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猫摆了摆手，教训道：“你看看，真险啊！谁像你那么傻？要跑了，都还带着棍棒，我教你多少回，你都还是不记得。再犯一回，你进了号子就难出来了。好在我当时让你丢了。我第二天再让李飞去找那根棍棒，就不见了，也许是给清洁工清垃圾清走了。那样就好，那他们就真的很难找到证据。”
我哪里会欠她的劲呢。我像一头饥饿的狮子，根本顾及不了风度，动作粗暴凶猛，我看着自己动物性的丑态和她的娇娆体态形成如此强烈的对比都感到气馁。我歪斜着嘴巴，使自己产生了一种近乎是邪恶的力量，用一杆坚硬的枪去争相控制着制高点。这杆枪不仅可以控制着女人身体的制高点，还可以控制着女人心理的、精神的制高点。男人失去这个制高点，就意味着失去了女人。
“报酬？那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们两个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告诉你，一般来说，普通刑事案件是由区县公安局侦查的，但是你的案子由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直接侦查，你知道什么含义吗？”
金丽娜被败了兴，恼火了，捡起一条浴巾包裹起来，走路姿势也变得僵硬，一脚一脚跺在地上，嘴里骂骂咧咧去开门，“你身上发痒了是吧？怎么找李飞找到这里来啦，是不是有毛病喔！”开了门，见是李飞女友，金丽娜立刻又改了语气，笑吟吟说：“你找李飞呀，他怎么会在这里呢？”金丽娜跟她在一起吃过饭，认识她。
我这才跑了，可我跑了几步，忽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这样跑了，那他们问我怎么打的，打了几下，打了什么地方，我怎么回答？还是得有证据啊，手里有了棍棒才是事实胜于雄辩，我才有底气。我马上折返回来，就近捡起了王瘌痢丢下的那一根棍棒，追上他们，跟在王瘌痢屁股后面，急匆匆上了麻猫的车。
我们在车上静候麻猫发出指令。都不说话，觉得要闷死，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沉闷。我觉得好像都在掂量怎么使用自己的工具，既要严厉教训眼镜，又要不出人命，操作起来存在一定技术难度。要敲的对象不是简单小人物，出了人命自然就是特大事件。这也使车内气氛轻松热闹不起来。李飞是嘴巴需要不停说话的人，这时也识趣闭嘴。
“我带你去见一个你很难见到的大哥。那才是真正的大哥。”
但我总是不踏实，稳住她的身体好说，稳住她的心就难说了，即使金丽娜不跟麻猫也会跟别人走的。我又忧郁百结问自己：还能说，她这时还是我的女人吗？
麻猫大哥这样激励刺激，大家又热闹喝起来。这场面就像是酒精点燃了情欲，几个女孩子也不守矜持，也把起了大杯白酒，一个个在那些兄弟的怀抱里撒欢尖叫。我旁边的金丽娜也受感染，也喊要喝酒。那时金丽娜是我的热恋情人。自从我认识麻猫后，她的言谈就一直流露出对麻猫大哥派头的惊羡。今天麻猫的生日派头是她没见识过的。她受到麻猫大哥表演的刺激，见我没去搂抱她，她的左手便到桌子底下抓住我的根根，搓揉，一下撩得高高的，勃然怒起。说实在的，我也没见识过这场面，麻猫大哥的生日宴几乎成了情欲盛会。但也只能撩拨起情欲，不能做更多。如果不是麻猫有交待，在麻猫起带头作用的情形下，酒精和情欲或许都会让我们走得更远。见到麻猫节制，我便把金丽娜的手拿起来放在桌子上，把一杯酒交在她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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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麻猫竟然也欣赏我。我敢说，后来在饭桌上，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的时间比落在菜盘上和其他人身上的时间都要长。有一次在饭桌上，他就大声说，狗根喝酒不怕死，打架也肯定是不怕死的，他就喜欢有狗根这种有血性的人。在我们众多小兄弟中我是唯一受到他如此公开赏识的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走到麻猫的身边。一天，麻猫将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你就跟着我吧。你比他们聪明。”
“我哪是站得住、守得住的人？只怕干了两个月就干不下了。”
为了迅速转移话题，掩饰尴尬，我捡起母亲说过的话：“你跟什么处长的儿子好上啦？”
朱雪急忙把一团纸丢进垃圾桶以掩盖劣迹，怕我鲁莽行事，又去干预她的婚事，急着回答说：“我跟他早甩啦！早吹啦！这下你该满意了吧！他还不要我呢，你是要害得我找不到老公！”
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去哪儿？我离开这个城市还能生存吗？
母亲遇到这问题也来劲了，手像搓衣服一样搓我的头，说：“狗崽哩呀，你年纪不小啦！该动手啦！雪妹都和一个处长的儿子好上啦，你还满街跑，魂魄都找不到！你哪里缺手少嘴巴不是？妹妹结了婚，看你的脸还能往哪里搁？”
父亲把酒盏放远，他酒量不大，每餐喝点，他已经喝好了，却不放过我的问题，穷追不舍问道：“你不想找老婆啦？打一辈子光棍？你看你这么大，没做过一样正经事。小时候让人操心，大了还让人操心。我和你妈前辈子都欠了你的。你不想想，你总得要有工作吧？总得要有房子吧？总得要结婚成家吧？总得要生儿育女吧？不然，我带着一家人进城里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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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又买下了一处板屋，不在群居区，地处偏僻，这户人家已随子女到上海生活去了，房子空置。有一次房子主人从上海回来了，嫌在上海呆的烦，回来见见乡里乡亲，进门出门都一直笑着说他们一家现在的生活，在上海是多么多么好，那是多大多好玩的世界。父亲听见总是瞪着眼不知所措，他很想把这个希望放在我身上。父亲知道我是什么人，眼神终于黯淡下去。父亲买不起房子，他能做的只能是买下这户人家旁边的板屋。板屋原来是他们用来养牛养猪的，父母亲清理好，板屋就成了我们的栖身之所。有一天晚上，父亲坐在床上，望望我和妹妹，羡慕地对母亲说，要是他们都有出息，也在上海工作，那今后我们也可以去上海生活。母亲也不由看着我，也看到了父亲描绘的蓝图，眼睛一下也没眨，充满无限希望，看得我一身战战栗栗。母亲最后叹了一口气，觉得这是奢望，把洗衣盆里脏水倒了，轻淡地说，那不是我的命。我立刻有一种解脱感。那时我就明白子女大概多是因为负载了父母没有实现的愿望才具有生存的现实意义。好在父母亲有先见之明，知道他们养的是什么样的儿女，从那以后就收起了这个愿望，再也没说起过。
王一多没等到枪响就驾车离开了。
很快将有一条罪恶生命随着一颗子弹钻出枪膛从此消失。它的消失是如此轻松，与阳光普照大地的风景是如此不谐调；我不知道死刑犯死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天气，也不知道好景色是烘托死亡还是嘲笑死亡，总之在这种好天气里行刑让人觉得格外不搭调。可是此情此景又说明根本不必在乎一条生命的消失，根本不必考虑死亡环境，它不会影响其他生命形式的存在和生长，它甚至不会引起人们的表情变化。这是一个死刑犯，刑场上的一切工作含义就是让死刑犯死亡，刑场上几乎轻松的表情是因为这个案子最终结束了，令所有人包括天气的表情都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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