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院里的人都说:这有什么奇怪?她是龟头血肿夫人嘛。好像在李先生的精液里,含有无数智力因素,灌溉了线条的智力之花,此说是不对的。有三天前她和小转铃的话为证,地点是在我家的客厅里:

李先生当时不但黑,而且困得要死。时近年底,矿上挖出的煤却不多,还不到任务的三分之一。所以矿上组织了会战,把所有的人都撵下井去,一定要在新年到来之前多挖些煤出来。开头是八小时一班,后来变了十二小时一班,然后变成十六小时一班,最后没班没点,都不放上井来,饭在下面吃,困极了就在下面打个盹。如此熬了三十六小时本来想熬到新年的,那样可以打破会战纪录之后,因为工人太累,精力不集中,出了事故,死了一个人。矿领导有点泄气,把人都放上来。李先生推了三十小时的矿车,刚上来洗了澡,天就到了下午。他在火车上打了一会盹,完全不够。所以他站在线条门前时,睡眼惺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先生那个时候对一切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李先生在下干校时,我在云南插队,认识了陈清扬,不再把线条放在心上,但是有时还想到贺先生的事。我想出了贺先生为什么临死时要叫小孩走开,这是因为在他死时,不喜欢有人看。

李先生论来论去,终于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讨论龟头血肿问题,算是有了回应。那大字报的题目却是:龟头血肿可以休矣。其论点是:龟头血肿本是小事一件,犯不上这么喋喋不休。在伟大的“文化革命”里,大道理管小道理,大问题管小向题。小小一个龟头,它血肿也好,不血肿也罢,能有什么重要性?不要被它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一百个龟头之肿,也比不上揭批查。这篇大字报贴出来,也叫人批得麻麻扎扎:说作者纯属无聊。既知揭批查之重要,你何不去揭批查,来掺和这龟头血肿干吗。照批者的意见,这李先生是无聊之辈,你何必理他?既然理他,你也是无聊之辈。但是李先生对这大字报倒是认真答辩了。他认为大道理管小道理,其实是不讲理。大问题管小问题,实则混淆命题。就算揭批查重要,也不能叫人龟头血肿呀?只论大小重要不重要,不论是非真伪,是混蛋逻辑。他只顾论着高兴,却不知这大小之说大有来头。所以就有人找上门,把他教训了一顿。总算念他是国外回来的左派,不知不罪,没大难为他。要不办起大不敬罪来,总比龟头血肿还难受。李先生也知道利害,从此不再言语。这龟头血肿之事,就算告一段落。

王二年表:

我还可以说:“老姚,听说你病了没人照看,我心里不安。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照顾有病的老人是我的本分。”这话很好,怎奈我不是这样的人,不合身份。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合理,“老姚,咱们是同事,我又年轻,该着我来。”不过王刚怎么不来说这话?算了算了不想这么多,我先进去,到时候想起什么说什么。

“校长,不管怎么着,厕所我是洗了。总得表扬几句吧?”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咱们家又不是没地方!”

三十三年前,生了一件决定我终身的大事。那天下午,我妈在协和医院值了个十二小时的长夜班,走回家去。关于那个家,我还有一点印象,是在皇城根一条小胡同里,一间半大明朝兴建的小瓦房。前面房子太高,那房子里完全暗无天日,我妈妈穿着印花布的旗袍,足蹬高跟鞋,小心翼翼地绕过小巷里的污水坑。她买了一小点肉,那分量不够喂猫,但是可以做一顿炸酱面。她和我爸爸吃完了那顿炸酱面,就做出了那件事情。

“你关心我干吗?”

“一点儿?一点是多少?”

小转铃醒来,问我要干什么,我说要做笛卡尔式的思辨。这一番推论不知推出个什么来。她大喜,说:“王二。推!快推!”以后就有了那篇论文。

太阳从西窗照进来,到下班的时候了,我还不想走。愤懑在心里淤积起来,想找个人说一说。许由进来,问我在不在学校吃饭。许由真是个好朋友,我想和他说说我的苦闷。但是他不会懂,他也没耐心听。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死耗子呗。我下了耗子药。”

我爸爸走时已是冬天,别人都回四川去了。他们不仅是因为没有钱,还因为留守处的同志天天来动员。但是谁也不敢到我家里来动员,因为他们都怕我。这班家伙都和我有私仇,我既然还活着,他们就得小心点。我爸爸能坚持到最后,都是因为我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有山穷水尽的时候,不但把一切都吃光当净,还卖掉了手表和大衣,甚至卖光了报纸。能借钱的全搬走了,不能搬走的全没有钱。库房里空空荡荡,到了好住的时候,可是我们二老没福消受了!

我爸爸虽然一直看不起我,但是那时多少有点舐犊之情:到了那般年纪,眼看又没什么机会搞事业了后来他觉得可以搞事业,就重新看不起我甚至嫉妒我——王二注,看见眼前有个一米九的儿子,一个漂亮儿媳——一双璧人,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可以理解。但我心里有点犯嘀咕:你们这么吃光当净,连刘老头的钱也借得净光净,走了以后叫我们怎么过嘛。当然,这话我也没说出来。

我爸爸临走时,要我管刘老先生叫刘爷爷。操他妈,我可折了辈了。他还朝刘老头作揖说:刘老,我儿子交给你,请多多管教。这畜生不学好不要紧,不要把小转铃带坏,人家可是好女孩。刘老先生满口答应。我爸还对小转铃说:铃子,把刘爷爷照顾好。小转铃也满口答应我爸爸向刘老先生借过不少钱,有拿我们俩抵债的意思。临了对我说:小子,注意一点,可别再进监狱——王二注去。说完这些话他们就走了。矿院派了一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火车站,不让人去送。我的二老一走我就对刘老先生说:老头,你真要管我?老先生说:哪能呢,咱们骗他们的。王二呀,咱们下盘棋,听贺先生说,你下一手好棋!

刘老先生要和我摆棋,我心里好不腻歪。你替我想想看:我和小转铃有好几个月没亲热了。好不容易我爸走了,我妈也走了,你再走出去,我一插门,就是我的天下。虽然大白天里她不会答应干脱裤子的事,起码摸一把是可以的吧。可恨刘老头没这眼力见,我也不好明说,恨死我啦。

我恨刘老先生,不光是因为他延误了我的好事,而且因为他是贪生怕死之辈。他经常找我量血压,一面看着水银柱上下,一面问:高压多少?

没多少,一百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