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毛病相比，嫉妒的价值非同一般。它比一般的性格特征严å重，严重到足以推进人格的挣扎、事件的突变，但它又不强悍到เ可以混淆善恶的基本界限；嫉妒具有很大的吸附性，既ຂ可以附着于伟大的灵魂、高贵的躯体，也可以附着于躲闪的心机、卑琐的阴谋，几乎可以覆盖文学中的一切人物；更何况一切被它覆盖的人物不管是好是坏都不愿意公开承认它的存在，焦灼在隐秘中，愤怒在压抑中，觊觎在微笑中，大有文学的用武之地。
奥赛罗在嫉妒，林黛玉在嫉妒，周公瑾在嫉妒，甚至连神话故事中那ว些顶天立地的天神也在嫉妒。嫉妒使他们苦恼、失态、疯狂、自残，又使他们变得真切而凄楚，决绝而苍凉，不能不引起人们加倍的关怀和同情。
在阮玲玉自杀四十余年后的一九七八年，我家乡的一位女青年在边疆ຆ农场受到เ严重毁谤，而在当时，我国还没有建立反毁谤机制，丧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击训练中把枪口指向了毁谤者。她成了杀人犯而理所当然地被捕，并且必将重判，这是她意料é中ณ的，因此她的举动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杀。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在报纸上以整版篇幅公布之后，她在狱中收到了难以计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情信件。那时人们刚ธ从“文革”浩劫的阴影里走出，对于人身毁谤、名誉侵害，有普遍的切肤之痛。无论是她还是同情者，都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
为了名誉，这么เ多善良无辜的躯体居然愿意撕裂ฐ自己、殒灭自己，结束自己的存在状态，细细想来，实在让人震颤。有时在电视中看到世界ศ某地一些动物在海ร滩边上或密林深处自杀，已经使我们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何况我们说的是人，而且是好人。逼迫好人自杀的一定是邪恶，但好人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要去怕邪ิ恶？可见还有一种比邪恶更为恐怖的力量横亘其间。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ຕ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ศ断，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ฐ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道到เ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ฐ是喜剧美，一个ฐ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然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เ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吠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此间情景，很像海明威แ《老人与海ร》中的老渔夫，要么小木屋，要么大海，其它场所与他无缘。
挂断电话后我想，上海人也许会觉得她死得凄楚，其实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选择和设定的，她的辞世方式，包括她的衣着姿ู态。她甚至会嘴角露笑，幽默地设想着拖延几日而终被发现时，朋友们和读者们的神情。她把一切都想过了，冥冥之中又有什么เ力量在帮助她，使她把这个仪式择定在秋天，又把尾声伸延到中ณ秋节前夕。“我欲乘风归去”，这或许是她最终吟诵的诗句？就像黄宗江先生介绍的那ว位女诗人一样，自认为是从童话般的小木屋飘浮到永恒的太空去了。
关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历经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เ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地延伸，仍然被镇住了。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河，是长江的支脉，离这里还非常遥远。说得有点自豪，又有点忧伤。为ฦ何忧伤，却说不清楚。好像面对一种伟大时既不敢贸然相认，又不愿断然割舍。生命的那么渺小又一水相通，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搁置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理解了，由山峦阻隔的遥远是一种绝望，而有河流相通的遥远则是一种忧伤。那ว么，长江是否因自己的漫长，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忧伤？正是这种忧伤，使晚风凄凄、烟水迷蒙、白露横江。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因果，就不容易与外国汉学家们沟通了。
长江我已航行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是日本nhk电视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๐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它地方做过，这次选中了长江。电å视直播的内容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下去，谈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几位日本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
街市间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
眯眼远望，猛然想起十几年前这条街道的那一头，发生过一个事件。两个穿得很体面的女人，为了口角，要当街剥去另一个女人也很体面的衣服，以示羞辱。衣服真的被剥ຓ掉了，当时围观的有数百名行人，没有人上前阻止。那两ä个动手的女人，手上并没有凶器，身上也没有武功。
数百名不动声色的围观者是不是想趁机一睹剥ຓ除体面后的女性胴ฒ体？——这个推断有点恶浊，比较厚道的猜测是：当争吵开始时，他们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事人的彼此关系，只能冷静观察；但是，当事情发展到恶性阶段，那必然是一个反复搏斗、挣扎的漫长过程，而且行为的目的也已看得一清二楚，这总该有人站出来了吧？不，他们是衣冠楚楚的体面人，怎么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而且受害的女性已经衣履不整，自己裹卷在里边碰碰撞撞也有损于雅洁的身份。于是，从头到底，数百具健硕的生命像在剧场里那样安分守己，静静地观看着这一起街头暴行的起承转合，步步演进。
终于有人觉得有点不对，决定要写一封信给报社ุ，呼吁今后街头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两ä位先生从手提包里找出纸和笔，把纸按在电线杆上开始写信。信写得义正辞严，周围的先生深有同感，便在信纸上一一签名。每一个签名都端正清晰，而在整个签名过程中，剥ຓ衣的暴行仍在进行。
签完名，有人寻找邮筒，一个ฐ热心人自告奋勇地说，我回家正好经过报社，直接送去。报纸很快报道了这个事件，也提到了这封签名信。整个城市都震惊了，既被这起暴行激怒，更为ฦ数百名旁观者羞愧，而对于那ว些躲在电线杆后面写信签名的人，则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这个城市第一次感到เ自己整体上的不体面。体面的服饰，体面的步履，体面的谈吐，体面的笔迹，一夜之ใ间全都化作了云烟。
不体面在何处？不体面在缺少分辨善恶的即时敏感，缺少扬善抑恶的果断行为。
以后那些日子，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司法部门严惩那两个ฐ肇事者。其实谁都知道，像肇事者这样的恶人，不管何时何地总会有几个的，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几百名冷静的旁观者。但法不罚众，人们只能借着对肇事者的愤怒，来洗涤群体性的耻辱。后来肇事者理所当然受到了惩罚，人们终于吐了一口气，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讲究体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后发生了另一个事件，这种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缓解——
一位默默无声的中ณ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ใ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๐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ฐ艰难的嘱托：“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不知道这些家长中有没有那次恶性事件的旁้观者，但想必都是读到过有关报道的。他们经历过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เ过“文革”中街道间的武斗ç、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恶行也难于以自己的一腔正义去扑灭，于是便学会了旁观和退缩，满脸皱纹埋藏了一层层难言的生存经验。有时，他们也会把这种生存经验吞吞吐吐地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但千言万语常常抵挡不住孩子最幼稚的发问，其实这种发问也来自于自己้的童年。他们在疑惑中反思，直到一桩桩恶性事件把他们一次次摇撼，他们终于知道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点什么เ了。据我所知，甚至那ว些身陷监狱的父母，也希望前来探视的孩子做个好人，不要学坏。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有关人之为人的嘱咐发生在家里，发生在课堂，但是善恶命题的本质是超越亲情和学问的，它们最终实现形态，是一个人与无数陌生人的关系，因此最大的课堂常常在人群中ณ、街市间。
正面的课，反面的课，明白的课，灰色的课，我们都从这样的大课堂上走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ณ又成了这种课堂的教师和课本。
………在街市这个课堂上，即使那些已在频๗频教育他人的人也未曾拿到过毕业文凭。美国作家艾·巴๒·辛格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著名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写一位哲学博士如何在孤室冥思中濒于死亡，却又在街市俗情中获得新生。喧闹的街市足以向神圣的斯宾诺莎发出挑战，更遑论我们？
我仍然凝视着街市。
街市不提供理论，只提供情景。情景大多比理论雄辩，而善良，正是在情景中生存。
说起这里我又产生了有关街市的一个回忆。
十几年前，为了一种戏剧观点的分歧，一位外地学者和一位本地学者在我们学院对门的街道口友好地辩论，我是支持那位本地学者的观点的，当时正站在他们中间，准备等他们说完之后做一番申述。但就在这时，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连人带车倒在马路中央，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见那位外地学者一个ฐ箭步冲上去把她扶了起来，我和其他行人跟上前去帮忙，等我们扶着这位妇女一步步走到เ街边，我看见，那位本地学者正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划ฐ着火柴在点烟，眼神定定地构想着新า的辩论词句。
“还好，看来没有大伤。”外地学者拍打着自己้衣服走回原地。
“关于淡化情节的问题……”本地学者立即就把中断的辩论接上了。
就在这一刻，我的心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当然知道人品与观念不能等量齐观，但无法阻止自己的耳朵在此后倾听那位外地学者的声音时感到的舒服。我还是不太同意他的观点，但却体会到了一种舒服的不同意，就像同时体会到了一种不太舒服的同意。不久北京一家杂志要我为这场延续多年的争论作总结，我的观点也就由一端而趋向于平正。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那天的舒服终究是舒服，那ว天的不舒服终究是不舒服。
一场学术对峙的关键情节突发于街市瞬间，看似匪夷所思，却居然是事实。可惜，我们常常陷落在观念和理论里，很少遇到这种街市情景。这次遇到，纯属偶然。
书房
也会在书房里想起善良的问题。
抬头仰望书架最高处，那些创建人类文明的东西方圣哲都留下了有关善的箴言。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德漠克里特把善良看成人类原始伦理学的，而中国的孔子、孟子则把“仁”、“与人为善”作为全部ຖ学说的核心。几千年过去了，罗素通览了全人类的生存实践后仍然以这样一句话做概括：“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
没有人反对这些论述，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声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响亮，甚至在文化话语中也越来越黯淡。打眼看去，书架上成排成叠的书籍似乎都在故意躲避，都在肆肆洋洋地讲述雄才大略๓、铁血狼烟、新旧ງ更迭、升沉权谋、古典意境、隽永词章、理财门径、生存智慧，却很少说到善良。也有一些流传民间的劝善文本如《太上感应篇》、《劝积阴德文》等，主流文化完全不把它们放在眼里，它们自身确实也形不成文化品级。
更让人不安的是文艺作品，这本是人类灵魂的温床，却也老是讳言万千灵魂应该有的归向。年轻的现代派作家固然不太在乎善恶的差别ี，而那种把所谓道义沦丧的责任全都推在现代派身上的传统立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请看那ว几部经典性的话本小说，一旦被改编成制作精良的电视作品播放后，使成千上万的家长都感到有点为ฦ难，不知该不该让孩子们沉浸其间。都知道这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作，艺术表现上确有不少高明之处，但从头至尾却充斥着过度的机谋和残忍。惩罚邪恶的手法比邪恶更邪ิ恶，滥杀无辜简直像割韭菜一样轻松。忠孝节义的旗帜下一片刀光剑影，浩荡大气的代价是尸横遍野。生命的基本价值，是马蹄下的几茎枯草；百姓的生存权利，是漩涡边的几个泡沫。由于缺少精神指向，艺术结构也只能ม流于虎头蛇尾，一开头总是大张旗鼓地展示ิ出机谋和残忍的全部理由，然后一路津津有味地机谋下去，残忍下去，但越到后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在满地鲜血、一阵哀叹中潦草收场。
难得也开始接受了一些国际公认的当代影视作品，如《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颂扬人类的至善至爱，但我们文化界的朋友似乎不大服气，觉得那只不过是浅薄的人情感染。就算人家浅薄吧，可我们深刻了那么久ื也没有深刻出几个像样的东西来。偏偏还要一次次地批判人道主ว义，批判我们最缺少的东西，真不知是在唱空城计还是在未雨绸缪？
要探测我们的文化疏离善良的原因，是一个ฐ非常复杂的反思工程，很难在短期内得出结论。但是，这个ฐ文化课题却不应该被社会改革家所讳避，否则一切社会进步都有根本性的疑问。事实上他们中ณ确实也有人对之沉思良久，例如孙中山先生就曾苦恼，以“泛爱众而亲仁”为的儒家学说，为什么เ没有为中国留下太多博爱的实践成果？他认为问题在于传统礼教强调“爱有差等”，把爱纳入到了一种等级森严、由亲及疏的强制性伦理体系中ณ，情感投向越来越狭小，至多也是狭义的博爱而已๐。及至近代学人为ฦ了摈弃这种礼教而引进生存竞争的合理个人主义，并不能在博爱的问题上弥补缺损。
其实，学理的力量毕竟微弱，更大的教化来自于社会现实。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马乱ກ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既ຂ然历史的最粗轮廓由暴力来书写，那么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常常处于一种追随状态和被动状态，因此有很大一部ຖ分成了对暴力合理性的阐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确实具有惩恶扬善的正义，但很少有人警觉即便是正义แ的暴力也会失控于报复激情，沉醉于威慑惯性。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怀抱文明、固守冷静的文化人就显得特别孤独无助。
曾经读到过一位盲诗人悄悄吟咏的几句诗：
杀人盈野复盈城，
谁挽天河洗甲兵？
而今举国皆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