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是孔子需要面对的最现实问题。所谓“礼崩乐坏”，并不是说没有礼乐，而是社会各阶层不再循规蹈矩地施行礼乐，例如天子为了享乐而乱用诸侯乃至大夫的礼乐，而鲁国的权臣季氏也以大夫的身份僭用天子之礼，公然“八佾舞于庭”！
灭商之后，如何处置大量残留的殷商贵族和遗民？武王有些犹豫，于是询问姜太公。姜太公主张斩草除根，说：“我听说过一句老话，叫爱屋及乌。相反，如果人不值得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言外之意，既然已经干掉了商纣王，就索性消灭所有的殷人。武王认为不妥，又去询问召公。召公回答：“有罪的杀掉，没罪的留下。”武王觉得还是不行。最后，他去询问周公。周公说道：“不如让殷人继续住在他们原来的住处，耕种原来的土地。同时，我们应该努力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武王深表赞许，采纳了周公的意见。
“敬德”具体表现为保民、重民，关注百姓的疾苦。周公的谈话、训词与文告类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在《康诰》中，周公要求卫康叔要像照料小孩一样保护百姓，使百姓康乐安定。西周政治家已经对人自身、对人的价值以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周初统治者将“敬德保民”作为立政之根本，“崇德贵民”以及重视民意的天命观成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的核心，这直接影响了后来产生的儒家。
而“天命”则是神秘力量赋予人间统治者的福命，也就是现实政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的基石。一个人间王朝只有先获得了上天的认同，享有“天命”，才可能长治久安、赓续不绝。现在的人们经常可以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听到这样一句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奉天承运”就是从上天那里获得了统治的神圣权力。
最后，是孔子对周初的文王、周公等圣人怀有亲切的情感。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对周文王称赞不已，说：尽管文王已凭借德行和能力获得了当时天下三分之二力量的支持，但他仍然服从殷商的统治，没有起来造反。孔子将文王所拥有的品德称为“至德”。与孟子不同，孔子虽然也谴责桀、纣等君王的残暴行径，但是却不主张采用暴力的方法推翻他们。这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孔子更欣赏禅让制度，希望以温和的、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的更替；其二，暴力革命对于原有制度和信仰的神圣性会造成较大的伤害，这是孔子最为担心的。他借评价《大武》之乐，委婉地对周武王提出了批评：“尽美”但未能“尽善”，原因就在于武王最终走上了暴力推翻商纣王的道路。
面对各种凶险的境遇，舜的举措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努力保持对父母的孝顺和对弟弟的友爱；当亲人要加害自己时，舜及时逃避，使他们不至于做出错事；危机一过，舜又会回到亲人身边，尽心尽力照顾他们。此外，他还在偏僻的地方开荒种地、捕鱼打猎，以养活全家人。通过自己的小心和努力，舜既尽到了为人子、为人兄的孝友之责，又维护了亲人的声望，让他们不至于犯下天怒人怨的人伦大罪。舜的孝行传遍四方，并由此得到尧的赏识。此后，舜励精图治，厘定刑罚、完善官制，并大胆任用禹治理了肆虐人间的大洪水。晚年，舜效法尧，将领袖之位禅让给治洪水有功的禹。
为了方便按照历史的脉络把握儒学，在介绍儒家的“历史篇”时，本书采用的是儒家四期说。第一期为儒家的原创时期，即孔、孟、荀等创建时期；第二期为儒家的成熟时期，即儒学制度化和经学化的时期；第三期为儒家的变革时期，即宋明理学对汉唐儒学的反思、变革与越的时期；第四期为现代新儒家，即面对西方文化挑战，重建儒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时期。除此之外，本部分在开端还专门列有“儒家的渊源”一章，用以交待儒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源头，以免突兀。
编者
但毋庸讳言，“治重病下猛药”，以“救亡”为宗旨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激的、矫枉过正的地方，这集中表现在对待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就拿“五四”以来一个响当当的口号——“打倒孔家店！”的例子来说。
从天下各地赶来接受教育的学生，先后过了3000人。其中，真正领悟孔子的精神、掌握“六艺”之一的入室弟子也达到72人。他的弟子中有不少出身贫贱之人，如颜回、曾参、公冶长等。孔子通过教育弟子，不断将自己的思想体系化和成熟化；弟子们则从孔子那里学习知识，提升道德，并宣扬和推广孔子的思想。通过办学，孔子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逐渐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派——儒家学派。通过大办私学、创立学派，“儒”得以由一种“相礼”的职业升华为一个学派和一种思想体系，这是儒家学派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孔子传授给弟子的种种知识、技能和智慧，构成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子本人博学多才，主要教授弟子“六经”和“六艺”。“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上古文化的重要遗存，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孔子教育的重点。“六艺”则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项技能，是过去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能力，同时是他们参加官员选拔、获得上级赏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