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周扬进了社科院行政领导班子，任副院长。接着而来的就是排名问题副院长排名：邓力群1977年11月任职、于光远1977年11月任职、周扬1978年9月任职。我提出，周扬是老资格，已经当了副院长，排名在我之后，不恰当。他至少是兄长辈嘛，我和于光远应该排在他后面。胡乔木不同意，说：就是副院长，他这个人难办事。
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工作也要一起抓。打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不会计算，这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办各级学校，经过这样的训练。使我们的部队年轻化。五六十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
另一件是，7月全国开计划会议，上海的黄涛，辽宁的杨春甫5，一南一北，在会上难，指名攻击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指名攻击《工业20条》。说党中央各部门实行条条专政，涉及的范围很宽，涉及到过去买船租船，涉及到进口化肥设备，出口石油，说外贸部卖国，周恩来、都是买办资产阶级。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表现活跃的几个部门都成为攻击对象。有几个人开始转向。
在当时的条件下，信中所讲写作过程比较简略。有些细节也没有讲。实际是，开头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们四人先分头各写一段。胡绩伟分工的一段先写出来，我看后感到不行，不能用。于是采取我口授，由苏沛、滕文生笔录的办法。我讲一段，他们记录整理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讨论。最后由我修改定稿，题目也由我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现在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初稿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胡绩伟分工写的一段先写出来，但不能用。于是改变方法，由我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在中央办公厅
十一为起草四次文代会祝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开幕。这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召开的一次盛会。开幕式上，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同志的祝词是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的。后来又增加了张作光。从起草、修改到定稿，反复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卫建林多次商量，确定由卫建林负责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几稿后，我们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也送周扬一份。周扬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说有必要由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同意周扬的意见，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按这个要求改后。胡乔木又作了修改。
那天同志的祝词，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效果非常好。应该说，这篇讲话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结合了当时的实际，回答了当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作了历史的评价，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污蔑。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作了论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应该承认，一直到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说这篇祝词是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一点都不过分。这篇祝词文字也不错。其中有一些名言，现在一直流传。如：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等。这些名言，已经成为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精华了。
在中央办公厅
十二访问美国的收获
1979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我同袁宝华同志一起去美国访问，同去的还是1978年底访问日本的那些同志。我们去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部，也到了大企业集团。从美国的经验中，现了它与中国的区别，其中对我们最有影响的是它的所得税制度。美国的所得税种类很多，有企业所得税，有个人所得税。美国政府向企业征收所得税高低不同，但企业总是有盈余、有积累。企业交纳所得税后，其余收人可以自主支配。企业因此可以得到展，这是很成功的经验。我们的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包括折旧，都收到中央。而企业开支，如设备购置、维修，流动资金都要由国家银行拨付。在收支问题上，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参考美国的所得税制度，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后来，在柳州市的市属工业和上海轻工机械公司等200多户企业，进行了由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国营企业实行由上交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即第一步利改税，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实施步骤，从1983年6月开始进行。这是后话了。
在中央办公厅
十三力辞中央办公厅职务
1979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姚依林兼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来，财经委员会方面的事情日益增多、加重，他就要辞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他原本想让我接替他的主任职务，他也和谈过，邓也知道他的意见。这件事，姚也和我讲过。我听后就和老伴罗立韵商量，觉得这个差事于不得。当办公厅主任，就要为这些头头脑脑服务，先是政治局常委，扩而大之还有政治局委员，加上书记处书记，再加上中央部门的头头脑憾，还有地方的头头脑脑。各地方省委书记到北京，先要到中办，探听一下中央的情况，那就穷于应付了。这么多的人，又都是脑，有哪一处不到，就不知道会引来什么麻烦。经过商量后，认为这件事干不得，我又向姚依林表示了这个意见。后来有一次在那里，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应由我来接替，并说已和我说了。我说：你和我说过，但我也向你表示过我不同意啊。我干这个事情不行，还是干我能干的事。
在这期间，不知从哪里听到，冯文彬和我不太对付，有点为难我。当时冯也是中办副主任，按次序排在我前面。小平问我：是不是冯对你的工作有点刁难。我说：我还没感觉到。在工作上，他管他的，我管我的。因为冯管的工作都是文书行政，我管的是文件、写材料、调研，我们在工作中各管各的事，我有的事和他有关，向他提出过，他还好嘛，我好像没有感觉到他怎么为难我。当时给人的感觉是，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用，要给我创造些条件，使工作能够做得好一点。这比已对我表示的关心。后来，这件事总算推掉了。姚依林不当中办主任之后，胡耀邦就把胡启立天津市长调来了，后来乔石当了一段，再后是王兆国。姚依林不当主任之后，我这个副主任也辞掉了。
注释：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2页。
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9页至第10页。
3《新华月报》1979年第6期，第40页。
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9页。
5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3页至第234页。
6恩格斯：《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432页。
忙碌的一九八○年
一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1979年开始，社科院的事我就管得少了，主要在中办工作。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4月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担任主任。1980年这一年，工作特别忙碌。
一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叶帅国庆讲话后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提前
起草《历史决议》搞的时间很长，是这个时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时候，社会上，甚至是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会议的也有少数人，思想理论比较混乱。社全上极少数人，利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机会，借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知青回城问题、冤假错案平反问题和一些经济要求问题为由头。煽动闹事。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gcd的领导和马列主义一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成为股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少数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支持。这样，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gcd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蔓延和泛滥起来，煽动闹事也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3月30日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对这股错误思潮进行了说理和批驳，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意见分歧比较大。
叶帅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表了一篇的讲活。党内外、国内外反映都很好。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本来叶帅的讲话是集中批判“四人帮”，关于“文革”问题和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只是在原则上分清了是非，具体的问题没有明确说明，原准备放到几年后再说。但叶帅讲话后，议论纷纷，你想往后摆，做不到，人们不愿意往后摆；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心思就不定。各种观点和想法都出来了，因此，工作只能提前了。就决定对建国以来的有关历史问题做个决议。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文革"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在叶帅国庆讲话后，1979年1o月，就开始酝酿并组织队伍了。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我负责。
2对《历史决议》提出三条要求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工作，到1980年2月，起草组写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小平同志看后，不太满意。3月19日，他找耀邦、乔木和我几个人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他说：
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最后，同志强调：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1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讲话。后来，又找耀邦、乔木和我谈了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从这以后，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不论是同起草小组谈话，还是在会上讲话，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提的三项基本要求办。以后稿子又改了好多次。这个时候，小平同志的工作不像后来那么忙，每次稿子送到他那里，都看，都想，都提意见。大多把乔木和我找去，讲他的意见。我把他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向起草小组的人传达。有的还在书记处研究室传达。每次传达以后，都由卫建林帮助整理。前前后后，表意见有十五、六次，后来我整理成十一次，其他几次或者不那么重要，或者有相同的意见合并到一起了。后来，我整理的东西全部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底子都没留。编《文选》时，选了其中的九次，有两次没选。
3《邓选》未选的两次谈话
《邓选》未选的两次谈话，我查了一下，一次是1980年8月1o日，小平同志找了胡耀邦和我，主要谈了两件事。一件是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来要翻案的"。小平同志认为："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实际，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跌，太明显了。对主席来说，缺点、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主席的功好讲，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创造，从延安时期到进城以后，一直生作用，是很见效的：延安整风时期，全党的气氛好得很，问题解决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我插话说：历史问题决议这一稿中，毛泽东思想部分写得比较充分，大概有一万五千字那好。我又说：这一稿中对主席的错误也写得比较厉害了那不要紧，文字上、措词上还可以琢磨嘛。比如我说：主席后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幸，用这样的语气就比较柔和。错误不只是主席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
接着谈了他对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修改意见。
另外一次是1981年3月9日，小平同志和我的谈话。他说：
送给我的历史决议的历史部分，看过了。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写得差不多了。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心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现在稿子是两万七千字，不要压缩了，三万字也可以。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4谈怎样处理"大跃进"的历史
《决议》稿中有一段写关于“大跃进”的历史。怎么也写不好。因为“大跃进”在人们的脑子里是损失很大的，人们摆脱不了这个印象。写来写去，都是缺点或错误。有一次我和乔木说：尽讲缺点，不写成绩，这段时期的历史写不好吧。乔木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应该承认，这段历史确实难写。后来总算勉强搞出来了一个稿子，但仍脱不出当初的基调。送到同志那里，他还是不满意。后来，邓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先讲成绩。这十年取得了什么成绩，然后再讲缺点、错误。这样，稿子的面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
5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