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对“仁”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他看来，“行”比“言”要重要得多，根本得多。真性情、真情实感是“仁”的基础，如果不具备真性情，就谈不上仁。所以，孔子很反感说大话、说假话，说“巧言令色，鲜矣仁”。相反，他认为“刚毅木讷近仁”，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刚毅木讷”，就是指按照自己的真性情、真情实感做事，这是趋向于“仁”的；“巧言令色”，则是指说话做事不能由衷，专门去讨别人的喜欢，这会离“仁”越来越远。
我们可以说“仁”是生命的觉悟和感通。在这一点上，“仁”与“命”不同，“仁”是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这种自我意识，是由人的精神自觉所产生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它不属于“天”，不归于“神”，而是人自身所产生、所具有的。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实行全民教育，固然与当时社会重心下移、“士”阶层崛起有关，但同时也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很深的渊源。孔子的祖上曾是地位显赫的贵族，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只能做鲁国一个小地方的长官。孔子的母亲与父亲结合时，其父已逾花甲之年，而且已有两房妻妾。当孔子三岁时，父亲便辞世。孤儿寡母被赶出家门，只能自力更生。所以，孔子尽管拥有贵族的身份，但是无权无势，常常因为家境贫寒、社会地位低下，而受人奚落。
但孔子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他对这种状况表现出极大的痛心和愤怒。他的愤怒不仅仅表现在一通脾气，说几句牢骚话。他试图去改变这种状况，以恢复、扬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孔子一生东奔西跑，“知其不可而为之”，“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其实，这恰恰是孔子精神中最伟大的地方！
由于流言太多，年少的成王也曾对周公有过怀疑。相传成王年少时，害了一场大病，周公向上天祷告说：“我的君王还是一个年幼无辜的孩子，他是不会触犯神灵的。神灵不高兴，也一定是我冒犯了它。如果上天要降下惩罚，请直接降到我身上吧，我愿意替君王去死！”祈祷仪式结束后不久，成王逐渐痊愈，史官便把周公的祈祷词放在金匣子里收藏。
在这样的“天命”观念背景下，作为商朝的一个附庸小邦的周，似乎很难为自己的叛上作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这也恰恰是周文王一直没有举起反商大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