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先秦以后儒学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所谓“成也仲舒，败也仲舒”，他对儒学展的功与过实在很难说清楚。一方面，由于他的努力，儒学得以在与各家的竞争中胜出，并确立起“独尊”的地位，思想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的学说，引了原始儒学的重大转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丢掉了儒家人文主义的真精神。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董仲舒的儒学都是不容忽视的。
这让叔孙通看到了机会。叔孙通本是一个儒生，但却一点也不迂腐，很懂得察言观色。据说，刘邦做汉王时，叔孙通曾穿着儒服求见刘邦，结果挨了一顿骂。一般人碰了这么个钉子，要么蔫了，要么怨恨不已。叔孙通却回头换了身楚人穿的短衣，再次求见刘邦。刘邦觉得这是个人才，便把他留在身边，封为博士。
秦王朝在完成统一之后，继续实行法家的实用政策。不过，秦王朝也没有刻意地压制和贬低儒家，在一定的范围里仍保留了对儒学适度的尊重。一些儒者担任掌管礼乐文化的专职官员，秦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排斥他们的存在。
荀子的思想有一种鲜明的理性色彩，这是其主要特征。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规律是自然而然的，不因为人间的治乱而改变；它不会因为尧这个圣明君王在位就停驻分毫，也不会因为桀这个无道暴君在位就跑得飞快。在天道自然观的基础上，荀子主张“天人相分”，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这些都与孟子、甚至孔子的思想有所差异。荀子的主张代表了儒家内部分化出新的方向。
孟子还展了孔子的仁政学说，主张“制民恒产”，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保护他们生存权和基本财产。与孔子相比，孟子思想的革命性要更强一些。他支持“汤武革命”，提出著名的“民贵君轻”学说，指出国君如果不实行仁政，残暴贪婪，人们可以将他流放甚至杀掉。
善端是如何成长为善德的呢？孟子还是以“恻隐之心”为例：一天，孟子来到齐国王宫，游说齐宣王实行仁政。齐宣王认为实行仁政实在太难，而且也太飘渺了，于是很干脆地说：“我不行，因为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孟子不以为意，反而苦口婆心地劝道：“贪财不要紧，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你能从自己对财物的喜爱中，体会到其他人对财物也有同样的喜爱和需要，并且努力在满足自己财富欲望的同时，让老百姓也富裕起来，满足他们对财物的需求，那就是在行仁政了。”齐宣王还是很犹豫，又说：“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孟子回答到：“当年的圣人周太公也好美色，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大圣人。可见，好美色不能成为不行仁政的藉口。只要你在满足美色欲望的同时，能体会到老百姓也喜好美色，并尽可能满足老百姓的愿望，那也是在行仁政了。”
孟子是“思孟学派”的核心。孟子对儒家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在孟子提出“性善论”之前，己经有了三种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
孔子本人的生命感悟与思想经过不断改变和提升，正如他自述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尽管先后有3000弟子跟随孔子学习，但不同的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也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有些早期弟子和晚期弟子甚至未曾谋面，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沟通和交流。
周代宗法制度建立在“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下，其核心是要实现宗族统治和政权统治的一体化，即“宗统”与“君统”的合一。诸侯与天子的关系是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具体地讲，就是实现宗法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同步同构，使它成为姬周王朝统治的基本体系。
当然，“天人感应”的主要作用还是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天道运行之间的关系上。具体来说，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的状况会影响到天道的运行；反过来，天也会通过灾异或祥瑞来体现它对人间社会治理情况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