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还努力保留人们对于天命的信仰、敬畏。
而就“恕道”而言，在成己成人的过程中，必须将他人视作与自己同样需要尊重的存在。所以，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精神中，体现着对他者的尊重，每一个个体都应该而且能够为自己负责，从而为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和展准备了空间。这种恕道打破了以“我”为中心、从“我”的眼光和思想来看待、评价一切的成见，主张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学会站在“非我”的个体的视角来考察行为的意义问题。
正是这种人生而有之的本性，成为“我”实现仁的生根出之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只要存养呵护“孝悌”之心，让它自然地成长育，最终就能够成就“仁德”。而孝悌归根到底，只能是“我”这一个体孝敬“我”的父母、尊敬“我”的兄长。也就是说，孝悌并不是抽象的、个体的人性，相反，它正是通过“我”这样的具体的、形形色色的个体来实现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善于现别人的长处，善于向他人学习。相传，他曾经向苌弘学习乐，向师襄学习琴。由于孔子很有天分，又能刻苦钻研，故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天下各地赶来接受教育的学生，先后过了3000人。其中，真正领悟孔子的精神、掌握“六艺”之一的入室弟子也达到72人。他的弟子中有不少出身贫贱之人，如颜回、曾参、公冶长等。孔子通过教育弟子，不断将自己的思想体系化和成熟化；弟子们则从孔子那里学习知识，提升道德，并宣扬和推广孔子的思想。通过办学，孔子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逐渐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派——儒家学派。通过大办私学、创立学派，“儒”得以由一种“相礼”的职业升华为一个学派和一种思想体系，这是儒家学派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礼崩乐坏”是孔子需要面对的最现实问题。所谓“礼崩乐坏”，并不是说没有礼乐，而是社会各阶层不再循规蹈矩地施行礼乐，例如天子为了享乐而乱用诸侯乃至大夫的礼乐，而鲁国的权臣季氏也以大夫的身份僭用天子之礼，公然“八佾舞于庭”！
西周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立嫡长子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等三大制度以及由它们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小的制度。嫡长子继承制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正夫人所生的长子继承。其他嫡子和庶子则被分封为诸侯卿大夫，在王畿周围建立属国，屏护周王室。
“敬德”具体表现为保民、重民，关注百姓的疾苦。周公的谈话、训词与文告类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在《康诰》中，周公要求卫康叔要像照料小孩一样保护百姓，使百姓康乐安定。西周政治家已经对人自身、对人的价值以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周初统治者将“敬德保民”作为立政之根本，“崇德贵民”以及重视民意的天命观成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的核心，这直接影响了后来产生的儒家。
最后，是孔子对周初的文王、周公等圣人怀有亲切的情感。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对周文王称赞不已，说：尽管文王已凭借德行和能力获得了当时天下三分之二力量的支持，但他仍然服从殷商的统治，没有起来造反。孔子将文王所拥有的品德称为“至德”。与孟子不同，孔子虽然也谴责桀、纣等君王的残暴行径，但是却不主张采用暴力的方法推翻他们。这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孔子更欣赏禅让制度，希望以温和的、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的更替；其二，暴力革命对于原有制度和信仰的神圣性会造成较大的伤害，这是孔子最为担心的。他借评价《大武》之乐，委婉地对周武王提出了批评：“尽美”但未能“尽善”，原因就在于武王最终走上了暴力推翻商纣王的道路。
面对各种凶险的境遇，舜的举措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努力保持对父母的孝顺和对弟弟的友爱；当亲人要加害自己时，舜及时逃避，使他们不至于做出错事；危机一过，舜又会回到亲人身边，尽心尽力照顾他们。此外，他还在偏僻的地方开荒种地、捕鱼打猎，以养活全家人。通过自己的小心和努力，舜既尽到了为人子、为人兄的孝友之责，又维护了亲人的声望，让他们不至于犯下天怒人怨的人伦大罪。舜的孝行传遍四方，并由此得到尧的赏识。此后，舜励精图治，厘定刑罚、完善官制，并大胆任用禹治理了肆虐人间的大洪水。晚年，舜效法尧，将领袖之位禅让给治洪水有功的禹。
其实，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出现分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这种分化对于儒家学派的孕育完成具有正面意义。
孔子本人的生命感悟与思想经过不断改变和提升，正如他自述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尽管先后有3000弟子跟随孔子学习，但不同的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也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有些早期弟子和晚期弟子甚至未曾谋面，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沟通和交流。
弟子们师从孔子之前，都有各自的技艺、才情，性格也有较大差异。如子路仅比孔子小9岁，原本是勇士，带艺投师，性格刚毅威猛，容易冲动；颜渊沉静好思，虔诚执着，气象不凡；曾参天分不高，但仁孝谨慎；子贡聪明多才，但有些高傲。对于弟子们的这些差异，孔子的态度是：与道德、学问相抵触的，便指点弟子们改正；无伤大雅的，则“因材施教”，顺着弟子的性情气质培养他们。
按照孔子晚年的评价，弟子们可以分为几方面的人才：第一类是德行突出者这也是孔子最看重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等；第二类是政治能力强的，有冉有、季路等；第三类，是口才出众的，如宰我、子贡等；第四类，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的，有子游、子夏等。当然这样的划分还不够全面，不少杰出的弟子没有被纳入，而且，一些弟子是复合型人才，例如子贡，就不仅仅言语出众，他的政治才华和商业才华同样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