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弟此言差矣，修身齐家平天下，从来都是饱读诗书的人，以赵某这样的一介武夫，谈什么为国效力，最多作作挡箭牌而已。”
在距合肥30多里的肥东县州埠乡，有一个叫做王小郢的村子。这里与皖中农村的其他地方也无两样，房舍、山川、行人、牛羊，一切似乎都与历史并无多少隔膜，但傲视天下、横空出世的一代英豪却没有在这里留下半点遗迹。
曾任国民党军统高级职务的沈醉先生风趣地说过：“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连上海滩黑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一类只要遇上王亚樵，也得绕着道儿走。”
对于少年气盛的王亚樵来说，到团防局任职，总有些不尽人意，但因一时半刻无处可去，同时进团防局，和摸枪的人整日在一起，毕竟也有些投笔从戎的气概。
此时正是清朝末年，欧风日炽，民智大开。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国内外已经展成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组织。
清廷方面，自庚子之役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加紧其专制统治。民生凋敝，百业维艰。在这种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险恶形势下，爱国志士、热血青年，无不痛心疾，许多人众志成城，欲求扶大厦之将倾。
王亚樵到团防局不到半年，文武双全的才华就显出来。
有一次，舒城地方有股土匪，从山上下来抢掠。李元甫带领团防局前去进剿，没想到土匪特别凶悍，竟把团防局打得落花流水。土匪把团防局打败了，还不解气，紧紧咬住，穷追不舍。
就在此时，王亚樵带领十几个手下押运粮草抵达。一看阵势，他大叫一声：“不好！”
停住骡马车，王亚樵立刻命令手下，“快，把骡马都解下来。”
手下立刻把骡马解了下来。王亚樵又令大家一起动手移动粮车，围作掩体状。
当时，团防局的团丁使用的都是线枪，打得是散弹。王亚樵让那十几个人掩蔽好，一起填药装弹，把枪排一旁。
当土匪上来后，王亚樵操起旁边的线枪，一枪一个，一枪一个，一气撂倒了十几个土匪。
这帮手下平时见王亚樵文质彬彬，腰挂手枪只当是摆设，没想到枪法如此高。一边唏嘘，一边装弹药。第二轮枪递上去，很快又有几个土匪被撂倒了。
土匪这才回过味来，集中火力往粮车这边打，可惜粮垛堆得太厚，枪弹无法击穿。倒是他们自己，冷不丁被王亚樵撂倒一个，冷不丁被王亚樵撂倒一个。
团防局的阵脚重新被稳住，李元甫十分高兴，又集中十个人，专门为王亚樵装弹。土匪势怯，狼狈而逃。
回到众兴集，李元甫立刻下令，升任王亚樵为团防局的总炮台，位置只在他一人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亚樵与团防局中的王清泉、郑益庵、唐幼文三人成为莫逆之交。这三个青年与王亚樵一样，怀抱救国救民的大志，决心救民于水火之中。
后来，这四个青年就在一起密议，图谋反清义举。为了表示决心，他们四人仿效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在一棵大槐树下结拜为兄弟。他们在一起议论时事，联络各处友人，不断活动于梁园、撮镇、店埠、西乡一带，时人称之为“四大和尚”。因王亚樵年最幼，故被称为“四和尚”。
和尚是出家人，无牵无挂，四海为家，除了自己的信仰之外，天不怕地不怕。“四大和尚”之名即由此而来也。
随着时代展，王亚樵在各方面也更为成熟起来。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一般的江湖结义，而是在自觉的民族意识指导下，把自己的社会活动注入了更多的政治内容。
早在随张世籁先生读书时，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事迹就对王亚樵感触极深。他每读《正气歌》、《过零丁洋》等世间绝唱，总是一唱三叹，反复吟咏。他既为“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死生安足论”的警句而击节称赏，又为英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无奈情形而抱憾不已。
菜园射兔练就少年神枪手4
光绪三十四年1908，王亚樵和老同窗许习庸及各方友人王庆廷、王海卿、葛德三、张孟九、葛杰成、朱品朝等人在撮镇组织了“正气学社”，共同探讨文天祥抗元业绩及其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这批青年在一起聚会时，无不慷慨悲歌，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勉励。王亚樵常以古人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及自撰之“宝剑寻头饮”一句自警，似已透露了亚樵日后一行状的某些兆头。
这一年，王亚樵又和他的老同学许习庸一起跨出合肥，游历了寿县、巢县、芜湖、安庆等地，遍交革命志士，相互声援，扩大反清力量。
许习庸1888-1976，合肥东北乡人，早年曾与王亚樵一同授业于张世籁门下。在革命活动与社会活动中与王亚樵多次有接触。但他一生一直没有参与王亚樵的密谋暗杀集团。1933年，他曾从安庆潜至上海，悄悄地与王亚樵会过最后一面。此系后话，暂不表。
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陈独秀仲甫、常恒芳藩侯、柏文蔚烈武等安徽的革命先驱就在芜湖成立了安徽最早的反清团体之一“岳王会”，陈独秀任会长，同仁等以岳母在武穆背上所刺的“精忠报国”四字相号召。
在此之前，“岳王会”几个主要领导人曾遍游皖中、皖北各地，联络反清同志，共图义举。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王亚樵和许习庸同时结识了柏文蔚、常恒芳和同盟会江淮别部对外称“武毅会”负责人吴旸谷春阳。吴旸谷先生还另成立了“合肥学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经吴旸谷介绍，王亚樵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秘密加入同盟会，正式成为革命党人。
再说王亚樵自从进了团防局之后，一两年时间，在忠厚本分的父亲王荫堂眼中，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交往越来越广，外出活动越来越频繁，又组织什么正气学社，经常和江南“岳王会”的人来往，秘密串连，似将有所行动。这一切行止，都引起了父亲的深深忧虑，唯恐爱子随时会闯祸出事。
起初，王荫堂还不断教训儿子要继续苦攻经史，俟学业有成，出人头地。后来看看儿子把苦口婆心的教训只当成耳边风，荫堂先生只好另作打算了。他和梅氏夫人仔细商量后，再次决定为儿子完婚。他们心想有一个温柔贤慧的妻子在王亚樵身边，鱼水相欢，闺房之乐，也许能使这位不安分守己的青年收下心来，在家中安居乐业。
此时王亚樵已二十出头，身边的同仁均已成婚，且他的思想已生变化，认为婚姻是人生所必须具有的。况且，有许多夜晚，他自己也常常被欲望之火烧得难耐。
宣统二年1910年冬天，在一个吉日良辰，王荫堂家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这正是在为长子王亚樵完婚。
傍晚，一顶花轿把18岁的农家姑娘王淑英抬进王家大门。按合肥乡间传统礼俗，这一对年轻人在长辈的祝福和同辈的欢笑取乐下，在吉庆的鞭炮和唢呐声中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婚礼。
洞房花烛之夜，历来就被人们喻为人生四大快事，清末民初，合肥乡间一向将此喻为“不登科”，可见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王亚樵新婚燕尔，自是喜气洋洋。宴客陪新妇回门，拜新亲，给村邻分“回头”礼……跟在父母后边着实忙乱了一阵子。接着是宣统三年的新年，闹元宵、接新亲、拜客、谢媒人……直忙到“二月二，龙抬头，”才算安定下来。
王荫堂和梅氏夫人心想，成了家，亚樵该在家好好主事过日子了。但是，王亚樵并没有在床笫之欢中忘掉他所要献身的反清活动。他要离开温馨的家，到更广阔的外面世界去。
因为，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在武昌城头的隆隆炮声中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