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批斗阶级敌人的大会还比较文雅，阶级敌人们上台后，站在群众对面低下头就行，谦逊谨慎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过了些天，这种文明的风气，就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让阶级敌人们承受皮肉之苦的扭斗、殴打和人身污辱，而且这种批斗还有明显的逐步升级的倾向。首先，阶级敌人是被两个革命青年反扭着手臂，分别把他们押上批斗会场，之后主持批斗会的人宣布，让阶级敌人抬头示众，然后是低头认罪，最初，阶级敌人只要稍微弯腰就行，不久，这种弯腰就发展到九十度鞠躬了，扭押他们的民兵，自始至终将阶级敌人的手臂用力从背后向上抬起，直到阶级敌人逞喷气式战斗机俯冲的姿势，刚入会场时例行的抬头示众，也由从前阶级敌人们自己抬头，改为由民兵从背后薅住他们的头发，猛地将阶级敌人的头向后拉起，让阶级敌人逞展翅欲飞的姿势。慢慢的，这种做法的次数就多起来，每个批判发言的革命群众上台发言前，都要命令阶级敌人“抬头示众”，接着又命令“低头认罪”。
从此，黑风口的夜晚，就失去了宁静，每天几乎在同一时刻，四个青年都会同时被同样的恶梦惊醒。老梁家的两个儿子，都是一边怒骂，一边呼喊，一边嚎哭着醒来；而老杨家的两个女儿，则都是一边哀哭，一边呼救着醒来。那情景，仿佛真的来了强盗，搅得两家人担惊受怕，无法安睡。开始的几天，两家大人都认为儿女们只不过是像人们通常做了个恶梦而已，也就没有在意。直到一天夜里，情况变得更加厉害了，两家家长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觉得事情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在一系列尝试失败后，梁果复忽然想起了被白内障困扰得行动不便的父亲，他恍惚听父亲早年说过，在逃荒的年月里，曾发明过很多充饥的东西，现在，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向不革命的父亲请教，用什么办法，才能抗过眼下的饥荒。
其实香阁根本算不上一个会嘴演戏的人，一举一动都那么生硬，表情也显得不够自然，那么勉强，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不难从那造作、甚至有点滑稽的表演中，发觉充满恐怖的阴谋。偏偏一向聪明的小货郎，在欲火的撩拨下，没有发现这一点，反而对香阁的表演深信不不疑。终于在第三天下午，当香阁给他端来一杯水时，他伸出的手没去接水杯，而是捧住了香阁的手。
虽说公爹这些话截铁斩钉，道边儿也相信这些话绝对算数，可她还是觉得有必要和丈夫商量一下，毕竟他是孩子们的爹。
“咱们很快就会炼出成千上万吨钢铁啦。”丈夫拿手比划了一下，“可以拿来制造一口一次能做一百个人的饭都绰绰有余的锅啦。”这样说时，他又把家里的菜刀、镰刀、铁铲、镐头、锄头等器物，一应都集中堆到院子里，精心地用一条麻袋装好，扛起到肩上，径直奔往炼钢基地。
“是啊，”迷惘混沌的婆婆说，“像他老爷啦。”
爱毛的这句话，大概有一定根据。因为他所在的工地对面，有一家商店，商店的一个女售货员，曾叫他无法专心干活。一天下午，休息时，趁商店里人少，爱毛就去向姑娘表达了想法，不想那姑娘根本不等爱毛把话说完，对爱毛的痴情视而不见，甚至连一丝儿惊慌羞怯的表情都没显露，那么满不在乎地乜斜着眼睛看着爱毛，眼神中充满了讪笑和挑衅，问爱毛：“你兜里满吗？”
香书体量母亲的苦衷，半个月后，就用自己勤工俭学积攒的钱，给家里寄来一台大屏幕电视机，一台录放机，一台电子游戏机，外加一盒他在美国各地游历时录制的旅行磁带。磁带上，家里人兴奋地看见，衣装笔挺的香书，安闲地漫步在华尔街摩天大楼下的人行道上，看上去，他的表情还那么冷板，一本正经，丝毫没流露出乡愁的样儿，也没有显得怎么兴奋；在纽约海岸高耸的自由女神像下，他和一个碧眼金的美国姑娘相依而立。家里人疑心，这是香书的女友。但当大眼皮母亲在下一封信中婉转地询问香书，他们的这种疑心是否可靠时，香书马上回信断然否认，信中不止一次地郑重声明，那个姑娘只是他的关系相对好些的同学，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成为他的妻子，因为早在出国前，他已抱定终身不娶的打算。在尼亚加拉瀑布旁为游人设置的栏杆上，香书悉心倾听那举世闻名的天籁雄响；在科勒拉多大峡谷，香书又一次和那漂亮的姑娘一起，身穿牛仔服，肩挎猎枪，在大峡谷里闲步。这盒磁带缩短了香书和全家人的距离，闲暇时，大眼皮母亲就要看一遍，每看一遍，都会像看第一遍时那样心情兴奋。
“你们是多暂到山里的？”老科学家又问。
小伙子们并不满足这次行动。他们决定从明天开始，就转战山里，在山里足足待上一个月。夜里，他们做好充分准备，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四个年轻人就背上行装进山了。
“别碰我！”姑娘彬彬有礼地拒绝了她，因为姑娘看见，这个流泪涟涟老太婆，伸过来的是一只沾着锅灰的手。这种拒绝让道边儿心里挺难过，站在院子里呆立了一分钟。
“傻子，妈多暂糊涂了？”道边儿不快地说。
元月十五号，距春节还有十三天时间，招财经在过几个不眠之夜的痛苦思索，终于毅然决然地从箱底找出了几个月前起草的遗书，在进行必要的修订后，准备开始付诸行动了。从那天起，为了真正做到像遗书上写的那样，“干干净净地走。”一连三天，她没吃饭，只喝一点白开水。这三天里，她把自己打算带走的东西，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洗，等到第四天晚上，她在仔细地沐浴一番之后，穿上了中学时妈妈送给她的早年和父亲结婚时穿过的红锦棉袄，贪婪地吞下了一小瓶安眠药。
黑风口人没料到的是，这句话，竟成了梁果复革命生涯的结束语。因为第二天，他就被上级派来的拨乱反正工作组隔离审查了。在开始的几天里，梁果复没像以往被隔离时那样显得冲动，而是表现得那么坦然，甚至对工作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屑。“又有人告我的黑状，是不是？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说的真对，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梁果复用审讯者的语气质问工作组，“实说吧，我没有犯过一点错误，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因为我是最听他老人家话的。前几次秘告我的人，都没得到好下场，死的死，蹲蹲。我看咱们还是别兜圈子啦，伙计，告诉我，是哪个混蛋又秘告了我？”
这种现叫梁果复心里特别难过。他不得不心痛地承认，当初幻想出来的宏伟革命蓝图中的最后一点革命计划，也彻底失败了。按照那时的计划，他是准备让招财在黑风口接替他，掌握革命领导权的，现在看来，让一个性情古怪的女人，去领导黑风口革命群众大搞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
“不，不！”教授两眼突然瞪大，“绝对不是！完全不是！根本不是！我的罪名是他们硬给我安上的。其实，早年在芝加哥大学时，我的确参加过留学生的自组织‘振华社’，但那只是一个青年华裔科学家组成的非政治性组织，这一切，在我早年刚回国时，就向政府讲清楚了，当时政府还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事，尽管当时‘振华社’的不少同学都去了台湾，但政府当时还赞扬我回到祖国，是革命的行为，谁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突然变了卦，说我是历史反革命，把‘振华社’说成是反动组织，还说我是特嫌分子，因为我常和外国朋友有书信来往。”
李有德死后的第二天晚上，早年梁果复的好友杨维臣，被斗断了一条腿。那天晚上，武斗队在“忠”字舞台上，用三条板凳搭起一个台子，让黑五类分子杨维臣跪到上面，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审问他为什么要生养出专门勾引革命家庭男青年的丫头？批斗会进入高潮时，一个武斗队员，猝然狠踹最下面那条板凳一脚，维臣立时从高处摔落下来，跌断了一条腿。岂知维臣因祸得福，用断一条腿的代价，换得在家养病的自由，暂时离开了阶级敌人队伍，免除了不少挨斗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