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还有汉高祖斩白蛇起义的故事。据说刘邦本不是凡人，而是一条赤龙。证据之一，就是刘邦喝酒喝多了的时候，身上会有龙纹显现出来。其实，也就是一般人身上的青筋，只不过喝多了酒，变成红筋了。刘邦拉队伍起义，结果半路上遇到一条大白蛇挡路，把大家都吓回去了。刘邦一想：“这不行啊！就这样回去的话，不是太冤枉了吗？”于是，他壮着胆，拿起宝剑冲过去把盘踞在路上的白蛇给杀了。相传他斩了白蛇以后，遇到一个老太太当路哭泣，一问，老太太哭道：“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不幸被赤帝之子杀了。”原来，刘邦斩的白蛇不是蛇，而是龙，是白帝之子；他刘邦也不是凡人，也是一条龙，是赤帝之子。不过后来刘邦真的当了皇帝，便不是真龙也是天子了。
换句话说，注经不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简单的转译者，而是要成为一位思想的创造者。学习某人的思想，不是要去背诵和模仿他，而是要在思想上、在精神上与他共鸣。同样，注经也不是刻意去模仿圣人，而是要体会圣贤之心，在精神上成为和圣贤一样的人。
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争夺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学者的地位。《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而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
经学产生于西汉。清代学术史家皮锡瑞指出,“经学至汉武始昌明”,经学的兴盛,确与汉武帝的一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继位后,对于儒家经学便表现出与汉初帝王大不相同的积极态度,统观武帝一生之中,与经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事情有三：一是“罢黜百家”；二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太学；三是察举制度。
人是效仿天的形象而产生的，人是天的副本，而天是人的“曾祖父”。所以，人与天是同类的，而“同类”事物之间会出现相感相动的现象，所以，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相互感应的关系，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
汉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汉王朝废除了秦朝私藏诗书灭门的法令。董仲舒家有大批藏书，因此他从小就潜心于钻研儒家学说。他阅读了大量的经传著作，而且对《公羊春秋》下了很大功夫。到他30岁时，已成为对《春秋》深有研究的大学者。但他并没有走上仕途为官的道路，而是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招收了大批学生，宣扬儒家经典。有些人认为他温柔敦雅，是“汉代的孔子”，他成了当之无愧的“众儒之”。景帝时期，他虽然被举为博士，但并没有机会施展抱负。
而让刘邦对儒学的态度生决定性变化的，是他手下的重要谋臣陆贾。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志得意满。不料手下的陆贾不识趣，经常跑到刘邦面前讲述一些《诗》、《书》的道理。刘邦感觉很扫兴，骂道：“老子是靠骑着战马打的天下，跟《诗》、《书》有什么关系？”陆贾毫不示弱，回应道：“陛下您是可以靠骑着战马打天下，但您能够靠骑着战马治理天下吗？当年商汤和周武王依靠武力夺得天下后，马上转而用文治的方法治理天下。文武并用，这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法！”接着，陆贾又列举了历史上夫差、智伯以及秦的反面教训，指出：“秦王朝之所以迅败亡，正是因为它‘居马上治天下’！倘若秦统一后能调整政策，以《诗》、《书》、仁、义之道治理天下，恐怕您想代秦而立就没那么容易了！”一番话把刘邦说得哑口无言。刘邦虽然有些无赖习气，但却很有胸襟，闻过能改。于是，他命令陆贾将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写成12篇文章，并整理成书，这就是《新语》。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事件殃及到诸子各家，但儒家无疑受伤害最深。根据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记载，直到西汉初期，尽管偶尔有儒学经师的出现和儒家经典的现，但是儒学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已销声匿迹。
从人们的现实处境出，荀子提出人性就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样子，情感和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又由于这些情感和欲望容易失控，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严重破坏，因此，荀子将人性界定为“恶”。
《白虎通》一书第一次以官方神学的形式确定了伦理纲常等级结构的合法地位，对后世儒家的伦理和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