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郭边常在给我们点烟的时候，一根火柴绝不过三。就是用打火机，也要先灭掉然后再重新打着。这个规矩，就这样立下了。不知道等下批新兵来了，他会不会将这个不着边际的穷规琐矩继续传下去。
严格说来韩春蕾并不漂亮，脸上长了不少的雀斑。可架不住她是全团唯一的女兵，白志林说的好，“都是穿军装的，可人家衣服上的味儿就好闻。”
因为梁天诚晚上不在部队过夜，所以通讯参谋也就一直没给他安排夜间值班。直到总机有人探家，人手实在排不过来了，通讯参谋才不得以把他排在了夜间值班表上。并向他保证只要探家的人一回来，就把他撤掉。可就是这，梁天诚也没给通讯参谋面子。轮到他值班的第一个晚上，刚过十点，他就将机关的两条外线全部占上，锁上机房的门溜之大吉了。正好通讯参谋对他也是不放心，试着往进拨电话，占线。占线。一直连续拨了半个多钟头，始终都是占线。通讯参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穿好军装，告别新婚的妻子，跑步上了总机，亲自替梁天诚值起班来。
出了这件有惊无险的事后，我不敢再把小萍领上机关楼了。那时正赶上她要毕业了，她又不想回家里住，结果俩人一拍即合，想出了租房子的点子。
再之后我们见面就非常频繁了。
这件事使三爷别扭了一个星期。就在他快要忘掉的时候，一天中午他在岗楼上，突然听到墙外有人“喂”、“喂”地叫。低头一看，竟是那个卖袜子的女摊主。女摊主仰头冲他一脸堆笑，说小兄弟，不认识你大姐了？三爷当然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对我们说那女人纹的两道长眉令他终身难忘。
为了给蒋不举找女人，我和三爷还有白志林绞尽脑汁。先是听白志林说，火车站可能会有小姐出没。于是我们兴冲冲地换上便装，当晚就去了火车站。四人把站前广场转了个遍，也没现一个象小姐的人。后来三爷又说，听舒丛讲在城乡结合部有些走街串巷、以卖茶叶蛋为晃子的妓女。蒋不举说那咱们找找去？我埋怨地看看三爷，三爷叹了口气说，改天吧。我开玩笑说白志林不是挺走桃花运的嘛，干脆给战友让出一个得了。蒋不举听了马上凑近白志林，一脸坏笑道：“那就让一个？”白志林一甩袖子：“操，你看我行不。”
吕参谋的老婆急了眼，喝了一次药，被送到医院洗了胃。这一闹引起了支队领导的重视。将吕参谋由中队调到了机关，并给他分了房子。就这样相对太平了一阵子，我们刚习惯了旗杆下没有哭声的日子，河东狮又闹了起来。听白志林说她这次哭旗杆是因为吕参谋不愿意和她同床。经她这么一闹，结果每周一次的司令部组织生活增添了一项新内容，那就是由吕参谋向组织汇报自己的夫妻生活。白志林说参谋长每次都问的很细，甚至连谁在谁上面都问了。最后直逼得吕参谋哭丧着脸说，参谋长啊，用不用我把使过的套子交给组织啊。当然了，这都是白志林的一家之言，不可全信。
送站的那天胡管就站在我的左边。他是特意来送二中队老兵的。当火车向前晃动了一下时，本来一脸愁容的胡管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脸上的表情也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可火车并没有开动，他又马上换上一副凝重的表情，继续向火车招手。胡管似乎是现了我在观察着他，当火车终于向前开动了，他笑了笑说道：“每年都要送一批，见多了。”
后来听白志林说，参谋长之所以要换司机，除了考虑将一个黑兵留在身边影响不好外，再就是董亮缺乏起码的眼头见识。为了强调这一点，白志林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地方上的人请参谋长游泳。领导都上来了准备走了，董亮竟还傻呵呵地泡在池里玩着他的蛙泳。“一个司机怎么能叫领导等你呢？！”白志林用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
周五的晚上，白志林将信交给了三爷，说他在营区门口遇到了小艾。三爷欣喜若狂地撕开信一看，无比炫耀地扬着信纸对我们说，三爷我也要交桃花运了。
白志林就不象我那样假惺惺的，他上手就向广西的一个女孩子索要照片。女孩还真听话，不出多日就将一张全身照寄了过来。我们争相传阅，只见长得还算灵气的女孩身穿和服站在草丛中。我盯着她露在和服外的一对白胳膊想入非非，这可能是日本成人录像看多的缘故。
左子右载誉而归，得了个第三名。参谋长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还带了驻地电台的记者。左子右对着伸过来的话筒侃侃而谈，一点都不怯场。这还真应了谭参谋的话了：这小子，去了部队一定有展。
三爷很是欣赏黑驴的做法，夸他是蔫萝卜心里辣。把小事往大了整，这样就不会吃亏。
黑驴在向我借屋子的五天后，回二中队去了。这倒不是安军医又叫他腾床了，而是参谋长去二中队蹲点，现黑驴竟然不在，马上一个电话打到卫生队，冲安军医火冒三丈地嚷道：“卫生队不是疗养院！”
三天后，黑驴背起背包去了二中队。我和三爷还有白志林把他送上舒丛的汽车，临开车的时候他将一枚钥匙交给三爷，说在废弃的豆腐房里他藏了一袋大米。当时我想问他一个上市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冒那险呢？可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没忍开口。
汪主任有个小上学的女儿，每天需要有人接送，为了尽快赢得领导的信任，我主动承担起了此项任务。本来任务进展得很顺利，汪主任的姑娘是个性格开朗的女生，一路上总是跟我有说有笑关系很是融洽。可就在一天我骑车出营门的时候，该死的白志林冲我喊了一句：“又接你的小媳妇去呀？”我随口应了一声。结果我们二人的玩笑，竟被经过营门的孙干事听进了耳朵里。没出三天，主任客客气气地找我谈话，说感谢我为他的家庭分忧，以后就不用烦劳我了。他这一客气叫我心里没了底。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因小失大了。
由于舒丛的老成持重，他也是我们同年兵中最讨班长们喜欢的一个。在新兵连的结业会上还得了一个嘉奖，代表新兵给前来为我们授衔的参谋长敬了一个拇指上翘的军礼。
一个班长指唤新兵跑跑腿，这在部队倒也没什么。可问题就出在了白志林叫郭边常替他去服务社拿东西的时候，并没有给他钱，也没有说一声“记到我账上。”加之郭边常老实，就把这份钱记在了自己的账上。可他又不安于老实，又私下里记了一本小账，某年某月某时某分，白班长让我拿某某牌子的烟一盒，价值某某元，可谓是一清二白。如果只是这样倒也无事，老兵偶尔占点新兵的便宜这在部队里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可偏偏白志林倒霉，他的这一举动竟成了全部队反对享乐主义的反面典型。
事情的导火索是被机动中队的一名战士点燃的。这名战士叫陶冶，是我们的同年战友。入秋的一个晚上，这小子在上夜哨的时候，竟然翻墙跑到马路对面的居民楼里，偷撬自行车。结果被人现了，一直追进营区。最后事情反映到了机关，参谋长火了，亲自训问陶冶偷自行车的动因何在。陶冶说是因为在军人服务社里赊下了账，心理压力大，就动了邪念。其实这全是一派胡言，他偷自行车的真正目的是军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高中的女生，他需要解决赴约时的交通问题。我们之所以会对他的隐秘一清二楚，是因为那些日子他常来机关找我们借车子。起先我们都还借给他，可后来现这小子对我们的车子一点也不爱惜，有几次都是扎了轮胎也不知道给补一下就推回了车棚。最后我们就不愿意再借给他车子了，这样没出几天就生了偷车事件。
参谋长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他相信了陶冶的鬼话，认为这是一个会滋生祸端的温床。他马上和政治处商议了一下，最后决定在部队战士中开展反对享乐主义的专项教育宣传。
教育活动先以机关兵为试点。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是清查战士的赊欠数目。这一查不要紧，结果是白志林夺魁，郭边常为亚。俩个都出自于司令部，又都是参谋长的通信员，这叫一向以带兵有方为荣的参谋长怒目圆睁。把二人叫到办公室里，关上门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将白志林指使郭边常买东西的事透露给了参谋长，这下好了，白志林成了众矢之的。在参谋长的强大攻势下，郭边常颤悠悠地交出了记账的小本子，参谋看后重拍桌子，用手指戳着白志林的脑门感叹道：“你不光是享乐主义，你还有严重的军阀习气！”
白志林被参谋长钦定为反对享乐主义的反面典型，命令他先在全体机关兵中做检查，要深刻剖析自己。等材料成形了，再下到基层去开展教育。
专项教育无疑正中西门助理的下怀。他在机关里四处公开指责军人服务社，说如果服务社不允许战士赊欠，那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参谋长不想卷入后勤处的纷争，明确表示这次教育只限定在战士的享乐主义上，为了不冲淡主题，从而达到预想的教育效果，其他问题以后再谈。
为期近半个月的专项教育把白志林可折腾的够呛。他的剖析材料是宣传干事写的，厚厚的足可以念上一个小时。起先他在机关念这份材料的时候，还有点害羞，不敢抬头看台下。材料念得不光是听上去缺乏真情实感，忽停忽顿地还极不熟练。参谋长听过后语重心长地说，白志林同志，你对自己的剖析一点也不深刻。想以此来蒙混过关，简直是在痴人说梦！结果是又在大会上念了四次，一次比一次有了感觉。最后一次竟然声泪俱下，参谋长大手一挥：“对关了。明天下基层念。”
就这样，白志林坐上参谋长的汽车，由宣传干事和作训参谋领着，展开了面向基层战士的巡回演讲。每在一个中队念完他那近一个小时的剖析材料，宣传干事还要组织中队战士就在白志林身上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完后还要每人写一篇心得体会，参加板报评比。专项教育的高chao部分是宣传干事用车接来了一个气质高雅的女记者，对着主席台接接闪动她手中的闪光灯。三天后，驻地的报纸上登出了部队在战士中开展抵制享乐主义专题教育的报道。报道旁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教育的绝对主角白志林被挤到了左角，位于中间的是参谋长和宣传干事。后来白志林将这张照片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夹在了笔记本里。我说你还嫌不够倒霉呀。他说这有什么，只要和文字分开了，就说是在开表彰会也有人信。
后来白志林将这件倒霉的事情归罪于两点：一点是他仗以轻狂的背景突然变薄了。他那位在部队当大官的姑夫和他的姑姑离婚了，这使他一下子没了底气；再一点就是身边有小人给他使了绊子。他不相信郭边常会有胆量公然出卖他。他怀疑甄然才是那个躲在幕后的告密者。他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和三爷，小心点吧，又到了要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三爷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他总结说，改朝换代不一定都是要靠武力的，这回我们可能就遇到了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