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又称虞舜，相传为黄帝的八世孙。舜的生活遭遇很令人同情：他的母亲很早便过世了。父亲瞽叟不仅眼睛不好，而且心术不正、脾气暴躁。父亲后来又娶了妻子，生了个儿子，名叫象。继母对舜非常刻薄，而被父母宠坏的象更是视舜为敌人。舜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父顽、母嚣、象傲”的艰难环境里。更有甚者，父、母和弟弟几次三番用毒计想置他于死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儒家”又被称为“儒学”、“儒教”，三者其实是一回事：从学派、团体的角度，可称之为“儒家”；从学问、学术的角度，可称之为“儒学”；从信念、信仰的角度，可称之为“儒教”。当然，这些称呼上的细微差别又传递了一个信息：在中国文化史上，“儒”既是一个有共同宗旨的思想团体、学派，又是一种体系化的学问，同时还具有鲜明的宗教性、有着越性的诉求。
《汉书·艺文志》是较早地对先秦文献进行总结的重要资料。据其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其作者班固主张“诸子出于王官”，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均来源于周王朝的各种官职，都是出于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例如：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而儒家，则是出于“司徒之官”，以诗、书、礼、乐为教，继承传统文化的因素最多，作用是以自己掌握的文献来辅佐君王教化民众。儒家思想与三代文化，尤其是西周的礼乐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再举一个荒唐的例子吧：
再例如，不久前学术界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起点是一位学者表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现实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腐败，儒家应为此负主要责任！因为儒家讲亲情伦理，儒家的仁爱有明显的远近亲疏差异。作者的结论很吸引眼球：儒家是中国腐败的温床！显然，不彻底铲除儒家，中国就别想根治腐败。作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普通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这很好。但是，作者仅仅基于对儒家的一点断章取义地理解，就对儒家下了死刑判决书，未免有“排儒过勇”和避重就轻的嫌疑！这不仅对人们全面认识儒家不利，而且对铲除腐败也无裨益。
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经受起诡谲变幻的历史时空的考验，至今依旧卓然挺立？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惊奇地现几乎在中华文明演进的每一关键时刻、每一重要阶段，都会闪现儒家文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