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儒家藩篱、兼采道家经典是该书的又一特色。在汉代，儒、道之书的界限十分严格，道家书籍是不可能被称为“经典”的。魏晋后期，老、庄兴盛，道家书籍的地位有所上升，但仍无法在“经典”中赢得一席之地。直至唐代，统治者推崇道教，老、庄之书才得以跻身“经典”的行列。而《经典释文》正式将《老子》、《庄子》与儒家典籍放在一起注音，表明道家书籍经典地位的真正确立。
《五经正义》是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对五经进行系统注疏。《五经正义》以南学为主，遍采各家传注，折衷其间，为之疏解，而成《毛诗正义》、《尚书正义》、《礼记正义》、《周易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等，合称《五经正义》。
白虎观经学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一书的编定，是汉代谶纬之学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为调和今古文学，并确立感应之说的学术地位，公元79年，在汉章帝的亲自主持下，今古文学者共10余人在白虎观召开经学会议，史称“白虎观会议”。会后，与会学者之一的班固奉章帝之命，将会议的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一书，又名《白虎通义》或《白虎通德论》。
纬书《孝经·援神契》中也介绍了一条谶言：“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卯金刀，我们知道指的是“刘劉”字；禾子，是上“禾”下“子”，指的是“季”字。这条谶语说的是刘邦兴起的故事。刘季就是刘邦，因为他在家排行最幼，按“伯仲叔季”的秩序，应该是“季”，所以他的字是“季”。这条谶语不仅暗示了刘邦的崛起，而且通过孔子受宝玉，其文刻有此谶的形式，强化了刘邦崛起这一事件的说服力和神圣性。
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好谈“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十分喜欢用灾异、祥瑞之类的现象，来解释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例如，董仲舒常常以《春秋》为依据，推演阴阳的运行，搞一些求雨祈神之类的事。汉武帝时期，辽东高庙和高园便殿相继生火灾。董仲舒运用《春秋》经过一番阴阳推演，上奏章说道，这两次的火灾并非偶然，而是上天怒，要惩罚世人。结果惹得汉武帝大怒，差点处死董仲舒。
第六，学风不同。今文经学多喜欢挥孔子的微言大义，好谈阴阳灾异谶纬之说。古文经学偏重章句训诂，少说阴阳灾异，甚至排斥纬书，视为诬妄。
第二，对孔子地位的理解不同。今古文经的分别，不仅在于书写文字的不同，最关紧要的乃是在对于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思想上的大权威——孔子，各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周予同在《经今古文学》一文中扼要地说：“他们的不同，不仅在于书写的字，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书籍有不同，书籍中的意义有大不同。因之，学统不同，宗派不同，对于古代的制度及人物的批评各有不同，而且对于经学的中心人物，孔子各具完全不同的观念。”
经过董仲舒的一番改造，儒家渐渐弱化了道德心性的色彩，与社会政治贴合得越来越紧密，儒家蜕化为政治化的儒学。这在为儒家赢得优胜地位的同时，也为它留下了致命的缺陷。
这无疑为董仲舒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