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学校课辅班一位负责照看孩子写功课的老师跟我说：“张容的字，实在写得太丑了！真的很想叫他全部擦掉重写。”我唯唯以退——直觉是因为孩子对“字”没有兴趣。
一晃眼四十年过去，我跟张容下棋的时候居然也很自然地会说些棋局、人生，甚至一时兴起，联想起什么人际斗争的机关，也会喋喋不休地说上一大套，仿佛我的父亲再一次借着我的嘴在跟我的儿子表一番世事沧桑的感慨。有一回，张容像是忽然现了什么大道理似的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现棋盘上有一步棋永远不会走。”
我差一点开玩笑说：“你一定是受了台湾人对“修宪”的热中和执迷的影响，进一步影响了你对客观知识的判准。”
直到有一天，我看着张容作业簿上歪斜别扭的字迹，忽然感慨丛生，便问他：“你不喜欢写字，我知道；可是你要想想，把字写整齐是一种长期的自我训练，字写工整了，均衡感、秩序感、规律感、美感都跟着建立起来了。你是不是偶尔也要想想将来要做什么？是不是也就需要从小训练训练这些感受形式呢？”
张容的眼睛没离开书本，继续说：“我觉得那些明文字和口语的人应该更小心一点，不应该明一些不合理的词。”
圆光禅师所引的那两句诗是唐代灵澈上人的《东林寺酬韦丹刺史》：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把这诗的讽谑之意当作背景，细细勘过一遍，就知道圆光禅师底下的那句“苏噜苏噜”（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啰哩啰唆”）并不是一句
孩子说到了核心。孩子们是不说废话的，他们努力学习将字与词作准确的连结，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用脑子。再给一个例句：
还有“才怪”。这两个字真是“才怪”了，你缓步穿越过一群小孩子，在叽叽喳喳如雏鸟儿争食的稚嫩嗓音之中，此起彼落的第一名一定是“才怪”。我有一次问孩子的妈：“是你经常说‘才怪’、‘才怪’吗？”她说：“才怪呢！”
“你简直太幼稚了。”女儿接着说，“像我都已经不玩别的娃娃了，我只玩蔡佳佳，其他的都不玩——我退休了。”
就是那一刻，我想得可多了。我想我不应该只是为了教会孩子写出日后老师希望她能运笔完成的功课而已。我应该也能够教的是这个字的面目、身世和履历。这些玩意儿通通不合“时用”，也未必堪称“实用”，但却是我最希望孩子能够从文字里掌握的——每个字自己的故事。
当我们花一番精力、付一笔钱、寄托一把情感，所彷徨困惑的，总是“不知道究竟值不值得？”值不值呢？那就要看把什么东西安放在这些支出的对立面了。我不懂儿童心理学，也答不出“如何为孩子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样的题目，但是我很小心地做了一件蠢事。我在游泳池边跟张容玩相扑的时候告诉他：从认得“值”这个字就可以像练习游泳一样练习自己的价值感——无论要做什么，都把完成那事的目的放在自己的对面，清清楚楚看着它，和自己能不能相对？能不能相当？对不对？当不当？而不是同意或者反对大人的看法而已。
这是关于“离”字的小结论。也许就在一二十分钟之后，张宜显然认为她的妈妈弹琴弹得太专心、无视于女儿的呼唤，于是她大喊了两句：“你不理我我也不要理你了，我要自己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