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维尼有一个格言，有时被认为是在赞助着和布拉克斯顿所概括的一些理论颇相近似的一种有关财产起源的见解。
emptor的所占有。于是就按照一个普通“曼企帕地荷”的仪式进行。经过某种正式的手势和言语的宣述。家产买主用一块钱敲击天平以表示价金的支付，最后，“遗嘱人”即用所谓“交易宣告”nuncupatio
ofmaleorphans所设的规定则是恰恰方向相反的一种错误的例证。所有这类制度都规定在绝早的时期就终止男性的保佐。根据可以作为其典型的古代罗马法的规定，因“父”或“祖父”死亡而免除“家父权”的家子，应仍处在监护之下，一般讲到他十五岁的时候为止；但一到这个时候，他就能立刻完全享有人格和财产独立之权。因此，未成年的期间，是不合理地短促，正像妇女无权力的持续期间是荒谬地长久一样。但是，事实上，在造成这两种监护原来形式的情况中，既没有过分，也没有不足的成分。在这两者之中，不论是哪一种都丝毫没有考虑对公或对私的便利。男性孤儿的监护原只是为了庇护他们到解事的年龄，正像妇女的保佐，目的是在保护女性使不受其本身柔弱所造成的害处。父的死亡所以能使子免除家族束缚，其理由是为了子已有能力成为一个新的宗族领和一个新“家父权”的始创者；这类能力是妇女所没有的，所以她就永远不能被解放。因此“男性孤儿监护”是一种手段，用以保持从属于“父”家族的假象，到假定儿童能自成为父的时候为止。这就是把“家父权”延长到体力刚刚达到壮年时为止。因为严格的理论要求它应该作出这样的规定，直到青春期终了为止。但是，它既然并不要求把受监护的孤儿一直监护到智力成熟或适宜于处理事务的年龄，那就不能达到一般便利的目的；而这一层似乎是罗马人在其社会进步的很早阶段就已经觉的了。罗马立法中最早的纪念碑之一是雷多利亚或柏雷多利亚法lex
古代法
“罗马衡平法”已停止扩展。英国法律史达到这同一阶段时，正是大法官厄尔顿爵士在职的时候，在我们的衡平法官中，他是第一个人不但不用间接立法的方法来扩大其法院的法律学，并且终其身致力于解释它和协调它。如果法律史的哲学会在英国被更好地理解，则厄尔顿爵士的贡献，将不会像同时代法学家对待它那样，一方面加以夸张而另一方面则不予重视。还有其他各种误解，曾生某种实际效果的，也许可能会得到避免。英国法学家很容易看出，“英国衡平法”是建筑在道德规则上的一种制度；但是却忘记了这些规则是过去几世纪的——而不是现在的——道德，忘记了这些规则已经几乎尽它们所能的受到了多方面的应用，并且忘记了它们虽然同我们今天的伦理信条当然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并不一定同我们今天的伦理信条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当原始法律一经制成“法典”，所谓法律自的展，便告中止。自此以后，对它起着影响的，如果确有影响的话，便都是有意的和来自外界的。我们不能设想，任何民族或部族的习惯，从一个族长把它们宣告以后一直到把它们用文字公布为止在这一个长久的——在有些情况下，非常悠久的——期间内，会一无变更。如果认为在这个期间以内的任何变更都不是有意地进行的，也是不妥当的。但就我们对于这个时期内法律进步所掌握的一些知识来说，我们确有理由假定，在造成变化中，故意只占着极小的部分。远古惯例中曾经生过一些改革，但促使这些改革生的情感作用和思想方式，却不是我们在现在智慧状态下所能理解的。但是，有了“法典”就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在这时期以后，当我们追溯一下法律变更的经过时，我们就能现这些变更都是出于一种要求改进的、有意识的愿望，或者无论如何，是出于一种具有一定目的的有意识的愿望，这同原始时代所企求的完全不同。
有关法律的书籍，不论是古代法或现代法，并不常常能吸引很多的读者；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分别产生了一本着名的法律书籍，对当代的和以后的思想展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孟德斯鸠
第九章契约的早期史
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能一见而立即同意接受的一般命题是这样一个说法，即我们今日的社会和以前历代社会之间所存在的主要不同之点；乃在于契约在社会中所占范围的大小。这个说法所根据的现象，有些都是常常被提出来受到注意、批评和颂扬的。我们决不会毫不经心地不理会到：在无数的事例中，旧的法律是在人出生时就不可改变地确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现代法律则允许他用协议的方法来为其自己创设社会地位；真的，对于这个规定有几个例外，不断地在热烈愤慨下遭到废弃。例如，黑奴问题，到现在仍被剧烈争论着，其真正争执之点是：奴隶的身分究竟是不是属于过去的制度，又如雇主和工人之间能合乎现代道德的唯一关系，究竟是不是完全由契约决定的一种关系。承认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这种差别，是最着名的现代思想的实质。可以断言，
“政治经济学”是今日有相当进步的唯一伦理研究部门，它将会和生活的事实不相符合，如果“强行法”对它一度占据的领域的绝大部分不肯加以放弃，并且人们不能具有直到最近才允许他们有的决定其自己行为规律的一种自由。受到政治经济学训练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偏见，认为他们的科学所根据的一般真理是有可能变为普遍性的真理的，并且，当他们把它作为一种艺术而运用时，他们一般都着重于扩大“契约”的领域，缩小“强行法”的领域，只有在必须依靠法律以强制“契约”的履行时，才是例外。一些思想家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作出的鼓动，开始在西方世界中很强烈地感觉到。
立法几乎已经自己承认它和人类在现、明以及大量积累财富各方面的活动无法并驾齐驱；即使在最不进步的社会中，法律亦逐渐倾向于成为一种仅仅的表层，在它下面，有一种不断在变更着的契约规定的集合，除非为了要强迫遵从少数基本原理或者为了处罚违背信用必须诉求法律外，法律绝少干预这些契约的规定。
社会研究，因为它们必须依靠对法律现象的考究，是在一种非常落后的状态中，因此，我们现这些真理不为今天流行着的有关社会进步的日常用语所承认，是不足为奇的。这些日常用语比较符合我们的偏见，而不符合我们的信念。当
“契约”所根据的道德成为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更强有力地不顾把道德认为是进步的，我们中有许多人几乎本能地不愿承认我们同胞所有的善意和信任，会比古时代更为广泛传布，也不愿承认我们当代的礼仪中有能和古代世界中的忠诚相比拟的东西。有的时候，这些先入之见的声势为诈欺行为所大大加强，这种诈欺行为是在它们被目睹之前所未曾听到过的，并且以其犯罪行为而使人震骇，更以其复杂而令人惊异。但这些欺诈行为的性质明白地显示出：在它们成为可能之前，它们所破坏的道德义务必定已过了一定比例的展。由于多数人笃守信义，就给了少数人不顾信义的方便，因此，当巨大的不诚实的事件生时，必然的结论是，在一般的交易中都显现出审慎的正直，只在特殊情形中才予犯法者以可乘之机。如果我们坚持要从法律学上的反映来看道德史，并且把我们的眼光向着“犯罪”法而不是向着“契约”法，则我们必须细心谨慎，才不致错误。最古罗马法所处理的唯一形式的不诚实，是“窃盗罪”。在我写本书的时候，英国刑法中最新的一章，是企图为“受托人”的欺诈行为作出处罚的规定。从这对比中所可能得到的正当推论，并不是原始罗马人比我们有更高的道德观念。我们应该说，在他们和我们相隔开的时代中间，道德已经从一个很粗浅的概念进步到一种高度精炼的概念——从把财产权视为绝对神圣，展到把仅仅由于片面信用而产生的权利视为有权受到刑事法律的保护。
法学家的各种明确理论，在这一点上，并不比普通人的意见更接近真理。试从罗马法律家的见解开始，我们现他们的见解和道德及法律进步的真正历史并不符合。在有一类的契约中，以缔约两造的善意担保为唯一要件，这种契约他们特别称之为
“万民法契约”9tium。
并且，虽然这些契约无疑地是罗马制度中最迟产生的，但其所用的用语，如果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其含义的话，实包含着：这些契约比在罗马法中处理的某种其他形式的约定还要古远，在罗马法中忽视一个专门手续程序，就要像误会或欺骗一样损害到责任。然而所谓它们是古远的说法，是模糊的、暧昧的，是只能通过
“现在”方能理解的；所谓“国际法契约”被明白地看作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所知道的一种“契约”，也要到罗马法律家的用语变成了对罗马法律家的思想方式已不再能理解的一个时代的用语之后才能理解。卢梭兼有了法律上的和通俗的错误。在“论艺术和科学对道德的影响”dis色rtation
ontheeffe99摸rals——这是他作品中引人注意的第一部，并且是他最无保留地申述他的意见使他成为一个学派创人的一篇作品——中，他一再指出古波斯人的诚实和善意，认为这些是原始人天真的特征，已经逐渐为文明所消灭了的；到一个较后的时期，他把他所有理论完全放在一个原始“社会契约”学理的基础上。所谓“社会契约”，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错误所形成的最有系统的一种形式。这个理论虽然为政治热情所抚育而趋于重要，但所有它的营养则完全来自法律学的纯理论。先受它吸引的着名英国人士所以重视它，主要是由于可以在政治上利用它，但是，正象我现在解释的，如果政治家不是长期地用法律用语来进行争辩，则他们将决不可能达到它。同时这个理论的英国着者也不是对于这理论的深远影响茫然不见的，因为法国人就是经过这种推荐而承继到它的。法国人的着作显示出：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可以用来说明一切政治现象，同时也可以说明一切社会现象。他们看到在他们时代中已经非常触目的事实，即人类所遵守的现实法规中，比较大的部分都是由“契约”设定的，只有少数是由“强行法”设定的。但是，他们对于法律学中这两个要素的历史关系，或者是一无所知，或者是漠不关心。因此，他们提出一切“法律”源自“契约”的理论，其目的是在满足他们的尝试，要把所有法律学归因于一个一致渊源的纯理论，同时也在规避主张“强行法”来自神授的各种学理。在另一个思想阶段中，他们可能满足于把他们的理论停留在一个巧妙假设或一个便利的口头公式的情况中。但这个时代，是在法律迷信的统治之下。“自然状态”已不再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了，因此，在坚持“社会契约”是一种历史事实时，就很容易使“法律”起源于契约的理论获得一种虚伪的真实性和明确性。
我们自己的一代已经摈弃了这些错误的法律理论，部分由于我们已经过了他们所处的智力状态，部分由于我们已经几乎完全停止再在这类主题上进行推理。喜爱研究的人们在目前所乐于从事的工作，以及答复我们祖先对社会状态起源所持纯理论的工作，是对现在存在和在我们眼前活动的社会进行分析；但是，由于缺少历史的帮助，这种分析就时常退化而成为一种徒然是好奇心的活动，并且特别容易使研究者不能理解和他所习见的有很大不同的社会状态。用我们自己时代的道德观念来评价其他时代的人们，其错误正如假定现代社会机器中的每一个轮子、每一只螺钉在较原始的社会中都有其相对物的那样错误。在用现代风格写成的历史着作中，这类印象繁衍很广，并且都很巧妙地掩盖着它们自己；但是我在法律学的领域中也现了它们的痕迹，如一般对孟德斯鸠穿插在其
“波斯人信札”lettrespersanes中有关“穴居人”troglodytes的小寓言所作的颂扬中。据说“穴居人”是一种人，由于他们系统地破坏其“契约”，因而全部遭受灭亡。如果这个故事表示着着者意中的道德观念，并且是用以暴露这一世纪和上一个世纪曾受到其威胁的一种异端，这诚然是无可指摘的；但如果由它而得到的推论是：一个社会在允约和合意上如果没有给予一种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与一个成熟文明所给予的尊敬相类似，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则它所含有的错误将是非常严重的，它将使我们对于法律史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事实是，“穴居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契约”责任，却曾兴旺起来，建立过强有力的国家。在原始社会组织中，必须先了解的一点是，个人并不为其自己设定任何权利，也不为其自己设定任何义务。
他所应遵守的规则，先来自他所出生的场所，其次来自他作为其中成员的户主所给他的强行命令。在这样制度下，就很少有
“契约”活动的余地。同一家族的成员之间我们得这样来解释证据是完全不能相互缔结契约的，对于其从属成员中任何一人企图拘束家族而作出的合意，家族有权置之不理。诚然，家族得与其他家族缔结契约，族长得与族长缔结契约，但这种交易在性质上和财产的让与相同，并同样地有许多繁文缛节，只要在履行时忽略其中一个细节就足以使义务归于无效。由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话加以信赖而产生积极义务，是进步文明最迟缓的胜利品之一。
无论是“古代法”或是任何其他证据，都没有告诉我们有一种毫无“契约”概念的社会。这种概念在最初出现时，显然是极原始的。在可靠的原始记录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使我们实践一个允约的习性还没有完全展，种种罪恶昭彰不信不义的行为常被提到，竟毫无非难，有时反加以赞许。例如，在荷马文学中，优烈锡士的欺诈狡猾，好象是和纳斯佗nestor的智虑明达、海克佗hector的坚毅不拔以及亚济里斯achilles的英雄豪侠处于同等的一种美德。古代法特别使我看到粗糙形式的和成熟时期的“契约”间存在着一个很远的距离。在开始时，法律对于强迫履行一个允约，并不加以干预。使法律执有制裁武器的，不是一个允约，而是附着一种庄严仪式的允约。仪式不但和允约本身有同样的重要性，仪式并且还比允约更为重要；因为成熟的法律学着重于仔细分析据供一个特定的口头同意的心理条件，而在古代法中则着重于附着在仪式上的言语和动作。如果有一个形式被遗漏了或用错了，则誓约就不能强行，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形式经表明已完全正确进行，则纵使以允约是在威胁或欺骗之下作出为辩解，也属徒然。从这样一种古代的看法，转变而成为一个“契约”的熟习观念，其转化过程在法律学史中是显然可见的。在起初，仪式中有一个或二个步骤省略了；后来其他的也简化了或者在某种条件下忽略了；最后，少数特殊的契约从其他契约中分离出来，准许不经任何仪式而缔结定约，这种选定的契约都是些社会交往活动和力量所依靠的。心头的约定从繁文缛节中迟缓地但是非常显着地分离出来，并且逐渐地成为法学专家兴趣集中的唯一要素。
这种心头约定通过外界行为而表示，罗马人称之为一个“合约”pa9；当“协议”一度视为一个“契约”的核心时，在前进中的法律学不久就产生了一种倾向，使契约逐渐和其形式和仪式的外壳脱离。在这以后，形式只在为了要保证真实性和为了要保证谨慎和细心时才加保留。一个“契约”的观念是完全地展了，或者，用罗马人的用语来说，“契约”是吸收在“合约”中了。
罗马法律中这个变更过程的历史，是非常有启性的。在法律学的最初曙光期，用以表示一个
“契约”的名词是历史“拉丁语法”学者很熟悉的一个名词。这就是“耐克逊”，契约的两造称为“耐克先”nexi，这两个用语必须特别注意，由于它们所依据的隐喻特别持久。在一个契约合意下的人们由一个强有力的约束或连锁联结在一起，这个观念一直继续着，直到最后影响着罗马的“契约”法律学；并且由这里顺流而下，它和各种现代观念混合起来。然则在这耐克逊或约束中，究竟包括些什么？从一个拉丁考古学家传下来的一个定义，认为耐克逊是每一种用铜片和衡具的交易omne
quodgeriturperfsetliam，这些文字曾引起了许多疑惑。铜片和衡具是“曼企帕地荷”的着名附属物，即在前章中描述过的古代仪式，通过这种仪式“罗马财产”最高形式中的所有权就由一个人移转到另外一个人。“曼企帕地荷”是一种让与，因此就生了一个困难，因为这样的定义似乎把“契约”和“让与”混淆起来了，而在法律哲学上，它们不仅仅是各别的，而且在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的。物权jus
inre、对世权rightinrem，即“对全世界有效的”权利或“财产所有权”，在成熟法律学的分析中是和人权jusadrem、对人权right
inpersonam，即“对一单独个人或团体有效的”权利或债权，有明显的区别的。
“让与”转移“财产所有权”，“契约”创设“债权”——然则，这两者怎样会包括在同一的名称或同一的一般概念之下？这和许多相似的困难一样，是由于把显然属于智力展进步阶段的一种能力，把在实践上混合在一起的各种纯理论观点加以区别的能力，错误地认为属于一个未成形社会的心理状态而产生的。我们有不可误解的有关社会事务状态的各种迹象，证明“让与”和“契约”在实际上是混淆不分的；同时，直到人们在缔约和让与中采用一种各别的实践前，这两个概念的差异从来没有为人们所领会到。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对古罗马法已具有足够的知识，使我们可以一些在法律学萌芽时代各种法律概念和法律用语所遵循的转化方式的大概。它们所经历的变更似乎是从一般到特殊的一种变更；或者，换言之，古代的概念和古代的名词是处于逐渐专门化的过程中。一个古代的法律概念相当于不仅一个而是几个现代概念。一个古代的专门术语可以用来表示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在现代法律中分别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果我们研究下一阶段的法律学史，我们就可以看到次要的概念逐渐地被解脱出来，旧的一般的名称正为特别的名称所代替。旧的一般概念并没有被遗忘，但它已不再包括它起初包括的一种或几种观点。因此同样的，古代的专门术语依旧存在，但它只执行着它以前一度具有的许多职能中的一种。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证明这种现象。例如，各式各样的
“父权”在过去曾一度被认为是属于同一性质的，它也无疑地被归属于一个名称之下。祖先所行使的权力，不论它是对家族或是对物质财产——对牛、羊、奴隶、子女或妻——行使的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定权力的旧的罗马名称，但我们有强有力的理由相信：曼奴斯manus能表示各种不同程度的权力，就可知道古代对于权力的一般名词是曼奴斯。但是，当罗马法稍稍进步了后，名称和观念都专门化了。“权力”按照着它所行使的对象而在文字上或在概念上明确地区分了。对物质商品或奴隶行使的权力，成为完全所有权——对儿女，称为家父权——，对那些已被他们的祖先把他们的劳役卖给了别人的自由人，称为曼企帕因——，对其子，则仍然是曼奴斯。可以看到，旧的文字并没有完全废止，只是限制于它以前表示的权限的一种特定的行使上而已。
这个例子可以使我们理解“契约”和“让与”在历史上所生的关联的性质。一切要式行为在开始时可能只有一种庄严的仪式，在罗马，它的名称在过去似乎就是耐克逊。过去在让与财产时所用的同样形式，后来似乎就恰恰被用于缔结一个契约。但经过不多时候，我们到达了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一个“契约”的观念又被从一个“让与”的观念中分离了出来。这样，就生了一个双重的变化。“用铜片和衡具”的交易，当它的目的是在移转财产时，采用了一个新的、特殊的名称，“曼企帕地荷”。而古代的“耐克逊”则仍旧用以表示原来的仪式，但这样仪式只被用于使契约庄严化的特殊目的。
当我们说：在古代二种或三种法律概念往往混合为一，我们的意思并不是在暗示：在这些包括在一起的几个观念之中不可能有一种观念会比其他各种观念古老一些，或者，在几个观念形成时，也不可能有一种观念会较其他观念显着地占优势，并居于它们之上。为什么一个法律概念会继续长期包括几个概念，一个术语会代替几个术语，其理由无疑地是因为在原始社会中，往往在人们有机会注意或给与适当名称之前，法律在实践上很早已生了变化。虽然我们已说过，
“父权”在最初时并不是因它所行使的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分，然我确切地感到，“对子女的权力”po9erover9实即是古代“权力”概念的基础；我也深信在最早应用“耐克逊”时，也即是在原来应用它的人们的心目中，“耐克逊”的作用是在使财产的移转有适当的庄严仪式。大概“耐克逊”的略微歪曲其原来的职能，最初是为了使它适用于“契约”，而由于它改变的程度十分轻微，所以人们长期没有觉察或注意到。旧的名称仍旧保留着，因为人们没有感觉到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名称。旧的观念盘踞在人们脑中，因为没有人现有理由要费心来研究它。这种情况，在“遗嘱”史中已有了明白的例证。一个“遗嘱”在最初只是简单的财产移转。只在这种特殊让与和一切其他让与之间逐渐生了巨大的实践上的差别，才使这种让与被分别对待，即使是这样，也还需要经过几个世纪以后，法律改良者才把这名义上的曼企帕地荷，作为无用的累赘而加以清除，并同意在“遗嘱”中除了“遗嘱人”的明白意思外，其他一切都非必要。不幸的是，我们无法以对“遗嘱”的早期史的绝对信心来追溯“契约”的早期史，但我们并非完全没有暗示，说明契约在最初出现时是把耐克逊放在一种新的应用中，后来通过实际试验获得了重要效果，被承认为一种各别的交易。下述过程的描写虽然是出于臆测，但并非全无根据。我们试以一次现款买卖作为“耐克逊”的通常形式。出卖人携带他意欲处分的财产——例如一个奴隶——买受人带来了他用作金钱的粗铜块——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助手，即司秤，他带来了一个天平秤。通过规定手续，奴隶被移交给买受人——铜块经司秤秤过，然后移交给出卖人。在这交易继续进行的过程中，我们称之为耐克逊，买卖的双方是耐克先；但一当交易完成后，耐克逊就告中止，出卖人和买受人即不再具有他们因这暂时关系而产生的名称。在这里，我们试再根据商业史的展向前跨进一步。假定奴隶是移转了，但没有付钱。在这种情况下，就出卖人说，耐克逊是完成了，并且当他已移交其财产后，他已不再是耐克苏斯nexus；但就买受人说，耐克逊仍在继续着。就他的部分而论，交易还未完成，他仍被认为是耐克苏斯。因此，可以看到，这同一名词在一方面是指财产品以移转的“让与”，在另一方面又是指债务人对于还没有偿付的买价的个人债务。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假设一种程序是完全属于形式，在这程序中并没有东西移转，也没有东西偿付；这就表明了一种更高级商业活动的交易，一种将来生效的买卖契约executory
9tractofsale。
如果在一般见解和职业见解中，真的都把一个契约长期地认为是一种不完全的让与，这个真理的重要性是有多种理由的。在上一世纪中，有关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的各种纯理论被概括为这样一个学理，即
“在原始社会中财产是不当什么的，被重视的只有债务”，这并非是完全不适当的；但现在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命题颠倒过来，可能会更接近于实际。另一方面，从历史上考虑，“让与”和“契约”在原始时代的联系，说明了某些常被学者和法学家认为特别难以解释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指：极古法律制度中一般都对于债务人非常苛酷，并给与债权人以过分的权力。当我们一度懂得了耐克逊是被人为地延长了以使债务人有一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公众和法律之前的地位。他的负债无疑地被认为是一种变例，而中止付款一般被认为是一种诡计和对于严格的规定的一种歪曲。相反的，凡是在交易中正当地完成其任务的人，必为人所尊重；那就很自然的要使他掌握紧急的武器，以便强使程序完成，这个程序严格地讲，是决不应该准许展期或迟延的。
因此，“耐克逊”的原意是一种财产让与，在不知不觉中也用来表示一个“契约”，并且，在最后，这个字和一个“契约”观念经常生联系，不得不用一个特定名词即“曼企帕因”或“曼企帕地荷”来表明真正的“耐克逊”或交易，这样财产是真正的移转了。现在，“契约”便从“让与”中分离出来，它们的历史的第一阶段于是完成了。但它们展到这样一个时期，即缔约者的允约要比附带进行的手续程序有更高神圣性的时期，则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为了说明这一时期中所生的变化的性质，必须略为越出本文范围之外，研究一下罗马法学专家关于“合意”的分析。这种分析是他们智慧最美丽的纪念碑，在这分析中，我只须约略提一下，它把“债”和“协议”或“合约”在理论上加以分开。边沁和奥斯丁先生宣称，“一个契约有两个要素：先，要约者一造表示意向，要做他约定要做的行为或遵守他约定要遵守的不行为。其次，是受约者表示他预期要约者一造履行其提出的允约”。这在实际上是和罗马法律家的学理完全相同的，但在他们的见解中，这些“表示”的结果不是一个“契约”而是一个“协议”或“合约”。一个“合约”是个人相互间同意的极端产物，它显然还不够成为一个“契约”。它最后是否会成为一个“契约”，要看法律是否把一个“债”附加上去。一个“契约”是一个“合约”或“协议”加上一个“债”。在这个“合约”还没有附带着“债”的时候，它称为空虚nude
或naked合约。
什么是一个“债”？罗马法律家的定义是：“应负担履行义务的法锁”juris
vinculum，quome9gimurali9derei。这个定义通过它们所根据的共同隐喻而把“债”和“耐克逊”联系起来，并明白告诉我们一个特殊概念的体系。“债”是法律用以把人或集体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束缚”或“锁链”，作为某种自愿行为的后果。凡引起“债”的效果的行为，主要是那些归类在“契约”和“侵权”、“合意”和“损害”等题目之下的行为；但是有许多其他行为能造成类似后果的，却不能包括在一种确切分类中。应予注意的是，行为并不是由于任何道德上的必要而使它自己负上“债”的；这是由法律根据其充沛的权力而附加上去的，这是非常有必要加以注意的一点，因为“市民法”的现代解释者有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学理，并以他们自己道德的或形而上学的理论来作为支持。法锁的意象沾染了和渗透了罗马“契约”和“侵权”法律的每一个部分。法律把各当事人拘束在一起，锁链只有通过称为清偿solutio的程序才能解除，清偿也是一个借喻的用语，英语中的“支付”只偶尔地和它的意义相同。这借喻的意象借以表现其自己的一致性，说明了罗马法律用语上另一个在其他情况下很难解释的特性，即“债”既表示权利，也表示义务，例如使债务清偿之权以及清偿债务的义务。事实上罗马人把“法律上的锁链”的全貌放在他们的眼前，对其一端的重视不多也不少于其他一端。
在进步的罗马法中，“协议”在完成以后，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立即把“债”加上去，于是就成为一个“契约”；这是契约法必然要趋向的结果。但为了进一步研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其中间阶段——即除了一个完全的合意之外，还需要某种东西来吸引“债”的阶段。这个时期，正是把契约分成四类——即“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物契约”和“诺成契约”the
verbal，theliteral，thereal，andthe9sual——的着名的罗马分类法开始应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这四类“契约”也是法律所要强制执行的仅有的四类契约。这个分类的意义，在我们理解了把“债”从“协议”中分离出来的理论后，立即可以理会。每一类的契约实际上都是根据某种手续而命名的，这些手续是除了缔约两造仅仅的合意以外所必需的。在“口头契约”中，一待“协议”完成以后，必须要经过一种言辞的形式才能使法锁附着在它上面。在“文书契约”中，登入总帐簿或记事簿能使“协议”具有“债”的效力，在“要物契约”的情况下，送达作为预约主体的“物”时，才产生同样的结果。总之，在每一种情况下，缔约的两造必须达到一种谅解；但是，如果他们不再前进，他们在相互之间即不负义务，不能强迫履行或在违背信约时要求救济。但如果他们遵守了某种规定的手续，“契约”就立即完成，并以所采取的特殊方式作为它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