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调查行动，因为ฦ调查组既ຂ然有临泉县委参加进来，去调查临泉县委本就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四二”事件，其结果的客观性注定要被大大打上折扣。
我们看到了由这个联合调查组抄报给中央信访局的一份《书面回访材料》，材料上不仅回避了国家减负政策的有关规定，只字不提王营村农民负担是否过重，罗列出的许多数字也是混淆视听，掩盖了问题的性质，甚至公然包庇镇、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如，一九九二年村里“上交镇”十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多元，这些钱干什么เ用了？该不该由村里出？均不作说明。如，多处出现钱款的去向是“还前任村班子贷款”，或是“其他贷款”，而且数目巨เ大，这些贷款究竟是被村干部贪污了，还是挪用了？为ฦ什么这种不明去向的贷款要村民们摊派？均一字不提。总之，《书面回访材料》上大都是些糊涂ิ账，“省地县调查组”却又有着惊人的结论：“账目账面处理清晰，没有发现村干部的贪污问题。”
调查组不仅按照临ภ泉县委对“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径向中央
信访局作了“汇报”，依然将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王洪钦、王洪章、王洪军六人统统称作“罪犯”；王洪超一出看守所，就再次带人进京上访，《书面回访材料》上却写道：“判决书送达两被告后，两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访。”
这种官官相护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中央信访局，中央信访局没有理由á不相信有着省、地、县三级党的组织派出的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所以，王洪超这次带领ๆ农民再次进京上访，虽然没有像上次那样，在中ณ央信访局的接济站被抓，却也只能是无功而返。
省委、地委派下来的调查人员，也跟县里一个鼻孔出气，这使得王营人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一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随之而来的新า春佳节，村子里没有了一点儿喜庆的气氛。开春过后，正是各地农村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大批的王营人却相继离开了临泉县，纷纷去外埠打工谋生。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不再上访，但白庙镇及王营村，镇村两ä级的党政机构，却也就沦为形同虚设。
表面的平静，掩盖了并未解决的尖锐矛盾。阜阳地委和行署并没有从王营村农民多次大规模的上访事件中ณ汲取教训，县委书记张西德甚至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到了一九九五年，临泉县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地区下达的各种税费明显增多，仅“双基教育费”一项，农民人均就是二十五元；下面层层加码，到เ了白庙镇就变成了人均四十元。既然上面可以增收“双基教育费”，上行下效，各种各样的乱摊派跟着就五花八门地冒出来。白庙镇有的行政村，农民负担便占到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点二六，已超出国家“大限”的三倍还要多！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计萧条的王营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飞来横祸。九月一日，县里派往王营村“开展计划ฐ生育突击检查活动”，其工作队队员竟多达三百人！其中ณ，不少队员素质极差，行为恶劣，侵权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对本不属于计划生育对象的也巧ู立名目，乱征乱罚，稍有不从，便赶猪、牵羊、挖粮、拉家具，甚而强行砸门扒房，打人抓人。这且不算，工作队居然敢将罚到的钱款私自分掉，每天还要村民们负担他们三百多人的工ื资以及往返车费。
王营村的村民们肺都气炸了，终于再一次聚集起来，爆发了第五次上访的高潮。这一次，上访的村民们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他们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营人将无法生存下去。
没有退路。
他们也没给自己留下退路。
挺身而出，率领这支视死如归的上访队伍的，还是村民代表王洪超。
那ว是一九九五年的金秋十月，在中国的国都北京，令世人震惊地先后出现了两起与安徽省临泉县有关的事情，因此，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注定要为自己埋下的隐患付出代价。
十月四日，共和国四十六周年诞辰刚ธ过去两天，临泉县城关镇李湾村农民李新文上访来到北京，反映县公安局为兴建水上派出所办公大楼ä，在没有解决拆迁补偿的情况下，就和城建局监督大队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无着、居住无所，来京后钱又被骗，绝望的李新า文先是在前门撞车未遂，于五日凌晨在永定门接济站跳楼自杀！
这是中办国办信访局设立接济站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这事，本不该发生的，或是说，不该在这样的地方发生，因此，它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接着，十月二十七日，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七十四位农民就在王洪超的带领下赶到北京。几乎是脚跟脚地，十月二十九日，临泉县田桥乡赵庄、黄庄、张楼四十六位上访农民也抵达北京。
田桥乡和白庙镇一样不堪重负，而且，田桥乡平调、挪用各村的集体资金比白庙镇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一九九四年就平调了各村的提留款六十多万元，造成村级经费开支困难，各村疯狂地搭车加码；特别是一九九五年秋季开展的计划生育突击大检查活动，在田桥乡也前后搞了五十天，乱ກ征乱ກ罚款就高达二百五十多万元，闹得民不聊生。
一个ฐ县的两个ฐ乡镇大批农民集体上访，特别是白庙镇王营村这已是三年中ณ的第五次进京上访，农民负担的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自然引起了中ณ央信访局的重视；再说，他们已๐经察觉到，王营的农民这次是铁了心，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预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便暗中ณ作了防范。然而，防不胜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织，王营村赴京上访的农民群众还是躲过了接济站工作人员的目光，陆陆续续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按照事先的计划，来到เ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
他们决心以生命的代价，吁请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国法。
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世界ศ瞩目的地方，这样做，会给国家，特别是北京，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会给党和人民政府脸上抹黑。但是，他们显然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想不出用什么样的一种方แ式，才能ม够撼动那ว些对人民的疾苦已经麻木的灵魂。
自古道，官逼民反，可他们没反，
他们依然只是来向组织上反映自己的委屈，找的还是党的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党的拥戴没有变，对人民政府的信赖没有变。冒死进京，找党，找政府，只是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能早一天在他们生存的那块土地上得到落实；县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白之冤，能ม早一天得到澄清。
中央有关部门终于采取行动了。他们当即通知安徽省及有关地县负责人连夜进京，当天下午就把国家农业部、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ณ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以及国家计生委等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一起，研究上访农民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
王洪超和另外两个农民代表，应邀到เ会，并陈述了进京上访的原因。
农业部的同志态度十分明确：加重农民负担，这是严重违背党中央、国务院“减负”政策规定的，打击报复上访群众更是不能允许的；该退的款至今没有到เ位，应尽快解决！
中纪委、高检、高院的同志，也旗帜ຒ鲜明：农民反映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久拖不决，而且还不断地激化这种矛盾，这显然是错误的，必须下决心解决，不应该再拖了。涉及到党纪的，要坚决给予党纪处分；触犯了国法的，必须以法论处。不论涉แ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王洪超在会上就“四二”事件的几个ฐ关键问题咨询了公安部的同志。他问：公安人员夜间巡逻的范围有没有什么规定？公安人员执法时应不应该公开身份？几个公安民警喝得醉醺醺的，半夜三更鬼鬼祟祟摸进村，既不说明身份，一盘查就跑，还掏枪威แ胁群众，群众把他们当成一伙冒充公安的刁徒给打了，车也砸了，这叫不叫“妨碍公务”？
公安部到会的同志回答得十分干脆：“巡逻主ว要是在闹市区，或是发生过诸如拦路抢劫等情况的事故多发地，农村不是巡逻范围。公安人员执法时不出示证件是违法的，老百姓不知道你是不是公安，打了就打了，砸了就砸了，应该立即放人！”
王洪超激动地听着，真想当场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对与会者精彩发言的由衷敬佩。尽管他极力地克制着，却依然忍不住眼窝子一热，流下泪来。
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重新组织起一个调查班子，派出了只有省委省政府和阜阳地委行署两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十二位同志，深入到白庙镇和王营村实地调查研究，召开了各类座谈会，认真回访上访群众，并及时地把调查到เ的情况向群众作了公布，前后历时二十天，最后形成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调查报告。
报告首先确认，临泉县的农民负担问题确实是严å重的，“四二”事件发生前的一九九三年，白庙镇仅增项加码的农民负担就是十三万一千六百五十九元，此外，还平调村提留十三万五千一百七十六元，挪用集体资金三十四万一千七百二十九元，其“不合理开支”竟占到百分之ใ六十八点七七，并指出：“退款不到เ位，影响很坏。”关于“四二”事件，调查组说了真话：“县委、县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及白庙镇党委政府都是有责任的”，“向农民提取款、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和工作上遇有难度，就动用公安干警出面协助，特别ี是对待农民上访解决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也动用干警参与”，“在执行任务中，少数干警和武警行动过激，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部分群众目前仍有怨气，长欺(เ期)不能息诉罢访，给做好该村的稳定工作带来了难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营村难忘的一天，被关押了一年零七个多月的王向东，被无罪释放，村里的老少爷们像过大年一样地喜庆，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扛着大红匾，上书“为民请命”，庆贺为大伙蒙受冤屈的村民代表胜利归来；东躲西藏，被县检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钦，也被大伙前呼后拥地接回村。紧接着，王营也从邵ๅ营行政村中ณ划出，单独设村，王向东就在村民们的民主选举ะ中ณ，当上了王营行政村村委会的首任主任。王俊彬被开除的党籍也得到เ了恢复，并在随后不久，出任了王营行政村党的支部书记。
一九九六年年初，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被调离。一听说张书记要“走人”，这消เ息，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全县。这天，白庙镇的王营、邵集、贺庄，田桥乡的赵庄、任庄、三河庄、半拉庙、于营的农民，开出了几十辆机动车，赶到县委大院，把张的家团团围住。
人们直呼其名地怒吼着：“张西德，你出来！”
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县委、县政府的许多干部ຖ也在围观，却无人再替张书记“保驾”。
张西德十分尴尬地走出来，正想表达他愧对临泉县父老，他的工作没有做好的话，就被积怨已๐久ื的农民的队伍裹挟进熙熙攘攘的人流。开始，农民还只是大声责问，甚或夹带几声咒骂；渐渐地，人们开始涌动起来，涌动的人潮顿ู时成了愤怒的海洋。张西德就被跌跌撞撞地推来推去，时不时还被人暗中ณ动了手脚๐。
曾经不可一世，自以为能够呼风唤雨的县委书记，感到了无助、无奈与心悸。
县公安局闻讯派出警车呼啸而至，虽受到围攻却十分清醒的张西德
，见公安人员奔过来，忙大声哀求道：“你们千万不能抓群众，不能ม伤群众啊！”
这或许是他担任县委书记这么多年一直不明白，直到เ卸任时才悟出的一条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