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愈借鉴孔子之说将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不同，李翱更多的是从孟子的思想中寻找人性论的根据。所以，他反对韩愈“性分善恶”的观点，主张“性”只有一种，即：纯善无恶之性。人的先天本性都是善的，无论是残暴如桀纣，还是圣明如尧舜，他们在本性上并无丝毫不同。他们的行为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大的差距，原因不在于“性”的差别，而在于“情”的迥异。“情”是“性”之动，性情相依，不可缺一。无性，则情没有产生的根基；无情，则性无法得到表现。与“性”的纯善不同，“情”是有善有不善的。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情绪都是情的表现。当七情合乎中道时，其“情”清明，“性”也因没有被遮蔽而朗现其善；当七情混乱、交叠侵扰时，其“情”昏聩，“性”被遮蔽而不得显其善，只能表现出“情”之恶的一面。因此，尽管人在现实中表现出种种不善，但这并不是“性”的罪过。正如一条溪流浑浊，并不是由于水流本身造成的。溪流浑浊的根源在于泥沙泛起，污染了水流；人之邪恶的根源在于放纵情欲，遮蔽了善性，使其性不得睹。所以，一个人倘若要想实现自我、成为圣贤，就必须恢复其性而节制其情。
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系统地整理了汉代以来经典文字的音义。正如作者在编撰《条例》的第一条就指出：“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作者将经典理解为一个形音一体的完整系统，把注音义视作通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指出知文不知音有时会导致经义难明。该书不仅详细收集考证了古今经师的反切注音古代注音方法，而且经、注并举，兼明义训。
《五经正义》考订经义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注宜从经，疏不破注”。“注”指的是汉晋以来学者们对“五经”文句所作的注释，“疏”则是晚近的学者对“五经”所作的更进一步的疏解。《五经正义》在为经典确定统一的经义时，虽然兼采“注”和“疏”，但只要两者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时，一定是尊崇“注”说而删改“疏”义，严格遵循前人的“注”，而不敢保留与原注相左的疏解。
由此可以看出许多纬书为了达到神化圣人、吸引关注的目的，不惜将圣人的出生、形象和事迹编造得神秘异常、稀奇古怪，以为这样就会使人们对圣人保持神圣的敬仰。但结果适得其反，圣人固然不再是平常人了，但却没有能成为神，而是变成了半神半妖之类的怪物。
从经学思维方式上看，它追求对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影响、渗透和整合，明显地有别于西方那种分析的、割裂的、局部的、以形式逻辑见长的思维方式。同时，经学思维方式又表现出自我完善的机能，为了适应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具有某种开放性的特点。它可以吸收、容纳异质的内容，自身做出调整，并在变化中保持同一性。从上述意义上讲，经学传统也可视为一种训练人们进行理论思维的传统。诚如梁启指出的：“自清代考证学两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可以说，经学传统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学术形态，具有极其独特的方式和魅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比拟和复制的。
至东汉中叶以后，两派渐有融和的趋势，今文家善用谶纬以说五经，而古文经派虽专究音韵、训诂，专心于笺注，然已有纳谶纬于说经之中，如贾逵为了立《左氏传》，不惜称引谶纬，取悦人君；马融亦尝考论图纬，至郑玄而遍注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融会二家，对日后的学术思想展，影响至为巨大。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代经学展史上最重要的现象是经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主要在以下方面表现出差异：
当然，“天人感应”的主要作用还是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天道运行之间的关系上。具体来说，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的状况会影响到天道的运行；反过来，天也会通过灾异或祥瑞来体现它对人间社会治理情况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