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鸿章的思想中，对于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浅显的，是支离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决定实践水平。比如说在“国家”以及“国民”的理解上，李鸿章们显然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建立“国民国家”却是近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日本明治维新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国家由封建性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它的课题一分为二：一是创立日本国，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其他国家对峙的中心集权的国家，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为了利用人民的创造性和全体意见支持这个国家，从而实行改革以形成国民。日本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开明之风”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与近代生产力的展和西方科技的引进与生产同步完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所进行的明治维新比李鸿章所实行的洋务运动要高妙很多。而李鸿章呢，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臣民”向“国民”的转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在洋务运动中，他只想埋头“就事论事”，“求强求富”只是变成物质甚至只是军事上的单骑突进，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洋务运动的短足，也造成洋务运动缺乏支撑的力量，从而遭受到四面各方的挤压，变得越来越逼仄。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钻入了死胡同。
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帮英国人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办洋务很有一套。李鸿章惜才如命，把唐廷枢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25万吨。除了开滦煤矿外，在唐廷枢手上，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的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鸦片的宿命1
第十四章
忠与奸5
李鸿章不肯上前台可能还有更深一层次的考虑。那就是对于乱世的担心，时局不明，前台的人极可能成为牺牲品。李鸿章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当清国陷入洋枪洋炮打开国门的泥淖之中时，中国何去何从，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李鸿章显然缺乏清醒的熟悉。正是因为熟悉上的困惑，李鸿章更愿意幻想去辅助一个名主，艰难而安全地去从事着自己的事业。或者像曹操一样，做一个权倾朝野的重臣，而让他的后人去真正地改朝换代。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也许，这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也暴露了他对于世事以及生命的无奈。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他只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愿意去冒风险去强求改变了。
当然，就李鸿章而言，他所忌惮的，肯定还有李家好不轻易才兴旺达的家业。无论怎么说，对李鸿章以及他庞大的家族来说，他们究竟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鸿章与李瀚章在朝廷做着大官，他们的弟弟有的做着生意，有的尽享其富，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拥有大批财富。一个权倾当朝的家族，当然害怕天下动乱，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李鸿章当然不愿意将个人的财富作为赌资，放手一搏。李鸿章一直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他本身一直不太注重空洞的名声，这一点，他与曾国藩一直不太一样，也与张之洞不太一样，他最看重的，是实力，也是实利。所以在当时，他有着那样的处境，有着那样的虚名，他已感到满足极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鸿章本人所做的一切，是他处心积虑的结果。假如在内心深处，没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的话，李鸿章不可能在行为上有着突破性的进展。在思想上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性格决定命运。此语一点不差，也正是李鸿章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历史当中必然的悲剧命运；也决定了李鸿章只是一个社会转型早期的过渡式人物。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本身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也决定了他的早期转型必然是举步维艰，犹犹豫豫。另外从人格上来说，李鸿章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官僚，他缺乏的是那种真正的济世思想，能把自己真正“放下”的情怀。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人格是最根本的一种力量，假如缺乏这种力量，只能勉强算是一个“器用者”，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大英雄，更谈不上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英雄了。在这一点上，梁启也说，李鸿章只是时势所造就的平常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非常英雄。对于中国当时的时局，他已无力改变，只是蝇营狗苟。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个成“精”的人物！实际上绝不止李鸿章，能在当年的专制制度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且游刃有余的人，都可以说是成了“精”的人物。这样的“精”也是中国文化与制度特有的产物。在世界所有的文化当中，也许只有中国文化是最重视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它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对于人际和功名的进与退、合与和的关系，简直可以说到了神经过敏或者无病呻吟的程度。而李鸿章对人情世故的把握，对官场进与退的规则的运用，以及那种专横与隐忍的双重心态，都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运筹帷幄的人，人算也不如天算，人力的聪明哪里赶得上时运呢，尤其是不可捉摸的命运。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聪明一时，也糊涂一世。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吧，“尽人事，听天命”，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李鸿章的一生就带有悲剧意义。而假如是另外一种想法呢，自以为是，沾沾自喜，那么李鸿章则像一个小丑一样，他的一生则带有喜剧的因素了。
1902年1月，慈禧太后终于回到北京了。几乎所有的京官都跑到车站站台上来迎接了，紫禁城的皇家仪仗队也来了，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就像欢迎英雄的凯旋。与此同时，洋人们也带着花枝招展的家眷们来了，他们被有计划地安排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鼓乐、鲜花和掌声中，慈禧从袁世凯安排的“龙车”上走下来，这个老妇人表现得很从容，态度极为和善，也极其谦卑。在前门，她向着所有看她进城的外国人鞠躬微笑，随后，68岁的慈禧像一个慈爱的老太太一样，不但接见了外国公使们的夫人，还接见了使馆的孩子。他们在一起合影留念，亲切地拉着家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生过。
第九十六章
第十四章
忠与奸6
只是在站台上，没有了李鸿章颀长而略显驼背的身影。大清帝国再也没有那个“舍我其谁”的李中堂了。也许，等宫中重新落定之后，慈禧会想起李鸿章吧，想到假如没有这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她可能会继续流亡生涯，甚至，性命都会不复存在，死在异地他乡。
李鸿章就这样带着遗憾和悔恨逝去，也带着荣光和忠诚逝去。也难怪这个在晚清奔波了数十年的中坚之臣死不瞑目了。可以这样说，随着李鸿章的翕然离去，这个时代之木桶上最强硬的一根铁箍崩断了。从此，庞大的帝国开始坍塌，堂皇神圣的庙宇上鬼魅横行，上层变得更加厚颜无耻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这些人一方面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肆无忌惮及时行乐……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即将来到。
第九十七章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1
1903年2月，也就是在李鸿章逝世16个月后，李鸿章的遗体运回了自己的家乡合肥，葬东乡夏小郢今大兴集。
夏小郢离李鸿章的老家磨店并不远，只有10来公里，在此之前，李鸿章的夫人赵小莲也安葬在这里。当年这一带濒临淝河，幅员开阔，山势拱起，像一只潜伏在河流边的偌大神龟。宋朝时的名相包拯，以及明朝朱元璋的开国大将张得胜，也都安葬在这一块。当李鸿章的遗体安葬在这里之后，这里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包拯的墓在这只神龟的头部，张得胜的墓在这只神龟的尾部，而在高高隆起的背部，就是李鸿章的墓地了。
墓地的选择得到李鸿章的认可。李鸿章在1865年就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的家人，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就开始替他寻找着合适的墓地了。选了很多地方，但李鸿章一直不太满足。一直到李家人在夏小郢这里选定之后，李鸿章才自算是认可了这块地方。1892年李鸿章给儿子李经方的信中，曾经谈到了对这块墓地的看法：
夏小郢生圹，大伯与王少谷看定有年，汝应亦闻知。前年少谷赴金匮县任之先，带桐城善作坟工匠至彼处堪开圹穴，寄来土色甚佳，内有小灵龟四个，谓是真穴。此次伯父书怂恿趁今年山向大利卜葬，余惟恐赶不及……风水之说，吾不甚为然，只求无水无蚁，以安体魄，言人人殊，各挟小术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遗体悬搁不葬，于心忍乎？
信中提到的大伯，是李鸿章的大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而从信的内容来看，李鸿章虽然说自己不太信风水的，但对于墓地的位置和土质，看得出来，他还是比较在乎的。在李鸿章给李瀚章的家信中，李鸿章还写道：“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从李鸿章的态度来看，能够与包拯墓相毗邻，是李鸿章最开心的一件事了。这也说明，李鸿章至少内心深处是以他的前辈同乡为榜样的，也愿意像包拯一样青史留名。至于自己最后的结局，那实在是李鸿章所无法预料的。人生，就是这样地无法左右。
现在，在被称为合肥大兴集的地方，正是合肥钢铁厂的所在地。而它的周边，已与现代化的合肥市连为一体了。当年墓地一带的神龟模样的地势，已完全没了踪影。1958年，在全国一片大炼钢铁的口号声中，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李鸿章的遗骸也被人从墓地里挖出。据说，当年的李鸿章棺柩被打开的时候，这位晚清重臣全身裹着黄袍马褂，尸骨未腐，面色安详，栩栩如生。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李鸿章的尸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陪伴他游街，并且同时粉身碎骨的，是他的夫人赵小莲。
现在的李鸿章享堂是2004年才落成的，除了一些老碑石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新做的“古董”。漫步在李鸿章享堂的院落里，高高的围墙外，全是钢铁厂的高炉和车间。这样的情景真是命运的安排，当年一直倡导并且亲历亲为大办洋务炼钢铁的李鸿章，死后安睡在这样的地方，真可谓是冥冥之中的幽默。
值得一提的，在李鸿章死后两个月内，梁启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又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梁启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从梁启对于李鸿章的剖析来看，这把手术刀可以说是刀刀犀利，准确异常。可以说，梁启对于李鸿章的了解，对中国一些痼症的了解，也到了非常透彻的程度。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经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写道：“在全世界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政府中，似乎没有比世袭君主制更轻易遭人讥笑的了。父亲死后，整个国家便像一群羊一样，遗传给了对人类以及对他自己还全然一无所知、处于襁褓之中的儿子，而这时最英勇的军人和最明智的政治家，全得放弃他们对帝国的自然权利，来到皇子的摇篮之前双膝跪下，严厉地声称将对他绝对效忠。”李鸿章所面临的情况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正是如此，这样的环境和传统当然可以将一个英才平庸化，将人的创造力毁于无形，处于这样的机制中的所有人，都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英才。因为他在更多的程度上无力施展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无力改变历史。
第九十八章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2
李鸿章的悲剧当然是他所处的体制与时代所造成的。可以说，这样的体制和时代根本无力支撑起蓬勃向上的力量，支撑不了健康的人心和思想，因为它本身是那样的孱弱、神经过敏、色厉内荏。李鸿章之所以遭受到最后的悲剧命运，从根本上来说，是李鸿章缺少可以依靠和支撑的根本力量——清政府不足以依靠，清国腐朽的制度不足以依靠，庞大而呆板的官僚阶层不足以依靠，孱弱的中国文化不足以依靠，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国民的力量同样不足以依靠。从习惯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一直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和反省。应该说，李鸿章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失败，是国民性的失败，而不是个人的失败。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昏庸或腐败，它的失败，应当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起承担。当政者当然是要承担责任的，但作为整个国家基础的国民，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也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中国政治向来是一种“保险丝”式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却如保险丝一样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清国国民面对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并不足以担负起反抗和自强的重任，这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
一个确切的问题是——李鸿章对于中国文化看得透彻吗？或许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应该是很了解的，因为他本身浸淫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气味异常亲切。但实际上，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并不是真正了解。了解，是需要参照物的，只有基于对世界文明体系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说得上对某一种文明有着透彻的领悟。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李鸿章因为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所以他在熟悉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现象中自然而然地缺乏真正的鉴别，从而缺乏真正的感悟和改变。尽管李鸿章愿意对中国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进西方技术，但他的改革却到底不是全面的，只限于教育和人事政策、军队的规模与练习，以及鼓励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术同洋人竞争。很明显，李鸿章没有涉及到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问题。面对那种陈旧的体制，李鸿章究竟不是一个赌徒，而赌徒的意义在于，他是直接在跟命运掰手腕。要不成为千古风流，要不干脆遗臭万年。
李鸿章的悲剧，似乎就在于此？
李鸿章逝世后，维新派人士梁启，撰写了如下挽联：
太息其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闻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
留学学习海军的严复，也作挽联：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的意思最为明显——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那些唱高调的人又会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了。
李鸿章就这样陷入了时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灵敏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争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评价都不为错，但所有的评价都不算完全正确。世间的情况总是如此，当评价脱口而出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有了致命的误差了；只有死神，才能解开一个人最暗处的秘密，而只有在理想胜利实现时，一个人内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当他每一次“出场”都招来耻辱和责难时，那种“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对他的重压是别人难以想像的。就他晚年来说，命运召唤他，一直只答应承担重任，承担耻辱，而不是让他欣喜；而当他咽下苦果之时，毫不留情地等待着他的，只是放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这样的内心悲情，也是要到终有一日东方之龙腾飞之时，才能释怀于天下的。
第九十九章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3
只是我们自己，在对待这样的人物时，显得束手无策。中国的方块字在撰写自己的历史时，一直像是在编写唱本，那往往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一唱三叹；音韵，唱念，锣鼓，做打，一样都少不了；并且，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夺目。曹操是白脸，关公是红脸。白脸的永远奸，红脸的永远忠。然后，众多的观赏者一面呷着茶，一面嗑瓜子，亢奋的时候会大叫一声“好”。但这样的好与坏、奸与忠，与真实存在过的，早就隔着千山万水了。
李鸿章与中国的19世纪一道悲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整体上说，中国在19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又一出不断生的悲剧，成了一次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的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它不仅仅造就的是中国人的痛苦，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旧文化为自卫而战，旧人物同样为自卫而战。它们缓慢地退却，始终处于劣势；悲壮，凄清，痛苦。灾难以无法阻挡的步伐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妄自尊大的观念、古老的皇权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和摧毁为止。这样的情景，就像贝托鲁奇导演的曾获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后的场景：古老的皇城之中，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夕阳映照下，一只蝈蝈从笼子里爬了出来，凄清地鸣叫，那是穿透数千年的绝响，也是新世纪将要到来的信号。
当海水沉没这一片土地之时，一座山，必定要从海水中升起。
第一百章
后记1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轻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楚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假如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轻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考又极轻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专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100年中，从暖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在这100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考，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