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参谋长在防范我们上有点神经质了。人家小韩根本就不爱搭理我们这些当兵的。从她平日里的言谈举止就能明显感觉的出，她可没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机关兵上，她是把自己当干部了。就算要防，也应该重点防干部。
梁天诚并没有因为我们对他不理不睬了就倍感孤单。因为人家是家门兵，同学朋友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的夜生活，可要比我们丰富多彩。
我把租房的事告诉了白志林，白志林听了显得异常激动。最后我们之间达成了协议，他帮我从机关偷东西，我租的房子可以借给他使用。
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俩人间的次谈话了。只记得通过那次没出二十分钟的交谈，我知道了这个黄衣女子名叫向小萍，是个技校生。
关照一下墙里面的人，对于高高站在墙上的我们，简直就是易如反掌。虽然按规定哨兵与看押人员连话都不可以讲的，可那毕竟是挂在墙上的条条框框，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三爷不仅把烟扔给了庞犯，而且还对7号室的号头下了明确的命令：庞犯是我的表姐夫，别过分了。看押人员是没有人敢把哨兵的话当耳旁风的，他们都知道这帮呆头小子可不敢得罪，别看他们平时下不来，可你要是让他们看着不顺眼了，他们就会利用协助狱警查号之机，下来专跟你找碴儿。有经验的看押人员都清楚，武警打起人来要比警察下手重。
蒋不举遵照医嘱真的租来了一盘录像带，找上我，我又叫上三爷和白志林，四个人躲进了活动室。录像里是人高马大的欧洲人，直看得白志林说明天就去卫生队找游医，试试他的增长术到底灵不灵。三爷和我倒是更加关注蒋不举的反应，不时将目光从屏幕上移开，关切地问上一句：“硬了吗？”得到的答案总是摇头。
吕参谋的老婆一看旗杆哭歪了也不管事，于是就跑到了总队，卫兵挡着不让进去，她就坐在门口寻死觅活。这一折腾惊动了总队的政委，下话来，要严肃处理败坏部队名声的干部。
老兵们一边对未来的新生活蠢蠢欲动，一边又对三年的军旅生涯恋恋不舍。表现在具体形式上就是他们一边急不可耐地为自己挑选着便装，一边在军营里疯狂地照相留影。
黑兵董亮就此烧起了茶炉。按黑驴的话说，董亮这小子是被部队的阵式给吓蒙了。刚来的时候还没现他有口吃的毛病，可在二中队待长了，他竟渐渐变得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下来了。每次提着暖壶给队部送水的时候，竟是连两个字的“报告”都喊不出，又不敢敲门，就傻呆呆地立在门口等人出来。有一次指导员现了他的这个毛病，说董亮你不会喊报告，那就叫一个人过来替你喊吧。从那以后，二中队便多了这样一个别致的景观：一个士兵手提暖壶紧跟在另一个士兵的后面，到了队部的门口，由前边的士兵对内高喊“报告”，听到应声后，提壶的士兵进去。
为了从三爷无休止的絮叨中摆脱出来，那夜我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翌日一早，我把想法告诉了白志林，白志林哈哈大笑，说这招好。
说起来同年兵中最有桃花运的就是白志林了。按三爷的话说此人长了一双驴眼，毛茸茸的很勾女人的心。当我为了一封上海的来信忽而高兴忽而失落的时候，他却一边与远在广西的和服女孩信交着，一边死磨硬缠着电脑培训班上认识的那位唐姑娘。
后来左子右还把机关组织学习电脑常识的事写成了通讯，表在了当地的报纸上。
我和白志林利用晚上打扫卫生的机会，翻看了《一个士兵的心声》。说是心声，不如换称“黑账”更为恰当。洋洋几十页，将胡队长的一些家底抖落了出来。
三人越说越兴奋，看看时间不早，再次起床穿衣，蹑手蹑脚地上了四楼。
原来黑驴一到二中队，就突然犯了偏头痛病，疼得他不光是不思茶饭，连上岗都成问题了。中队干部知道机关下来的兵不服管，就势打到卫生队看病来了。
玻璃工被请出了营区，剩下的玻璃将白志林折磨得几近崩溃。早晨一睁眼他就对我讲，夜里做了一个好梦，饭堂的玻璃都叫人给打了，参谋长决定按铁皮。
舒丛是做为司机调入机关的，仅此举便又显出他的精明。人家不光成为了机关兵，还有驾驶证。就这两项，换了我们只要得到其中的一项，就会春光灿烂得认为这兵当值了。
当然，在机关可不是什么老兵我们都敢冒犯的。比如说长的专职司机们，别说我们不敢造次，就连基层的连长指导员都要敬他们三分的。道理很简单，引用白志林的经典名言：打狗还得看主人嘛。
半夜我口干舌燥地爬了起来，想起借酒撒风未能得逞，就干脆掏出家伙，冲着甄然的床尿了起来。
翌日我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是讨厌的甄然。我翻了个身想继续睡，只听甄然委屈地说：“你昨晚喝多了，你知道不？你尿了我一鞋。”我睁开一只眼挑衅地对甄然说：“你也可以往我鞋里尿。”甄然站起身，说了一句：“灌了多少猫尿？！还没醒。”甩门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