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为起草四次文代会祝词
当时，对社会科学院工作有兴趣，也热心，对我们的工作是关注的。我们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向他汇报、请示，并且很积极地按他的意见办。
就是要从严要求。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就上不去。两个卫星什么都一样，有两种不同结果，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不严格。
天安门事件后，还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
我自己是否意识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张来压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没有这个想法。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能够接受的，有感情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认为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回过头来，毛主席过去讲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应该坚持，应该肯定，这是事实。被“四人帮”歪曲的东西，应该把它恢复本来面貌，被“四人帮”封锁了的东西，通过这些文章要把它传播出去。拿“四人帮”的话来说，这篇文章说了一些老同志们想说还没来得及要说的话。最使“四人帮”受刺激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当时我们议论时不是指“四人帮”他们，而是指已被判刑关起来坐牢的那些人，地富反坏吧。可是，他们自己认定是对着他们的。公正地说，选三篇东西引起“四人帮”的反感，当作他们必须批判、必须认真对待的东西，是必然的。姚文元在1976年2月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把《论总纲》断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并把它同林彪的fangemingzheng逼an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类比，说《论总纲》"同571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也大张挞伐。对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对结尾"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段话，竟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想！""四人帮"仇恨、害怕和诬蔑《论总纲》，真是咬牙切齿啊！
自1996年3月至12月，我对1975年至1987年十二年我在中央工作的经历，比较系统地讲述了十六次。2000年以来，在记录稿的基础上，又反复进行整理、补充和修改，历经四、五年，形成了这部自述。这里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如、陈云，如胡耀邦、胡乔木，如赵紫阳、陈伯达。我如实地记录同他们的交往，也写出对他们的一些看法。
忙碌的一九八○年
九为企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培训干部
访日1978年10月到11月、访美以后，就考虑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制度改革的问题。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统收统支，一个是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那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强大的批系统。每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由这个批系统收购，甚至调拨，然后批系统转向零售。批系统成为中间环节。工厂生产出产品，交给批系统，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究竟这个产品或商品到了消费者那里有什么反映，工厂可以不管。这样一对照，我们感到这个制度不改不行。工厂不但要管生产也要管经营，不但要管生产过程，也要参与流通过程。上述访问及经验对我们企业的改造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从日本回来，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委员会，接着又成立了企业管理协会，为了研究这方面问题，推广有关的经验，经委组织了干部轮训班。介绍国际经验，并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商量我们哪些工作可以改进，哪些经验可以吸收。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先是省部级，轮训了一遍，然后扩大到企业和厂长。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干。办厂长轮训班这是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以后最有成绩的一项工作。一些大厂厂长都参加了这样的轮训班和学习班。
结合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书记处研究室编出了两本东西，一本是《陈云文稿》——那时只从解放后编到1956年，以后又编了1956年至1962年的；还有一本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摘编本《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两本书同时在参加企业管理协会轮训班的干部中进行学习和讨论，起了很好的作用。国外的经验有了，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有了，又有了理论的指导，对再生产过程是怎么回事，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对各种平衡关系，如陈云同志的四大平衡，马克思的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要达到平衡，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处理，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宣讲《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在这个基础上，我在198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中央党校讲了四次，总的题目是"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介绍和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一1962年》。讲的题目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等。1981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出了一本小册子《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编文集时去掉了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3上举五个部分作了修改，分五篇收进了《邓力群文集》。
讲过以后，我听到一些反映。一是王惠德他们办了一个宣传部门干训班，听了我讲的课，于光远听到一些学员的反映，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我也没问。另一个反映是：不知什么人向薄老谎报军情，说我在宣传陈云著作时，称赞陈云，批评薄一波。薄一波对此很重视，特地把我在党校的那个讲稿拿去看了，现根本没有这回事。
还有人反映到同志那里，说我在中央党校宣传陈云思想。为此，在一次小会上，小平同志对姚依林同志讲：听说邓力群在党校讲课，说要学习陈云思想，这不对嘛，学习仍应是毛泽东思想嘛。他让姚依林转告我，以后再不要这样提了。小平同志还说：我本人还要和邓力群讲，以后不要再讲陈云思想。实际上，我根本没讲陈云思想，不知是什么人传到小平同志那里去了。
不过，从我的讲话中看得出来，认为经济工作搞得好的是陈云同志，这是确实的。我讲到：经济一遇到困难，毛主席就把他请来；困难一过去，又让他靠边站。
吴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吴江说，他建议我在整理讲话记录稿时把这个意思删掉。吴江还说，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有关的意思删掉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给我提出过那样的意见，我也没有删掉我认为陈云同志经济搞得好的那些话。
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一拥护、支持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当总书记、党中央主席，我是全心全意拥护的。我也尽我自己的力量支持他的工作，给他一些帮助。这就要说到1980年前一两年的事。那时，话剧《女贼》、《假如我是真的》这两个戏不是很受"欢迎"吗？这两个戏的倾向是不好的。后来，召开一个剧本座谈会，胡耀邦要在这个会上表意见，他找到我，让我帮助他准备稿子。我专门组织研究室的同志，把马克思他们论述流氓无产者的文章、观点收集起来，供他参考。马克思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革命以前，我们不能依靠流氓无产者，革命成功以后，更不能崇拜、宣扬这些人。耀邦同志认为这点对他有帮助。后来，他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反映不错。
耀邦同志很热心搞经济，而且很想搞得高一点、快一点，因此他就要批评妨碍他搞多、搞快、搞大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他有一次和我交换意见，他说：在计划工作里的综合部门有一种观点必须批判，即消极平衡论，应该主张积极平衡论。我听到这个意见之后，就和他讲：你这个意见，不是新意见。实际上，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就和陈云同志争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陈云是消极平衡论，毛主席自己主张积极平衡沦。胡听到这个话后，噢了一声，很惊讶，他不知道此事。这不奇怪，因为他那时没有接触过经济工作。我又说：“大跃进"运动之后，毛主席已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其实陈云同志的平衡论也不是消极平衡论，而是考虑："到底是以短线平衡，还是以长线平衡？"按着长线去平衡，怎么也平衡不了。按着短线平衡也不是消极平衡，认定了某几种产品是短线，如实地了解这些情况之后，还是要采取积极的办法，例如钢材、水泥和木材是短线，了解了之后，还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增加生产，只要有可能，就尽可能多生产。这是一个表现。另一个，除了自己增加生产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进口。能进口多少。就进口多少。这不又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做法吗！在采取了这些积极的做法之后，来平衡我们的各种产品和部门。这样做之后，我们有些长线东西，就富余出来了，等到下次有条件还可再用嘛。或者增加出口嘛。我说：陈云同志的短线平衡是这样一个意思，把它当做消极平衡，不符合他的原意。我还向耀邦介绍了恩格斯的哲学论述，其内容大体是整个天体是平衡的，相对来讲是静止的，而实际上平衡中间有很多不平衡，静止中间有很多运动。我请他看看这些有关的论述。后来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对我的帮助很好，是原则性的帮助。
耀邦同志热衷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和于光远搞在一起，走偏了方向，把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也批了，把大庆的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也批了。后来，我向他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生产目的的讨论当然应该搞，应该搞清楚生产目的，但不能这么搞嘛。
还有一件事，1980年搞经济特区，开了第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会前他和我交换意见，说他准备在会上讲话。我向他建议：在言以前，最好先把毛主席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那篇讲话好好看看。主要意思是：没搞起来之前，主要是要批评、防止"左"的和僵化的思想，搞起来之后就要注意右的倾向。我向他讲，毛主席那时的经验，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有指导意义。后来他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主题是：要做一个坚定、清醒、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篇讲话应该说讲得不错。
在1980年以前，乃至1981、1982年反对精神污染之前，我同胡耀邦同志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很好的，我们合作得很好。他在有些问题上做得不妥，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向他指出来。他在任总书记之前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叫我去做副教务长，找我谈话，我没有同意。他认为我是不愿意做汪东兴的部下，所以不愿意去。当了总书记以后，他不想再当中央党校校长，找宋任穷，宋不愿意。有一次开会，我提出王震可以当，后来报告了陈云，陈云同意，同时提议让蒋南翔当副校长，协助王震。他们俩合作得很好。陈云写信给蒋，要求蒋"把我们的党校要办成像广东黄埔军校那样”。中央党校办了《理论动态》，吴江协助，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谈关于解放干部的问题。胡耀邦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有一次，警卫局长问：毛主席批了的也平反吗？胡耀邦说，只要错了统统解放。
1980年，我现有糖尿病，住院检查，先念同志来看我，耀邦同志也来看我。他一进门，我说：你怎么也来了。他说：别人有病，我可以不去看，你老邓有病，我不能不来看。那说的是真话。他这番话，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确是好的，那不是应付的，是真诚的。因为我拥护他当总书记，帮助他考虑一些问题，帮他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他讲了话，作了整理，都让我和乔木看看。我们也一直是积极地帮助他修改，他一般也是采纳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正和补充的。这种关系一直到他被免除总书记职务。说我要把他拱倒，这是没有的事，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之间有不同意见，那是真的，而且愈到后来愈尖锐。
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二为《论gcd员的修养》翻案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少奇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我写了一篇为《修养》翻案的文章：《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表在1980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还不小，反映也还好。我写这篇文章很主动，很有写作激情。一是对少奇同志本人受到这么大冤屈很同情；二是对《修养》本身的遭遇，它的曲折的命运，感到不平；三是对王力、关锋对《修养》的前后变脸很生气。当时少奇同志编《文选》，我亲自听到他们两人不止二次称赞《修养》：王力是这样的，关锋也是这样。关锋是搞中国古代哲学的，其中也包括研究孔孟之道。他还替刘少奇辩护，说《修养》引用孔孟的话是经过少奇同志改造了的，这不是孔孟思想。"文革"前，他们不止一次这么讲。"文革"一来，听到毛主席要批判《修养》，他们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觉得他们这种作法无非是为了自己，为了上去，不惜迎合吧。我对这种为了个人私利，翻脸不认人的行为，很生气。所以我当时不是因为少奇平反了，可以写这样一篇文章了，而是出自内心创作的冲动吧。这里面也联系到对毛主席的印象。因为在延安时，把《修养》选成整风文献之一，不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而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怎么到了"文革"一来，就完全变了，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很不理解。这个命题当然不是毛主席的，是关锋他们拟的，传出来是讲《修养》不讲阶级斗争。我听到以后，就常常想这个问题。那时不是早请示、晚汇报嘛，要背诵老三篇嘛，几乎每次背诵时，我都要生一种怀疑：老三篇也没讲阶级斗争啊，却每天都要背诵；而那个《修养》没讲阶级斗争就被说成是背叛。这些我都很不理解。
究竟是什么引起毛主席批《修养》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最初的《修养》中，引列宁《左派幼稚病》时，删掉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写过批驳无产阶级专政的话。1962年对《修养》重新修改定稿时，没有人想起把这些当时删掉的话加上。对此，我们这些人是有责任的。修改、定稿后，当时吴冷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抢着登。我想，这可能会成为触动毛主席的因素。因为当时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修养》却反其道而行之。除此之外，找不到什么理由，因为《修养》是整风时毛主席亲自选中作为整风文献的。因为有上面说的这一条，毛主席就可以说，过去民主革命时，可以容忍啊，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又重提阶级斗争，你这时再版，还是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砍掉，是什么意思？是故意和我作对嘛。当然这里说的是我的一种推测。批刘可以批其他的嘛，为什么要找自己肯定的来批，又批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过分了。因为有这种激情，有这种创作的冲动，所以，《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有感而，不是一篇应景文章，现在来看也还站得住。
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三一篇别具一格的悼词
我在田家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悼词。悼词中，叙述、悼念田家英的好处、优点是如实的，同时在悼词中也指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以前的悼词中没有过的，以后的悼词也没有现这样写。送给胡耀邦看，他把批评田家英的文字还加重了一点，他对这篇悼词很欣赏。宋任穷看了也很称赞，他说：所有的悼词都说好，只有这个悼词也说不好。后来还叫卫建林就这一点写了一篇评论，在《人民日报》表了。想提倡一下悼词、生平不要说得太满，不要只说好话，更不要说假话，同时也说点不好听的话，批评的话，当然也得是善意的，要与人为善来进行批评。但实际上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也无法起到这个作用。在这点上，他的家属能够接受，这很不容易。章蕴老大姐还对董边说：写悼词怎么还写批评啊。董边思想境界高，她同意、并接受了这篇悼词。
注释：
1：《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o月版，第291页至第293页。
2：《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93页。
3第一部分题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最后一部分题为："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一九八一年的两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一宣讲《历史决议》
1981年，我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宣讲《历史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第二件是主持起草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
先讲第一件大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历史决议，是从1980年延续下来的，一直进行着讨论、修改，费了很多心思，直到这次全会通过。在29日的闭幕会上作了比较高的评价。他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yi荡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还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历史决议》稿以后，还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到这时，可以说华的问题已完全解决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任务全部完成。
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的事情就是到处演讲。讲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会议精神。关于《历史决议》，在全会中间，我在西南组讲过一次，反映较好。六中全会秘书组立即把它列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八”，印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全会结束之后，我在中央党校系统地做了一次介绍，又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做了介绍，又在团中央讲了一次，又在党史征集委员会回答了几个问题。6月21日至7月30日，专门到河北演讲。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吴江、袁木、李洪林、胡德平。这是胡耀邦给的任务。
那个时候，河北省两个省委书记第一书记金明和第二书记江一真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势同水火，各把一摊，谁也不服谁。他们那里从省委到地委，都是老同志，谁也不让谁。胡耀邦给我的任务是：把《历史决议》的精神传达给他们，不必去介入他们的内部争论，用《历史决议》的精神帮助他们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我们到河北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听到的最主要的反映是，省委大院多数干部对不满意。理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社会上、在省里出现“非毛化”，掀起一股否定毛主席的思潮。多数省委干部认为：非毛化的背景就是。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分头宣讲《历史决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我在省直机关传达，袁木在石家庄市，吴江到保定市，基本上每个地委都有人去。我们都有共同的提纲，带的材料也比较多。我讲的次数最多，连续讲了四次每次或半天或整天，后来又回答了一-次问题。河北省录音整理得很好，几乎是一字不漏，大约有7万字。现在再来讲，也讲不了那么仔细、实在和准确了。因为那时刚亲身经历过，参与了起草和讨论。
讲的内容大致如下：先讲中央的人事变动。华为何要下来，用事实说话，华不下来不行。然后讲《决议》起草的指导思想。针对下部思想状况，着重地、有针对性地回答：究竟是不是非毛化的后台。原原本本地讲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十六七次谈话、讲话。他对《决议》的写法提出三条原则，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展毛泽东思想。”他说：“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反复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用这个说明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那些自由化分子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这样讲，很解决问题。
讲过总的指导思想后，又分段介绍了《决议》的内容。最后是由他们在听完以后提出一些问题，我逐一作回答。这些内容整理成两篇文章：《中央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思想》、《问题和回答六则》，已编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些讲演不是照本宣科，是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以自己的理解，使用自己的语言和说法来讲，来进行回答的。这两篇东西同介绍邓、陈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那个材料比，更能体现我的认识，是我的作品吧。前面那个材料是传达性的，作为研究历史有参考价值。这两篇东西是讲我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决议》表以后，干部中间有些什么疑问。
从河北回来以后，我形成了一个想法，同耀邦同志谈了。我说：在干部里面，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搞非毛化，这种看法影响很大，要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河北和石家庄的经验表明，把的历次讲话、论述、包括答记者问，原原本本地给干部摆出来，这样最解决问题。胡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着手做了几件事。
第一，总政把我引证的讲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的十多次讲话，都整理出来，经我看过后，印军队，作为学习《决议》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文件。
第二，由乔木同志负责，着手编辑《文选》。这件事情也是我从河北回来后先提出的。报告了小平同志，得到同意后就开始工作。后来，编选工作交给了文献研究室，选文、编目、修订多次，并经过他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