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知道，在边疆，梦想每天都在顽固地生存下来，但是温尼斯却是我们最悲痛的失败；尽管在长滩“派克娱乐公园”衰落下来被海岸开发者所占据后，温尼斯就成了一个更为辉煌的象征，但是运河的建造却实在是很差劲，无论是因其无知还是贪婪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中可不会讲这些，这是我从《玻利》中看到的，而且几乎立即海水就开始向它们侵蚀过来。阿伯特·金尼的水路文明逐渐被淤泥充填，直到它们变成了一个呆滞的废水潭子。到了二十年代，它们被宣布成为疫病的源薮，因而大都用沥青封埋起来。
圣莫尼卡峡谷是介于蒙塔娜之北一块升高的平台和太平洋岩壁的南段陡岸之间的一个小型峡谷，离依贝哈特的住屋两英里。峡谷口和海平面持平，但被沙滩所阻割。一年四季往谷口里灌着的海风，只是苦于被两侧的峡壁所束缚。于是在这里营造了自己的小气候，出现了难得的晴日、峡谷中深深的阴影和新鲜的带着盐味的空气。对律师们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中抛头露面的人来说，这里就成了一处高级的住宅区，不过，这里最奢华的建筑却是特迪和安德鲁·费菌在圣罗伦佐街的尽头靠着山边修建的房屋。
我拨通了古特瑞丝夫人的电话，说我有些关于我堂妹的问题。哪种问题？她想知道。哦，关于她的生活，她怎样到美国来的。对我显示出这样的对我自己家族的兴趣感到满意，古特瑞丝夫人同意我们在星期天再见面。
如果这里着火了，只允许我救出一样东西的话，那一定是那床被子，它属于我的曾外祖母，外公的母亲，格雷丝，她1890年出生在堪萨斯，开了一辆“雏形t”跋涉千山万水来到加利福尼亚。被子图案是由细小的六角形白色小花印制成，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白色绵线的经纬。这种布料同样可以做成女人的家居服饰或者挂在农场小屋的厨房里的，被微暗的煤油灯光照亮的门帘。
他钻回他的车子，我们驶出加油站。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某个商业区的内部。这里是商业闹市里一块孤立的小块地盘，每一幢建筑都不是摩天大厦或精心修整的商场，而是旧的红砖厂房和花岗石贴面的办公建筑。你可以很容易想象出，一百年前，葡萄牙渔民推着手推车卖黑线鳕，放债人在破晓之前就得赶到这儿计算出他们银行的巨大收益，而在那些巨大的直棣窗户后面，爱尔兰姑娘们正忙着把鹅毛填进床垫里去。商业就沿着这条弯曲的小巷繁荣起来当第二天早晨来临的时候，一百年后也同样如此。但是，今天晚上这里彻底的空荡荡，彻底的黑暗，除了钠蒸汽街灯雾蒙蒙的玫瑰色的灯光穿透这场冻雨。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们遭到攻击了。那些疯子们要设法通过安全门。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拿他们的武器，飞虎队也没有赶到。“继续。”我示意列斯。自己却绕过办公桌伸长了脖子去看，只看到一幅穿着白衬衫的人潮像海水一样拥向简娜·玛森的情景，而她本人正在朝我走来。
“是帮你自己的忙，找一个杀人犯，就这一次。”
“嗨，我可没有一个妻子替我上商店。”
电视开着，啤酒罐放在咖啡桌上。
在蒙塔娜大街上有许多遮篷：带有白色扇形花样的酱紫色遮篷，用铁索挂起来的华而不实的现代派遮篷……那些没有遮篷的商店就用二楼的玻璃窗户加上莫明其妙的字母充当，让你知道在这儿买东西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付钱：大笔的。
“我听到你在电话上都成了‘嗨——我正在办案’小姐。别取笑。卡特尔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
里面是一叠洛杉矶法院验尸官办公室寄来的尸体解剖照片。
“她像天使一样。她总是扮演好心肠的农家姑娘，父亲刚刚去世；或者是一个贫穷小街上精灵似的人物，刚刚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准备推出一部歌剧作品，却发现她自己得了肺结核。但是不用担心——一个年轻英俊的医生救了她的生命，她最后成了百老汇大牌明星。”
“但是，她谈起过你，你是在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如果我呼叫“211”寻求支援，lapd会立即收到并派出六辆尖叫的巡逻车，同时通过调查局的无线电同银行取得联系，提醒他们又一名劫犯要光顾他们了。如果我是对的，这确实是一桩劫案，随后发生的就可能是一场流血灾难；如果我错了，那人只不过是一个戴着棒球帽的饭桶，那么我就可能被骂得狗血淋头，剩下的时间也别想再到体育场去找清闲了。
局里要求每六个月对我们进行一次体能测验，所以每周在你的时间表上就可以开列三个小时时间用以进行锻炼，所以对我来说，每天穿过停车场到位于色普维达的“韦斯特伍德公共娱乐中心”的游泳池里游个二十二分钟每哩就决不只是为了消遣混日子。我如此急切地渴望到那里去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一头扎进水道里游个痛快。把精神的焦点对准对面壁上的大十字纹，尽情享受运动中充分的技巧性的乐趣，干净利落的转身，挥臂入水的节奏，池水在皮肤上的滑动，胸腔所承受的压力，每个晚上都从疲劳中重新振作；今天我的体力应付有余，甚至战胜了一位穿橙色泳衣的小姐的挑战，她游的是水池中央的快水道，这起码给她增加了十分之一的作用力。
我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回到办公室。一次酣畅淋漓的运动之后找感到彻底放松下来，又有精力可以应付任何事情。回来就遇上幸运的事，罗莎琳给我留了条子让我打电话给波士顿的拉诺严大夫。
“克劳迪娅·凡·何文是因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的骨折和外伤而接受治疗的。”医生热情地告诉我，“在此以前，她因为有各种病症，从压抑到精神分裂症，所似接受了长时间的精神病医治，直到后来被送入佐治亚瑞文纽学院接受治疗，实际上诊断为分裂性个性失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重性格失调。”
“明白了。你是说她属于那种具有不同的声音和性格的人？”
“对。”
“那不是很不寻常吗？”
“分裂性个性失调可能比你们认识的要普遍得多。它是一种精神机制，是为了避免确实地变成另外一个人造成的创伤。在凡·何文小姐的病例中，病情似乎是从早期青春期就开始了，导因于一个邻居的。从这份记录中看得出来，”他继续说，“有二十三个人对此提供了证明，包括一个名叫阿伦的放肆的男人。”
“她说阿伦是她的拯救者。”
“是的，一些病人把某种改变者当作‘拯救者’——其实就是，拯救她的性格，当你和她谈话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有什么转换？”
“转换？”
“你是否看见她通过改变发音方式或者体态变成别的人—一”
“耶酥，不。”一阵战栗传遍我的全身。
“很有趣。”
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跟得上医生的意思：“那么我们能相信她告诉我们的关于依贝哈特大夫的事吗？”
“那可能是靠不住的。”
“但是她看起来非常的有理性。她有头脑，还害羞——她说她能演奏小提琴。”
“那可能是她的叫作贝基的那一重人格。”
“贝基！那是什么——‘边缘地带’？瞧啊，她有丈夫和孩子，她正推着一辆婴儿车呢。”
“你确实看到那孩子了吗？”
“没有。但是那时正开始下雨。”这似乎解释不了任何问题。
拉诺严大夫的音调十分克制：“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你，我非常怀疑在推车里是否真有一个婴儿。”
这个想法，她出来站在冷风中只是装作在照看一个婴儿——我认为的那儿有个婴儿——让我产生了畏惧感。最后我问：
“从你的专业观点来看，考虑到她的处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克劳迪姬·凡·何文在法庭上，做一个可靠的证人吗？”
“最终地？没有机会。”
我挂上了电话，把头埋在我的手掌里，希望从这堆乱麻中理出一条线索，挂在衣帽架上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的袖子和胸口被风吹动，挺了起来，就像有一团热空气在里面膨胀起来一样。
我没有了确证证人。
而高罗威等着明天就要结果。
我可以向我的老板哀诉，我曾经保证凡·何文是个好姑娘，但是波士顿的那个老酒鬼没能查明她的资格，结果把事情搞糟了，尽管我现在非常愤怒，但是我不能为了我自己而出卖“野嘴”。一封指责信将只会对他的退休不利，而即便是这样做，也根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能出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阮德尔·依贝哈特有罪呢？
我坐在那儿好长时间，心里像有只老鼠在爬，用它尖利的爪子挖着我的心房。我做着笔记，画着图表，但我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制造”一个案子来对付医生。我们能掌握的只是一个戏子不可信的故事。这时电话铃响了，而且就是简娜·玛森自己。
她是我想找来谈话的最后一个人。我对直升飞机飞过她的房顶不感兴趣，或许这次她是有一个新型垃圾桶想要我修。
令人吃惊的是，她似乎完全悔悟了。她需要和我谈但是却不想在电话机里进行和深入下去，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上一次，安排一次会面竟然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她又提早一周到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点，所以我有一点怨气和对是否值得冒险的怀疑。但是她保证，她的车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会来联邦大楼前接我。它确实也来了。
我拨开人群走向那辆专门等候我的黑色闪亮的豪华大轿车时，心跳都有些加速了。车掉过头。我觉得有点头晕，车体反射的光芒一下掠过我的脸。
汤姆·保罗伊打开了车门，点了点头算是招呼。这简直不像是爬进一辆轿车，而像是走进一间房子，房间里还有唇膏的气味，到处铺满了上好的皮革，车顶的嵌板是珍珠白的，四周边缘上都安有熠熠闪亮的顶灯。一个镀铬的搁架上摆满水晶制的细颈瓶，瓶颈上都套着银色箍带加以固定——威士忌，黑麦酒、杜松子酒。我可以尽量伸展我的腿，但是距离那个搁着电视机，影碟机和cd唱机的落地式支架仍像有几英里远，在它上面，是一排黑色玻璃板把我们和司机隔开。这里有两部电话，一部传真机，有一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长试管的花瓶里插着一朵黄玫瑰。我们离开路边时，一束镜面反射的光线照射在一排玻璃器皿上，相互间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几卷剧本稿张开像扇形一样堆在缤纷的地毯上。
“谢谢你来，安娜，亲爱的。”
简娜·玛森，涂着巴黎式的红嘴唇，黑色眼影，头发别成两个髻子，把手伸给我握了握，又迅速抽了回去，扭身转向窗户，眼神显得很忧郁。她穿着一条夺目的粉红色丝质长裤，裤脚镶着白边，上身在夺目的粉红色丝质体恤衫外面还套了一件白色的运动上衣，袖子被拉到小臂上。每只手腕上都套着一只金手镯，脖颈上绕着的珍珠短链上还吊着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在淡柔的灯光下不容易看得清。她这副打扮看起来是要去谈什么生意似的，以帕尔姆·斯普润地区人特有的方式。我们坐得很近，我几乎能闻到她的体香——就像一件用丁香香囊熏过的内衣。
很容易想象阮德尔·依贝哈特是怎样地掉入这个脂粉团里难以自拔，要伴同玛森小姐参加时髦的募捐晚餐，绕着城兜一圈风。当我看到一大批白领工作者在维尔希尔大街街口等着红绿灯的转换时，我意识到，别人看不到你而你却可以窥探到别人，这通常是我们执行法律的一种方式；而令人不安的是，作为医生，他们也能分享这一特权。
这时候简娜·玛森开始唱起歌来，她的头依然背向我，声音低沉而忧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在清晨的片刻光阴中／整个世界就要醒来……”
这就是所有的注意力和抱怨所关切的东西，为什么人们要容忍愚蠢和暴行，为什么玛格达·斯脱克曼要置身于简娜·玛森和剩余的世界之间，为什么有些人甚至像我外祖父也会真正被功绩所打动：人的天性。
当大轿车转过街角时，我平衡住身体，听着简娜·玛森的歌声，道地的，毫无暇纰；这一时刻，她的确是个雍容华贵的人。
我们通过一个vip要人出入口驶进世纪城购物中心，我从来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出入口存在。车停在另一辆豪华大轿车背后，那是辆白色的加长车。简娜·玛森戴了一副宽大的墨镜，又把一顶浅黄色浅顶软帽扣在她的法式发髻上。
“对不起，我得先办一件事情。”保罗绕过来替我们开门时玛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