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我突然为那种粗暴的狂野感到羞愧前,在无常的锋利剃刀的刀口上所保持的庄严平衡仅仅持续了一忽悠的片刻时光。草莓地里压倒在我们身上的黑暗的直升机的肚腹又重新充填在我的头脑里,带着它的疯狂叫嚣,我差点儿在浴池里吐了起来。

我踏上阶梯,经过了一棵小白华树,朝他们的水晶吊灯走去。我又被一位警察挡住了。

“我不会赖在这儿的。接着这个。”

“来点吧。”罗莎琳推过来一份。

在文章的旁边另有一幅照片:外公的一只手搭在那架失而复得的轮椅上。剃了平头、穿着黑制服的外公看上去很年轻,朝与蓬勃。你能看得见别在皮带上的警棍和“史密斯&文森38”的轮廓,解说词写道:

他闷闷不乐的消极状态令我有些胆怯。

我点点头,把像酸性呕吐物一样沿着我的喉管升起来的忧虑咽了下去。

“是的,我们还有。”但恐慌在急剧增加。“在公园里她一定对我们撒了谎。”

他去把引擎关掉,当他钻出司机室的时候,目光却掠过我肩头朝后面望去,好像那边有什么东西突然抓住了他的注意力。我连忙转过身子,以为可以看到什么新奇的事物。

“你相信这个吗?你能不受它影响吗?”

古特瑞丝夫人和我在前座简单地交换了几句话,关于明天是不是会继续下雨。当我沿着落日大街加速行驶时,她从胸口里掏出了一个很大的白色女式手袋。撑开成尖屋顶状反扣在头上,似乎是为了防上弄乱她光亮的头发样式。

我漂浮在六角形小花的里。是波士顿时间还是加利福尼亚时间?这是我的空虚的身体还是克莱诺·依贝哈特饥渴的身体还是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烧成了灰?

这条街显得空旷和黑暗,没有一家开着门的酒店,也没有一家亮着灯的咖啡馆。

稍停,芭芭娜·苏立文像个伊斯兰教托钵僧一样出现在我背后,一只手指使劲戳进我臂上的三角肌里。

“那么那件案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形呢?”

“他有妻子。”我戏剧性地把战火燃向了唐纳多,他正把目光从一个揭开盖子的蓝色大塑料碗上移过来。碗里装满了莴苣,切成薄片的胡萝卜与小萝卜在莴苣四周围成一圈,上面撒着红色洋葱头旋成的小环还有绿色的胡椒粉,简直就是一个蔬菜万花筒。

“安妮!”外公站在门口,腰间围了条白毛巾,其余什么都没穿,跟从前一样的傲慢自负,露出非凡的桶一般的腰身和举重运动员的粗壮胳膊。

什么东西撞上了我的挡风玻璃,是从附近路旁长着的橡胶树上掉下来的一颗多刺的圆籽。我等待着那些相关的记忆浮现在脑海里,但结果什么也没有,除了这幢废弃的老宅。邻屋的地产也是等待出售的。它由白色的隔板建成,秀气到只能算是一窝子田鼠的家。将两边废墟分隔开的藩篱大部分已经毁坏,就像是因为街坊倒错了车,从只有巴掌大的行车道冲过来把它给撞得七零八落似的。

“高罗威自己也是如履薄冰。他已经来这儿八个月了,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出错。卡特尔弄得他紧张。”

尸体近照,她的裸足纤小,上帝才知道她的鞋上哪儿去了。紧身牛仔裤的口袋上绣着白花,踝的部分有拉链,衬衫打着精致的衣褶,可是整个背部已全被血污了,一缕缕的黑头发和摄影闪光形成的阴影揉在一块。

“连我都记得,他们在亚利桑那州最高的一座小山垛上作爱。我猜他们是真的干了那事。”

她既武断,又荒唐,让我差点笑了起来:“那不是我的家人!你瞧,我出生在加利福利亚的圣莫尼卡——”

我仍然没有看到那支枪,也没有看到任何犯罪的迹象,但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会这样冲出银行,一面乱扔衣物的,在那一刻间,一种罕见的稳健和充足的判断力使我有决心超越法定的规则。就在他关上车门的时候,我的车已飙到他的前边,堵住了出口,然后我扑向他,准备搞清楚他是不是想去见上帝。

“为什么是我,做这样的事?”

“因为这有助于树立调查局的形象……还有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高罗威坐在执行官的椅子里,目光注视着关上的百叶窗。这是他的方式,要为对医生办公室的荒唐地劫掠承担责任,可能是,当然也可能不是这个原因催促医生带走了自己的生命。自杀是一个谜,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谜底;尽管我被深深地触动了,也尊重高罗威的仁慈,但我还是真他妈希望他能自己来填写这张该死的吊唁卡。

我一直等到天黑以后,为了使这次访问看起来是工作之外的事,“低调”的。好家伙,可我确实不想这么做。我们首先欺骗了她的丈夫,然后发现她排斥过一个无辜的女佣人,要对这样一个女人表示我们的同情心,这主意真让人恶心。我打算捎几句话过去就走人。沿着圣维森特往下行驶,我被一种不坚定地强迫自己最后一次经过第二十街外公房子的念头所刺痛,而最终还是彻底屈服于它,甚至是最短暂的迂回一次也会让我感到一种奢侈的回味。

但是当我把车开近屋子前边时它已变得完全陌生了:灯亮着,里面有人在走动。

我在路边停下。踩着混凝土小径经过山毛榉树走向门口。当我的手握住房门把手的弧面时我停了下来,试着感觉一下记忆,剩下的拇指抚弄着已经长了块绿锈的破旧门锁。“记着上锁”,它说。涂着棕色油漆的圆门铃失灵了,但门并没有关上。

我跨进一间小斗室,橡木地板,有一个铸铁暖气管。立刻有一位面色红润的女士从厨房里出来,向我伸出手,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上衣,银白色的头发编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

“嗨,我是黛娜·玛德森,‘太平洋海岸房地产’,今晚一切都好吧?绝好的起步者的房子,你不这样认为吗?”

“确实是起步者的房子。我是在这里面长大的。”

“你骗人吧。如果你认为它有情感上的价值,赶紧抓住它吧,我只是带着两位韩国商人参观这边的地产,他们想买下邻近的这两块地,把旧房子拆了,然后修建两栋时髦的大屋。”

“什么是时髦的大屋?”

“通常大约有五千平方尺,五、六间卧室,全套家具,壁炉,环境典雅舒适。没有后院,但那是你不得不牺牲的。”

“我见过。”依贝哈特家的房子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感觉都曾经混乱过。”她附合着我的腔调,“我听见他们叫它反建筑。对一家人来说它可能太大了,而且难看,违背常理,但是它们可以卖上几百万美元,人们也爱寻找些新鲜的东西。”

以前的屋主都留下了那棵不自然的树。

“那么你是在这儿长大的了。可能自你出生那时候起我就已经在圣莫尼卡出售房地产了。我1961年开始干这行时,十年以内在蒙塔娜之北没有修建任何新房子。人们宁愿离开他们在狭窄地带矮小的加利福尼亚平房而去‘太平洋岩壁’买一套牧场住宅。他们也在寻求新鲜的玩艺儿。蒙塔娜过去是一条发臭的小街,哼,你们拥有了金巴利超市和苏氏加油站。我们过去有许多加油站,无处不在。”

“我想后院。”

我越过她,走进装着槭木壁橱的厨房。我不能忍受这一切的终止,不去想这儿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一架微型便携式索尼电视机搁在缺角有隙缝的白瓷橱台上,开着。

“我走到哪儿都带着它,”她解释说,“有许多的时间你得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

她跟着我走到后屋,嘴里不停地说着。

“你还记得第七街和蒙塔娜西北拐角的v形臂章加油站吗?然后那儿又有了飞行a加油站,接着是第十一街的联合76加油站。在第十四街有埃坷加油站,另一家牟比加油站也在那儿建起来了……”

纱门被我“砰”地关上,那张脸在门后还不停地数着圣莫尼卡剩下的加油站。我迈下台阶走到后院中。架置在一根高电线杆上的一盏泛光灯,照亮了插在一张圆桌中间的小孔里的大遮阳伞上的圆点花纹,花纹颜色早已褪尽了。我拉开一把摇摇晃晃的金属椅子,可以听到海风穿过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隔壁的小孩子在说:“呀——呀——呀。”

我的视线顺着一架梯子爬上了绿色木屋顶,那儿还有一套锈迹斑斑的老式电视接收天线射向空中,不用怀疑,就是它过去常常把我带入《狄克·凡·戴克娱乐时空》。一辆轿车从小巷经过,这时我注意到这里竟有双重栅栏,两层绑在一起,高的那层是用木材做的。也许这样连接起来支撑着最初的栅栏要比拆掉它完全重新搭起一圈新的构造简便得多,也更周密。红木厚板间再留不下什么空隙,不像以前我们住在这里时那样,到了晚上,汽车经过也不会有车灯光穿透进来。记忆的明晰让我自己大吃一惊。今天晚上我会花掉多少时间呆在这个后院里。

“你可能不会记得,但是,沿着大海和第七街之间的‘岩壁’区域,那时候你只需花上四万美元就可以得到双份地盘。”

我转过身来,开始面对着这个站在纱门后面的真正地产女性漫射的身影。

“五十年代他们就开始分割这些地盘,当然,劳伦斯·韦尔克修建了他的闪光的白色堡垒于是你们现在才有了被称之为摩天大厦的东西。我们没有能够保留我们对太平洋应有的尊重,哼,现在你随处可以见到的是圣莫尼卡正在为迎接二十一世纪把自己重新修整一番。”

我听得不耐烦,推开了门。这位真正的地产女性已经把头扭向了橱台上的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当地的晚间新闻,领衔主演的是发生在百威利·希尔的一点儿小骚乱,当时,简娜·玛森正在萨克斯第五大街露面,介绍她的新型化妆品系列。

没有人想到竟会有二千名妇女排着长队等着看到她。人群失控,中年家庭主妇们像一群暴徒一样疯狂地涌进化妆品部。我们从一个朴素的微型荧屏上观看到这滑稽的一幕,简娜·玛森出现了,把玫瑰花抛向人群时,所有那些女士能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她不漂亮吗?她依然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二十五秒钟之后,这个故事结束了,换上了一种肃穆的强调声音说,就在几天之前,因为违法使用麻醉剂而被玛森小姐起诉的医生自杀了。他们再度闪回那张模糊不清的,阮德尔·依贝哈特躬着背的照片,明显地暗示,他之所以杀死自己,是因为他在医疗保健这一行当中做出了欺诈行为。

我取过一张纸在上边画了画房子的大致情况,算出八十七万五千美元出售价值。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我出去的时候顺手将它扔进了那棵造作的树里。

怀着动荡的和不愉快的心情,我把车开到了第二十街,远远停在依贝哈特家的住所外,强迫我自己艰难地走上一段路。在她开门的那一刻,无论我对克莱诺·依贝哈特有什么样敌意,都已开始变得淡漠了。

她削瘦了许多,眼圈下出现了青肿的眼泡。一件老式的钮扣松垂的黄色衬衫挂在她嶙峋的身形上,袖口挽起来,它对她来说实在是太肥大了。也许它原本是阮德尔的,或者也许是她在过去一周里就掉了十磅的体重。在她身后的房子显得很空,只有从隐蔽的位置传过来的电视机的回响,似乎播放的是同样的当地新闻,我刚刚才在第十二街见过来的。我意识到她一直在反复察看被媒介残忍对待的她的丈夫。

我又一次做了自我介绍,因为明显的看出她过于焦虑不安,不大可能想起我来。当这个词“fbi”一说出口,她就开始哆嗦。

“怎么?你到这儿来做什么?”一只眼睛变红了,开始渗出泪水。一只颤抖着的手在脸颊上不由自主地轻轻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