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不久，徐行先后发表《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从“左”的观点出发，抹煞ย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ຓ要求，否认在中国有建立反帝ຓ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著作，也反对文艺界在抗日旗帜ຒ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提倡者是“资产者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义แ的污池里面”注：《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新า东方》第1้卷第3๑期，1936年4月29日。当时从国际到国内，托洛茨基分子正在反对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诬蔑革命力量，徐行的观点实际上附和了这种思潮，因此遭到革命作家的驳斥。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等文，分析了在抗日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指出徐行实质上是在以“左”的面目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批判徐行的过程中，“国防文学”的倡导者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注：《光明》第1卷第2号，1936๔年6๔月一文中ณ，简约地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在反帝反封建斗ç争中的作用，接着指出：“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同时，周扬认为，统一战线内部“斗争并未终熄”，“革命文学应当是救亡文艺中的主力”注：《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๔月5日。茅盾也就“国防文学”创น作的基本内容发表了意见，他认为ฦ“这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产文学。这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这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伏的汉奸理论的文学。这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ฦ的文学”注：《需要一个中心点》，《文学》第6卷第5号，1้936年5月，署名波。郭沫若认为ฦ“国防文学”的创作内容“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注：《国防·污池·炼狱》，《文学界ศ》第1卷第2๐号，1936年7月。“国防文学”主ว张者还着重地说明，这种文学同鼓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แ文学”是尖锐对立的，而同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文学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当时抗敌斗争的任务，他们虽然强调创作抗日救国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并不排斥不写或少写抗日题材但赞成抗日的作家。
在群众爱国浪潮不断ษ掀起的形势下，许多不同阶层、不同思想倾向的文艺工作者，一致表示ิ了要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愿望，又一次纷纷提出“民族自卫文学”、“国防文学”、“救国文学”、“民族的革命文学运动”以及“非常时期的文学”等文学上团结抗日的口号。这时，已经失掉了和中央联系的上海文艺界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对西方哲学的介绍外，还没有中国独创น的哲学。参见“教，从法国巴๒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读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大会上的发言《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即《论反帝ຓ统一战线问题》。他们根据这些文件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正式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的中ณ心口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的王明指令“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肖三给国内写信，认为“普罗文学”的口号造成关门主义แ，提出解散“左联”。这封信通过鲁迅转给了“左联”党组织的领导人。鲁迅认为ฦ，“左联”不必解散，它可以作为文艺界ศ统一战线的核心继续存在；如要解散，亦应发表宣言。“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出于种种考虑，未能充分尊重鲁迅的意见，在一九三六年春解散了“左联”，没有发表宣言。但革命作家在总结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时，一致肯定了提倡“普罗文学”以来的巨大成就。
在这个时期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除鲁迅外，瞿秋白用力最勤，成绩最大。他于一九三一年回到文学战线等代表的一种理论倾向。认为马克思主ว义不是批判ศ的人本，为“左联”的工作出过许多主意，并积极从事理论活动。瞿秋白的理论主张接触到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ต马克思主ว义文艺理论的根本原则；而如何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革命，则是他全部ຖ理论所要探讨的总的出发点。当革命文学受到敌人攻击时，瞿秋白表现出高度的原则ท性和政治敏锐性，先后写了许多富有战斗性的文章，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还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积极提倡、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瞿秋白痛感革命文学和整个新文学严重脱离群众，他在一九三一年春夏所写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等论文中，追溯晚清以来历次文学革新运动的经过，分析当时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指出“文学革命的任务，显然是没有执行到เ底”，在文学和群众之ใ间隔着重重的“万里长城”，需要“第三次的文学革命运动”来消除这种隔阂。这几篇论文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和初ม期新า文学评价依旧不够确切，甚至讽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是“非驴非马”的东西，说明他政治上的“左”倾盲动主ว义在文学问题上也同样有所表现；不过从历史发展线索分析遗留下来的问题，突出现实的斗争任务，尖锐地指出必须立刻扭转文学脱离群众的严å重情况，却还是起到เ了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作用。在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的第二次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要求大家把“大众文艺运动和新的文学革命联系起来”，并且把大众化问题提到เ“无产文艺运动的中ณ心问题”、“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的具体任务”的高度上来理解注：见《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欧化文艺》两文，扩大了讨论的范围，增进了讨论的深度。瞿秋白还着重研究了大从语和文字拉丁化问题，大力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言，主张实行“文腔革命”，认为这是使文学以至于文化深入工农群众“最初步的必须ี先解决的问题”。他曾经在一九三年出版过《中ณ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一九三二年底，又整理修订为ฦ《新า中国文草案》。他的意见中ณ有时流露出语言有阶级性的错误，对于白话文作了不恰当的否定，但大体是正确的。它们推动了后来的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运动。瞿秋白关于大众化的全部文章，激荡着渴望革命文学深入群众的强烈热情，当时就被人认为是讨论中“理论最有条理，有最大的影响”的注：《关于大众文艺问题》，《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193๑2年12๐月。一九三四年到เ达革命根据地后，他还对文艺大从化工作作了进一步的实践。
理论工ื作者在批评文学创作上不良倾向的同时，也对“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背景、创作倾向等作了探讨。这个ฐ问题，早ຉ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之初，作为ฦ对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追溯，曾经接触过。这时则ท是试图作出全面、系统的历史评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作过专题讨论1้888年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1้890—1้895๓。，《文艺讲座》也发表过研究论文，着重地批判ศ了“五四”时期创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现代中国文学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由á于当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领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理解，把“五四”文学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作了过多的否定。类似的提法，此后还继续了一个ฐ时期。正如郭沫若后来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喜欢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这个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到เ底新า在那里？和以前的文艺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这个问题，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是了解得并不明确或者并不完全的。”注：《为建设新中ณ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5页直到一九四年毛泽东同志在《新า民主主义论》中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作了马克思主义แ的分析以后，这样一些模糊认识才得到根本的澄清。
正当钱玄同、刘半农等向传统戏剧进攻的时候，胡适也在《新า青年》杂志上提出戏剧改良的主张，他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上，形式主ว义地反对传统戏剧，说什么中ณ国戏里“没有悲剧观念”，对西洋戏剧中所谓“悲剧观念”大加称赞。在介绍易卜生的“问题剧”时，片面地把易卜生说成是“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不大讨论政治问题”注：胡适：《易卜生主ว义แ》，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๔月，使话剧脱离当前斗争，并乘间推行他的“实用主义แ”和“真正的纯粹的个人主ว义”。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发生过不好的影响，阻碍了戏剧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胡适的《终身大事》一九一九年是较早出现的剧本之一。作品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宣传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恋爱观。人物缺少性格。最后女主人公的出走，显然从《娜拉》套用过来。剧本对于妇女问题的见解，和许多先驱者在论文和作品里所表达的意见成为ฦ一个ฐ鲜明的对照，这是胡适的不敢彻底反封建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创作上的反映。
重视舞台实践而与民众戏剧社ุ同年成立的，是上海ร戏剧协社。上海戏剧ຕ协社前后奋斗了十余年，是中国早期戏剧ຕ团体历史最长的一个。最早ຉ的社ุ员有应云卫、谷剑尘等。接着，又有欧阳予倩等人参加。一九二三年，洪深经欧阳予倩的介绍加入，建立了严格的导演制和排演制。在演出中ณ。摆脱了长期以来在台上说教的方式，重视艺术的感染力量。上海戏剧协社对当时非职业剧社ุ和学生演戏有较大影响。它在组织和演出方面的一些措施，体现了我国话剧ຕ艺术的逐渐成长。但在初期，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在十余次演出中，上演的绝大部分是西洋剧，还演过宣传宿命论思想的《第二梦》。一九二四年的《少奶奶的扇子》是最受欢迎的一次。剧本由洪深根据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剧ຕ情较易理解，但观众仍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三十年代左翼戏剧运动兴起后，上海戏剧协社开始向左转，在党领ๆ导下，演出了《怒吼吧，中国！》。
作家在后期还定过数量较多的小品随笔，它们“充分的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注：阿英：《郁๗达夫小品序》，见1้93๑5年3月光明书局初版《现代十六家小品》。《断残集》中的“琐言猥说”，议论时事，多所讽喻，战斗ç性较强。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寄情山水，以清婉胜，但也时露愤激之音。郁๗达夫散文在表达真挚、沉痛的感情时，往往还插入一些旧诗，以补充散文里没有说尽的余意，没有抒发的情愫，使文章显得跌宕多姿ู，更富感情色彩。如“九一八”事变后所写的《水明楼日记》《忏余集》中，录《过岳坟有感时事》一律，其中有“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之ใ句，讽刺蒋介石王朝，借古喻今，感慨百端。这种爱国主义诗句也散见于《屐痕处处》中。《钓台的春昼》本是一篇美丽的游记，夜探桐君，朝发富春，沿途山光水色，写来十分动人。作者为ฦ了抨击国民党“中央党帝”，嘲讽卖国贼“罗三郎郑太郎”指罗振玉、郑孝胥——引者，便在游程中插入一梦，夹叙了两三年前所写的一首旧诗，后来还题在严子陵祠上，那首诗是：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氵朝时期，郁达夫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激荡。一九二六年曾去大革命策源地广州。翌年春折回上海，由于同创造社某些成员意见不合，也由á于思相一时跟不上急遽变化的形势，宣布退出创น造社。一九二八年前后，郁๗达夫提倡农民文艺和大众文艺，对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表示ิ了不同的主张。他一直否认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经过努力有可能写出无产阶级的作品，而他自己在这方面确实也很少努力。在政治上，郁达夫不满新า旧军阀的统治而倾向革命《日记九种》曾痛斥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这在他加入“左联”后所写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里也有清楚的表现。作品侧面反映了大革命风暴在知识青年中激起的回响，接触到军阀压迫、工人罢工、日帝暴行等当时社会现实的苦干重要方แ面。但是，中篇的主要篇幅仍然用来描写性变态生活，却表明了作者远未能摆脱旧有的思想局限。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郁达夫避居杭州ะ，过着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这就在了《迟桂花》、《迟暮》、《瓢儿和尚》等短篇的问世。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值得称道之处，如人物形象比较清晰，文笔也能给人以舒徐清澈之感，但它们对那种远离斗争的隐士式的生活却表示赞美和肯定，用很多笔墨去渲染乡居生活的所谓安逸和恬静，在思想上正好代表了作者脱离政治、脱离斗争的种种倾向。
女作家庐隐黄英，1898๖—193๑4，也是以探索人生问题来开始自己้的创น作生涯的。最初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些短篇，接触了社会现实的某些方แ面。例如《一封信》写贫家女儿被恶霸巧夺为ฦ妾以至惨死的悲剧ຕ；《两个ฐ小学生》揭露军阀政府屠杀请愿的小学生的罪行；《灵魂可以卖么？》倾诉纱厂女工的不幸遭遇，提出“灵魂应享的权利”问题。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河东薛瑄、白沙陈献章为ฦ主ว；中期以姚江王守仁，这类题材“多半由间接听来，或者空想出来的”注：《庐隐自传》，缺少真切的体验，因此作品的实感较着，技巧ู也颇为幼稚。生活领ๆ域的狭窄，使她只能ม主要去描写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物。从《或人的悲哀》起，“‘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调”注：茅盾：《中国新า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庐隐和冰心几乎是同时发问的，然而答案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冰心的作品是想把读者从人生烦苦中ณ引向“爱”的温软的梦境，那么庐隐却象她自己所说，是想努力“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注：《庐隐自传》，引读者去恨世，厌世。《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受不住环境刺激和疾病折磨而自杀；《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在同性恋爱的幻想破灭之后，抑郁๗地死于“心病”；《海滨故人》里露沙等一伙聚首言欢的女友，曾几何时即风流云散，离情悠悠，空自叹息。收在短篇集《海ร滨故人》中ณ的这些作品，都在恋爱问题的外衣下，发出对“恶浊的社会”、“糟糕的人生”和“人类的自私心”的诅咒。女主人公大多刚ธ从狭小的家庭牢笼中挣扎出来，热情里带有过敏，空想而怯于行动，好强而其实脆弱，因此只能ม在矛盾中度着苦闷、哀伤的生活。这里面自然印有庐隐个ฐ人的经历以及叔本华厌世哲学对她的影响，却也代表了“五四”以后一部分已๐经觉醒而仍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重压的女知识青年共有的精神状态。此后的短篇集《曼丽》、《录海潮汐》中，《父亲》和《秦教授的失败》等篇揭露了旧家庭代表人物的种种丑态，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当权势力的愤慨，较有社会意义；更多的作品主题情调仍如《海滨故人》，甚至有更浓重的悲观厌世色彩。庐隐的这些小说，大多采取自传式的书信体或日记体，文字清浅、直切、劲健、自然，并不炫奇斗巧ู，但缺少琢磨，故事结构也不免松散拖沓。一九二九年以后发表的《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等中篇，布局较前严整，风格转向明快，悲观色调较少，但在题材的选取和反映生活的深度方แ面并无新的开拓，已๐较少受人注意。一九三六年初ม作为遗著出版的中篇《火焰》，正面描写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二八”之ใ战，虽然近于报告速写，却表现了作者关心现实的精神和突破旧题材的可贵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