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主任突然又成了毛头小伙子小彭,隔着工作台把她地手拉过来,用力握了握。旧时的亲切温暖仅隔两层薄茧、一层钢屑。

“是我们丫头有啥事吗?”小环大声问道。

张俭看着已经相当男人气的小彭。他第一次渴望和他谈谈多鹤,假如他还爱多鹤,就带她走吧。苦命的女人好歹可以为妻一回,也许还可以为母一回。多少年的了解,他觉得小彭人品是端正的。

丫头好几个星期没来信了。一般来说她一个星期来一封信,寄些好消息。没好消息,她也寄几句关照:妈妈别抽太多烟,听说烟对人有害;小姨干家务别累着,家务越干越多;爸爸别老闷着。有空跟某某伯伯一块出去钓钓鱼吧。大孩别太害羞,去考一考少年篮球队试试……

她把工具包里的钢字倾倒出来,擦得过分光净、看上去被擦薄了地水泥地面承受那长方形的钢块,噔噔噔地响。听听也生疼。

多鹤拉着眼看就要上手拍打警察的小环艰难地走开了。

在楼梯上截住多鹤。要挟她,在她身上留下黑爪印的,就是在小石身上附体地那个陌生人。

“只有小石和张师傅看见。大夜班人本来就不多。”保卫干事说。

“既然是哥仨,也都肝胆相照了,咱以后不兴诡诈、告密什么的。不过亲兄弟也有反目成仇的,你小石跟我们翻脸,去告密,毁我们,我们也没法子。小石你说是不是?”

收音机里地歌把所有人唱起来了。孩子们穿着衬衣就跑到阳台上。捧一把雪回屋。捏成球,在屋里相互扔。然后又出来捧雪。小环叫喊着:不穿棉衣不准到阳台上!

多鹤把原本端在手里的茶杯放到桌上,手抹了抹裙子褶。

“那你要多少?”

他站住脚。她不明道理地跟着站住了。

多鹤看他洗牌。孩子们都上学去了,该洗该熨的衣服也都洗熨了,到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她犹豫着坐下来。摸牌地时候,小彭的手总是擦着她的手而过。小彭会飞快地看看她。小石不是讲话就是哼歌,要不就是自吹自擂他的牌有多么好,要让小彭输成光屁股。

多鹤不顾一切了。她再次挤到小环身边,叫了一声:“二昆(日语:二孩地昵称)!”谁也不懂她叫的是什么。她两只沾满矿石粉的手成了利爪,抓住二孩的胳膊,嘴里还在喊:“二昆!”她不住口地喊,一直紧闭眼地二孩居然睁开了眼。

家属们愣了一下。她们跟这个朱多鹤就是处不热乎,处着处着哪儿就不透气了,憋在那儿了。

心里不是一回事。心里的那回事,不好说。

“不闭你敢怎么样?”

霉味直冲脑子,多鹤一步踩空,手抓住窗帘,霉透的绸料烂在她手里。工人业余剧团显然许久没有在此活动了。

看着看着,他的心又是那样,打了个秋千,只不过他不再像上次那样惶恐。上次他惶恐得竟想把她丢弃掉。那的确是畜牲干的事。他不愿想那畜牲该如何治罪,现在的好时光千载难逢。

“三孩?”

她抱起两个尿臊刺鼻的儿子,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她左边的一阵钻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代浪村的人都说中国人一肚子鬼,果真如此。一双手上来,把二孩抱走,是张俭的手。一个声音赔着小心,告诉她俩儿子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也是张俭的声音。什么意思?是说没有了母亲和乳汁,没有了天条规定的成长环节,儿子也照样活,照样长得不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母亲都两可。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多鹤躺在床上,听这个出门挣钱养活全家的男人走到门口,铝饭盒轻轻响了一下。大概是他摸黑出门撞着门框了,这声音使睡眠晕晕地袭上来。

小环拧了个毛巾把子,递到多鹤手里,多鹤直着眼,手也不伸。小环抖开毛巾,替她擦了一把脸,一面念叨:“先歇歇,养一养,养好了再揍。”她跑回去,把擦黑的毛巾搓干净,又出来替多鹤擦脸。多鹤一动不动,头像是别人的,转到左边就搁在左边,擦成斜的就让它斜着。小环的嘴还是不停:“打他?太客气了!得拿小刀慢慢割他!废物不废物?大男人领四个人出门,少了一个都不知道!看看他跟个大老爷们似的,其实他当过家吗?大事小事都有人给他当家!”

“穿上鞋,跟我走。”

张俭带着女人孩子乘一站火车,来到长江边。他听厂里人说这里是一个有名的古迹,周末到处是南京、上海来的游客,小吃店排很长的队,露天茶摊子上都得等座位。

“你不要教孩子日本话。”张俭向多鹤转过脸。

手电也不知被扔到哪里,小环抱着肉虫子一样扭动的婴儿,脑子和手脚都不够用。山下灯火在泪眼汪汪的小环看去,是一片火浪。

张俭从鞍山到了这座新的钢铁城市,给调到了刚成立的钢厂,几个月的训练学习结束,他已经是吊车手。这些消息多鹤是听他跟小环说的。多鹤总是把每次听到的话记在脑子里,有空时再从记忆里翻出,慢慢拼凑出意思。这时张俭会在哪里找她?他知道她从没出过家门,哪里也没去过。

“咱家离镇子远哪!”小环说,“吃的东西也多,鸡仔儿多新鲜,面也是新面!”

这时二孩妈的理解力终于从一大堆新词里挣扎出来。大孩死了,死在朝鲜,他们老两口得了个“光荣”,他的寡妇、孩子得了一笔钱。二孩妈哭不出来,当着一个满口南方话的陌生政府干部她放不开一她哭是要拍腿叫喊的。另外,大孩十五岁跑出去,她那时候早就哭过他,哭完就没抱什么指望还能活着见到他。

“是我生的,”小环嬉皮笑脸,突然凑到吃得一头大汗、一脸馒头渣的丫头面前,“是吧丫头?”她又对大伙说,“赶明给丫头也包个小金牙,敢说她不跟我一个模子里倒的?”

二孩一使劲,狠狠地抽回自己的手。还没开始的事,已经没劲去办了。他跳下炕,摸起衣服、裤子,又踢又打地穿上。多鹤跪在炕上,黑黝黝一个影子都充满失望。

二孩在桶里投着手巾,“你把丫头的药给喂了,别光耍贫嘴。”他照例把她打趣过嘴瘾的话一下子勾销,“咳嗽不见轻呢。”

“不好听。”二孩娘说。

“在门口待着,不敢进来,知道自个儿做亏心事了是不是?”小环对小日本婆说。

小环的脾气突然变好是她掉了孩子之后。七个月大的胎儿竟有一岁孩子那么大,那么全乎。二孩对这件事从头到尾的经过几乎没什么记忆,只听母亲和亲戚朋友们一遍一遍地回述:小环如何遇上四个日本兵,如何跟女朋友们跑散,如何爬上一头在路边吃草的耕牛,牛又如何载她和日本兵赛跑。最后也不知该把账算在日本兵身上还是那头牛身上:牛跑着跑着拿起大顶来,把小环甩了丈把高,又扔了丈把远——小环提前临盆了。

二孩统统以听不见作答。

母亲说:“你俩过来呀!”她倒是喜洋洋的。

“说啥?”张俭问。

大孩不做声了。

“他说他也编造家庭出身。嫌咱这家不好呗!”小环说,“他宁可编造一个家庭出身,说他爹他妈拉棍要饭,那也比咱家强!”

大孩的舌头和牙齿咬着多鹤腌的黄瓜,“咕吱咕吱”地说:“可不!”

小环刚想驳他。顿时又把驳他的话忘了。因为她突然意识到丫头跟他一样,宁可选择家境更贫穷、更没什么可炫耀地父母做父母。她和大孩从小到大恐怕都感觉到这个家暗暗存在一团混乱,无法理出头绪的一大团,把他们的出生也乱在里面。并且一切都刚刚开始乱。小石叔的死是一个开始,小彭叔的消失又是一个开始。大人们对这二女一男的真实关系从来就支吾搪塞,他们猜想到这二女一男都不够清白。

小环心里一股不得劲。可怜的丫头,你以为她那么快活。那么红扑扑的脸蛋只给人看见笑,张嘴是笑,抿嘴也是笑。她心里是那么胆小、自卑。恐怕她从懂事地时候就小心翼翼等待什么大灾大祸降临这个家庭。因此她自卑地只想去做一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女儿。她心里的那些担惊受怕,受的那么多熬煎成年人都没发现。或许她连她的血缘都猜到了:她说不定无意中看到多鹤那双手,手指不长。关节圆顺,一根根肉乎乎地……跟她自己的手一模一样?说不定她照镜子时忽然看见小姨的眼神从她那双跟父亲一模一样的骆驼眼里闪出来?她会不会注意自己地头发和后脖颈的胎毛:前者还没截止后者已经开始,所以穿衣服领子一高,就把毛茸茸的碎发挤到外面。丫头有没有发现这片永远长不完的胎毛跟小姨一模一样?发现了她会不会乍出一身冷汗?丫头从小就不哭不吵,是个特别让人省心的孩子,原来她不声不响把什么都看到眼里,听在耳朵里了。大人们都白费心机,什么也别想瞒过她。

小环那天坐在饭桌前。满心都在想披着桃红斗篷的婴儿丫头。年轻的小环抱着她。走到哪里,耳朵里都是“丫头福相”。年轻的小环那时都忘了丫头不是她自己生地。那个时候,她怎么也不会相信,丫头将来心里会这么苦。她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什么时候就开始担惊受怕、忍辱负重?

大孩吃完饭,嘴一抹,站起身说:“咳,全国人民都在闹革命,有啥事就应该趁早坦白。”

三个成年人一动不动,听着他这样离开了家,跻身到全国人民里面去了。

小环在多鹤楼顶被困的一天两夜里,心里出现过许多可怕的念头:她怎么会失踪了?也许谁告发了多鹤。把她直接从车间抓走,抓到某个不见天日的地方去了。她也想过,那次冲突后,多鹤跟张俭和她一直疏远,从来不跟他们说话,有话通过二孩大孩说,或许她终于受够了这种日子,自己结果了自己。这可是个自杀的大时代,多鹤又来自那个崇尚自杀的民族。

多鹤现在唯一的谈话对象是二孩。小环有时听见他和她在隔壁简短地对答几句,不知二孩说到什么,让多鹤咯咯地笑。二孩人缘不好,在这一带动手不动口,所以在外面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讲话。常常有人告状上门,说二孩跟人摔跤,把好几个人摔趴下站不起来。二孩偶尔把黑子留在家,多鹤就跟黑子聊聊,语言也是她跟幼年的孩子们说地话一样,半日语半中文,夹着只有最蒙昧地生灵才懂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