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离去的一个多月让所有的记忆都不算数了？他记忆中的她不是这样卓尔不群。可什么时候他又在人群中见过她？她齐耳的浓密黑发，厚厚的刘海让她一看就不是本地人，不属于这里。流浪在她身上留下的永不消失的痕迹，就是那些鲜明的轮廓线条。而两个多月前的流产和手术又在她鲜明的轮廓上添了薄薄的丰润，她的两腮润泽得像发育中的女孩子。她白底蓝细格的衬衫也那么衬托她，看起来她是世界上最干净、刚刚从水里出来的一个人。是真的美丽。张俭记起他半生中读过的有限的几本书，所以现在对她的感叹和欣赏不是空无一词。当然。他嘴上还是没什么话，只问她去哪里，刚才是不是淋了雨。
“我去买粮。你要捎点啥？”他照例半垂着眼皮问道。
半夜她从拉木头的车上跳下来，因为那趟车从此分岔。她在一个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货车，但没有任何一趟车在小站停靠。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张俭一点睡意也没了，坐在床上，两个大膝盖头几乎顶住下巴。这样彻头彻尾的窝囊他可快疯了，小环若再有一句不三不四的话，他跳下床就走。
二孩撤退不得，干脆冲锋。他一个突刺出去，用他两颗上门齿和一排下牙咬住了那个坚持欺骗他的。多鹤疼得“噢”了一声，让从儿子嘴里滑落出来。两颗废了的、没人要的无趣地、悲哀地耷拉着。
“告不了就辞了组长！”
“你刚才说的话我为啥不懂？”
张俭三两酒喝成了个小神仙，摇晃到隔壁，见两个儿子躺在多鹤怀里吃奶。多鹤穿一件手套线织成的线衣，中间开襟，这会儿全打开了，两个粉白的奶抵在儿子圆鼓鼓的脸蛋上。张俭从来没注意过多鹤给孩子喂奶的样子，这时他看着看着，心忽地一下打了一个秋千。多鹤用她自认为是中国话的话说他可以抱走了，儿子们都吃饱了，再不抱马上就该睡着了。张俭走上去，手从大孩的颈窝下抄过去。多鹤一耸肩，他的手碰在她奶头上了。他的手凉。
多鹤下巴朝天，说了很长一句话。小环只是说“好，行，说得对！”多鹤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假如这时有个懂日语的人在旁边，会从那些断断续续的词句里听懂她在跟一个人恳求。是跟一个叫千惠子的女人恳求。多鹤的牙齿深深咬进每一个字眼，求她别杀死久美，让久美再多活一天，久美才三岁，明天她的病还不好，再把她掐死也不迟。就让她背着久美，她不嫌她拖累……
多鹤有点冷了。太阳已经被山头挡住。一帮孩子从山坡顶上下来，脖子上套一块三角形红领带，一个男孩举着三角形旗子，他们大声问多鹤什么。多鹤摇摇头。他们太七嘴八舌。她发现他们不是扛着棒子就是拿着网。他们又问她几句，她还是摇头。她不懂他们说的“田鼠田鼠”。他们的旗子上三个字她认识，但放在一块儿她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除四害”！
他的骆驼眼睛从半闭变成半睁。
二孩妈坐在树阴下拆棉纱手套，一听便站起来。这些年她个头小了不少，腿也弯成了两个对称的茶壶把，往门口挪着小脚时，站在门外的政府干部能从她两腿间看到她身后的一群鸡雏。
二孩妈说：“虚十九……她不大会说话。”
日本兵在周围几个村子都杀过人放过火，在铜矿上为了杀抗日分子把几十个矿工都封在矿道里炸死了。镇上住过的日本女人多达五、六人，连日本狗都明白中国人不叫人叫亡国奴。安平镇小火车站上有一次来了一群花枝招展的日本婊子，等的那趟火车误点，她们居然不用站上的茅房，把站上唯一的脸盆拿来尿尿，几个人用伞遮住中间一个蹲下的，一边尿一边笑，等火车的中国汉子她们是不必避讳的，因为人不必避着骡子、马方便。
“你骂我还是骂她？”小环问。
这天她刚起床，二孩抱着孩子进来，说多鹤想给大家做一次日本的红豆团子，在伙房里忙，所以他得替她抱一会儿孩子。
二孩妈拿着那件红底蓝花的棉袄发愣。相处半年，她待她也像半个媳妇，怎么这么喂不熟？红底蓝花棉袄上面，还搁着两双新布袜子，是小环给的，人家一点情也不领。张站长戴上帽子就要出门。二孩也赶紧戴上帽子，蹬上鞋，根本不理睬小环叼着烟，靠着门框，一脸看好戏的坏笑。二孩从她身边匆匆出去，她故意往旁边一趔趄，动作表情都很大，似乎躲开一头撞出栏的大牲口。
一夜雪都未停。第二天清早，二孩起床去锅炉房添煤，看见母亲在教小日本婆做煤坯。看来她就是瘦，人是健全的。二孩妈回头看见儿子，叫道：“二孩，你来教她！”
“咋撵哪？”
秃秃的原野眼看着肥厚雪白起来，人和车就这样走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大雪里。人们后来说那年的雪下得晚，不过是一场好雪，好威猛。人们对那一年事事都记得清，讲给后人听时把每件事都讲成了征兆，因为鬼子投降了。也因为男鬼子们跑了，剩下了大群孤苦伶仃的女鬼子和鬼子孩儿。连张家人也觉得这段路走得像个征兆：突然问大雪就把路下没了。其实大雪帮了所有口袋里的人的忙，人们不忍心台上一个个口袋被大雪覆盖，就匆匆把她们买回了家。连此刻装在张站长家口袋里的人也觉出这场雪的威猛以及这段路的艰辛。不过她还不知道，这一带的人的父辈们都这样，一辆车、一头牲口从关内来。那时只要谁活不下去，就往北走。正如口袋里那个小日本婆的父辈一样：谁活不下去，就往西走，跨过国界，去强占那里人父辈们开垦的大荒地。于是，这个被叫做关东或满洲的地方，成了他们冤家路窄的相遇点。
俱乐部对面有几家小馆子。他们无心挑拣，坐进了一家最近的。张俭要了两盘菜：炒肉丝、炒土豆丝。又要了一瓶五两装的白酒。多鹤也要了个杯子，喝了两杯酒。酒喝下去，两人的眼睛就离不开对方的脸，手也离不开对方的手。两人不管其他顾客的错愕：工人区从来没有公开缠绵的男女。他们说的“恶心”“肉麻”，他俩的耳朵也忽略了。原来下小馆喝几两酒也有了新意思，也给了他们新刺激。
从那以后张俭隔一阵就带多鹤去看看电影，吃吃馆子。他们的主要幽会地点就是俱乐部后台。即便台上挂着大银幕在放电影也不打搅他们的好事。他们把布景搭得很富丽堂皇，宽大的城堡，长青藤密布，西方人的长椅。他们不断在后台历险探宝，发掘利用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们的幽会也就越来越古典、戏剧性。有一次他们正躺在长椅上，听见打雷般的口号声。前台不知什么时候开起大会来，他们从后台出来，才发现那是表彰大会：上级领导表彰了张俭所在的钢厂出了优质钢材，造出了坦克。
他们幽会所耗的巨资渐渐成了张俭怎样也堵不住的窟窿。多加班、多上夜班、少喝酒、戒烟都无济于事。他在厂里背的债越来越重。原先他每次上夜班带两个馒头，现在他馒头也免了。他把好吃的好喝的全留到多鹤能跟他共享时才拿出来挥霍。
这天他和多鹤坐在一家上海人开的点心铺里。多鹤说她听见小石和小彭议论，说张俭欠了厂里不少钱。
张俭放开了她的手。
她问他欠多少？
他不说话。
她说以后不下馆子了。
他说也就欠两三百块钱，铆铆劲就还了。
她说以后也不看电影了。
他一抬头，脑门上一大摞皱纹。他叫她别啰嗦，他还想带她去南京住旅店呢。
这是他们幽会两年来他第一次凶她。
等到居委员又来动员家属参加劳动，小环又是嘻皮笑脸地说她孩子太小，她肝、脾、淋巴都大，没法出工时，多鹤从小屋走出来。她愿意去打矿石，挣那一小时五分钱的工钱。
这是个鄙视悠闲的年代。十岁的丫头忙出忙进，每天跑很远去捡废铁，鞋子一个月穿烂两双。多鹤跟一大群家属每天坐卡车到矿石场，用榔头打矿石，再把矿石倒进一节节空车皮。多鹤和所有家属穿扮得一模一样，都是一顶草帽，草帽下一块毛巾。不同的是，她不像她们那样套两只套袖，而是把一根松紧带结成圆形，交叉勒在胸口，两端的圈把袖子固定到大臂上，露出雪白的小臂。代浪村的女人们再冷，都是这样露着两条的臂膀耙田、搂草、磨面、喂牲口。女人们分成两组，一组人打，一组人运。两组人隔一天轮一次班。从一条独木桥走上去，把挑的矿石从货车厢外倒进去最是艰难，人也容易摔下来。多鹤很快成了显眼人物：她用一个木桶背矿石，木桶的底是活的，有一个扳手，她走到独木桥顶端，调转身，脊梁朝车内，把扳手一抽，桶底就打开了，矿石正好落进货车里。
家属们问多鹤这个发明是从哪里学来的，多鹤笑一笑。这是她们代浪村的发明。家属们觉得张家的小姨子肯吃苦，不讲东家长西家短，一流人品，可惜就是呆子一个。
多鹤把挣到的钱交给张俭，张俭看看她，那双半闭的眼睛让她在他脸上印满亲吻。他们已经很久不幽会了，偶然幽会，就是小别胜新婚。他们幽会的圣地还是工人俱乐部的后台。后台添了些新布景，工人业余剧团刚演出了一出新戏。戏里有床，有大立柜。上午九点，剧场里正演电影，他们买了电影票，却从休息室钻到后台来了。他们悄无声息地搭着他们的窝。常常来这里，就摸出许多门道，后台另外还有两道门，都通野外。
深秋的潮冷里，两具温暖的抱在一起简直是求生之必需。他在这场小别胜新婚的劲头上居然说出他平时会臭骂“什么鸟玩艺儿”的话来——“我爱你！”他不止一次地说，说得多鹤都信了。多鹤从来没听过这句话，也不知道它是陈词滥调，她感动得快死了。
他紧紧抱住她。这是一个多圆满多丰满的回合。他歇下来，滑落到她侧边，下巴填满她的颈窝。
一支手电的光柱突然捅进来。
“里面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