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张俭会为多鹤准备好搪塞的东西:一捆干黄花菜或者几个皮蛋,或者几个包子。他们幽会结束,他让她拿回家,让小环误以为多鹤逛那么久,为了买几个包子。

他在路上买了一瓶六角钱的白干,比平常阔气了一角钱。他又一顺腿拐进了自由市场,都在收摊子,能买到的、他舍得买的下酒菜就是五香煮花生米。

“这……给你吧。”

有了这张图她可以回到丫头、大孩、二孩身边去了。她走也得走回去。两个儿子没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她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双鞋,最便宜的一种,花了一块多钱。她还需要一把伞,但她实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块多钱了。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但小环另有一套解释。她一听他摸索着上了床,便轻声笑起来。笑什么?笑他被人家踹下了床。他根本没心干那件事!有心也没关系,她又不吃醋。她吃哪门子邪醋?他就是跟她说落户口的事!不说事光干事她也绝对拥护,她要是不拥护,他当时能跟她生孩子吗?拥护个卵!难道他这时还想跟她去干那事?他难道是头猪?看不见她遭那么大的罪回到家?

小环怕大孩吓着,把他抱得紧紧的,退到小屋门口。不久多鹤把张俭就打到了过道,张俭踢翻了水桶,踩在擦地刷子上向后踉跄了老远。那把铁锅铲给踢过来踢过去,叮叮当当敲着地面。

小环是昨天半夜下班的。她一回家见到张俭抱着哭闹的大孩在屋里瞎串,就明白了一大半。她上去抱过孩子,对他“呸”了一下。他问什么意思,她说他到底干成缺德事了。早晨丫头上学离了家,小环叫张俭给工段打电话,告一天假。

他眼睛看着丫头的脚,说:“多鹤,咱家是中国人。”丫头穿一双白色的布凉鞋,多鹤做的鞋面小环纳的鞋底。白布凉鞋外面露着丫头干干净净的脚指甲。这一座城也找不着这样的白布凉鞋和粉白透亮的脚指甲。

他们来张家最主要是因为小环,头一回来小彭给小环嫂子的一团热乎劲弄得家也不想了。小石听了小彭的叙述,才跟着来见小环嫂子的。小环总是把大围裙往小细腰上一勒,嘴角的烟嘴俏俏地斜着,问他俩想吃什么,嫂子亲手给你们做。小环对油盐柴米一点都没数,只要做出的东西好吃,一斤油她也舍得用。她最拿手的饭食是猪油蒸大米饭。做起来很省事,最合适她这种懒人做。只要有好板油,切碎了和大酱大葱一炒,拌进大米里蒸,香气把楼顶都能掀起来。

“行,听你的,有什么都说出来……”小环说。

手上抓了两大把金红色的花,多鹤发现下山几乎寸步难行。她找了块石头坐下,炼钢厂的小火车拉长声调从一头往另一头开,过一会儿,又有一辆拉长声调开过去。多鹤把眼睛一闭,拉长声调的小火车就是她童年世界里的声音了。代浪村的孩子都是听着小火车声长大的,吃的、穿的、用的日本货是小火车运来的。她记不清日本的任何事情,小火车运来的一包包摆放整齐、装帧考究的紫菜,一小捆一小捆仔细折叠包装的印花布,就是她的日本。代浪村有个哑巴不会说一个词,学小火车尖叫却学得一流。多鹤这时闭着眼坐在石头上,把远处钢厂的小火车听成了逗孩子们乐的哑巴。

“怀孕了我。”多鹤说。她的句子只有他们家三个人听着不别扭。

二孩妈再也不去镇上了。

多鹤走到一床棉被的另一边去抽打。那一刻所有人都停下了谈话,她“噼噼啪啪”抽打的声音在院子砖墙砖地上直起回音。

那时父亲还在虎头站上当巡道工,哥哥大孩认识了一帮山林里的抗日游击队。十五岁的大孩带着弟弟去领游击队的传单,再给他们往火车上散发。刚到虎头镇,就看见日本兵绑了两个游击队员,衣服裤子都被扒了,露出缠在腰上腿上的传单。鬼子把他们晾在镇子邮局门口,杀也不好好杀,用滚开的水从头往下浇。几桶开水泼出去,把人的皮肉和传单都泡糟了。那以后没多久,大孩就不见了。

背地里,人们的嘴可不那么老实。“春美是咱中国人的名字吗?”

小环想到了二孩。他也被诱陷进去了。二孩的一部分化在了这团小肉肉里。小环不知是妒忌还是动了感情,心里和身上都一阵虚弱。不能再分娩出血肉果实来,还要这诱陷做什么?正如小环她自己,两腿间是块枯黑的荒地。

后来的几次他发现她躺得像个死人,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下颏翘着,足趾朝天,真的像死了。他得替她脱下衣服,他突然意识到脱她衣服的动作很下作,很贱。她就是想把他弄那么下作。她把自己装敛得严严实实,躺成一具僵尸,让他剥下她衣服时有种禽兽不如、奸尸的感觉。他气疯了,心想,好吧,我就禽兽不如。她的父亲、哥哥对中国女人就这么禽兽不如。

二孩妈一点不着急。她从来不像丈夫这样跟儿子多话,因为她明白儿子对于父母温顺到了窝囊的地步。反而对于小环,他嘴上乖巧,其实该干什么干什么。

“你看,她哪是残废?”她低声说,“就是在那口袋里窝的。”

张站长这个头带得很好,没等他们把口袋装上车,两个口袋又给人从台上拎走了。等张站长的骡车到家时,十多个日本婆子全卖了出去。人们不再胡扯取笑:张站长一家子半点胡闹的样子也没有,就是来办一桩正经买卖的。

“少装傻!问你那个姘头呢?”七八个人中间的北方人说。职工们叫他谢主任。

“谁是我姘头?!”

“我都看见了!还想赖!”拿手电的是个四五十岁的南方人。

“看见了还问?你们叫她出来呗!”张俭说。

“那你承认她是你姘头?”

张俭不理他们了。他后悔跟他们一答一对地说话。他从小不爱开口原来早就看出人们不值得理会,你只要跟着他们的思路走,一来一往跟他们对答,很快成了他们下流话的接受者。他和多鹤那样的感情成了轧姘头:多鹤那样一个女子成了姘头?!他们在这里提一提她都脏了她!张俭可以苦,可以累,可以痛,就是脏不得。

他们中一部分人进到布景的迷宫里搜索,另一部分人看守张俭。没搜出那个女人。一个职员报告:后门没锁,姘头可能从那里跑了。一定是这家伙掩护她逃跑的。看来是个腐化老油子。要不是接到伟大领袖来钢厂视察的通知,谁会去查那些黑暗角落?还以为美蒋特务埋个定时炸弹什么的,结果找到一对雌雄糖衣炮弹!

张俭的工段也天天在打扫布置,扎红纸花、红彩球迎接伟大领袖的视察。但以往也说省长、市长来视察,后来并没有出现在高炉边上。所以这一次工人们也将信将疑。听俱乐部的人这么一说,张俭想,原来伟大领袖真要来,因为俱乐部是厂部直接管辖,消息灵通而可靠。

搜查的人陆续回来了。他们从西北角那扇后门追出去,也没追上那破鞋。俱乐部谢主任文雅地说看来是个飞毛腿破鞋。没关系,抓住这个,她飞不到哪儿去。

张俭被带到厂部。走廊上碰见小彭,小彭两眼一瞪,看着七八个人开路的开路、押阵的押阵,把张俭带过去。他问压阵的一个俱乐部职员,张师傅怎么了?搞破鞋!谢主任马上问小彭,是不是和这个腐化分子很熟。小彭没有吱声,看了一眼张俭巍巍然的背,又看看他皮鞋的带子甩过来甩过去,拖成了两根泥绳。小彭的俄语学了一半,俄语班取消了,让他到厂部打杂等候重新分配。他跟着七八个人进了厂部保卫科,门关上了,他和一大群秘书、打字员、清洁工堵在门口,都半探着身子,想听到里面的审问。

审问有时轻得几乎无声,有时“哇啦”一声吼叫起来,像车间外面挂的接触不良的广播喇叭。无论是吼叫还是轻声询问,张俭始终一言不发。

终于听到张俭开口了:“什么叫作风问题?”

审问者向他解释,就是自己有爱人,在外头又跟别的女人搞男女的事。

“我没那啥作风问题。”张俭说,“我只跟我爱人搞那事。”

审问者又像喇叭来电一样嗓音洪亮:“你跟你爱人跑俱乐部里搞得快活些?”

外面的人全乐了,女打字员红透了脸蛋,皱起鼻子:这话真是臊臭不可闻。

“你和你爱人怎么就看上了俱乐部的后台,你倒是说给我听听,让我开通开通?”审问者觉得此人犯简直对他的常识和逻辑在放肆玩弄。

张俭又拿出他的沉默功夫来。审问者威胁他:在伟大领袖视察前破坏风化,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是要受重罚的。党员开除党籍,非党员降工资。假如破坏了风化不好好坦白认错,反而编谎话欺骗保卫部门,那就罪加一等。不说话了?好?愿意沉思是好事情。那就沉思三分钟。

“我再问你,和你发生作风问题的女方是谁?”

“我爱人。”

这回轮着保卫干事沉默了。

“你爱人?那干吗跑哇?”俱乐部谢主任文雅地问。他似乎比保卫干事逻辑好些。

“跑?”保卫干事说,“是爱人首先就不会到那种阴暗角落去!在家的被窝里干那事,多清静、多暖和!”

堵在门口听热闹的人又哄堂大笑。小彭突然想起什么,从人群里撤出来,跑到楼下,跳上自行车向家属区飞快蹬去。

难怪张俭和她小姨子多鹤总是一前一后地回家。张俭这个三拳打不出个屁的东西,风流得可以,把窝边肥嫩的草全撸自己嘴里。他觉得这事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到了张俭家,邻居们告诉他小环到居委会大食堂去了。按他们给的地点,小彭找着了居委会,是粮店楼上的两间大屋,大屋靠窗的一边,砌了几眼大灶,上面架着铁皮烟囱,通向屋外。居委会的另一间大屋改成了托儿所,几十个孩子滚在芦席上唱着“戴花要戴大红花”。

小环借着玩兴在大食堂帮了几次伙,但马上跑不掉了。居委会所有女干部动员她留下来当首席大厨,给她上课,讲解“劳动光荣”,让她看家属们排练的说唱小节目“脸上搽得香,头发梳得光,只因不生产,人人说她脏”。两个星期的班上下来,小环开始跑医院,开出一天半天的病假条来。

小环一见小彭,喜眉俏眼地扬着两只沾满白面的巴掌跑出来。

“想你小环嫂子了?”

“孩子们呢?”小彭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