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只考虑人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心理分析的局限。

所以,这场斗争没有结束。

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如果允许这些愿望进入知识领域,那将是不合理的,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会打开通向各种个体的或群体的神经病的道路,将会把人们的许多宝贵精力从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这些愿望和需要。

1见弗洛伊德为该评论撰写的前言(1930b)。——英译注。

但由于种种有趣的原因,它的内容却不可能与男孩的情况相同。

她曾因该情结而蒙受了大约十五年的折磨,几乎不能参加生活中的任何活动。她后来感到病好了,于是变得十分活跃,渴望发挥她那不算太差的能力,赢得一点承认、享受和成功,尽管这种时刻来得晚了些。

对于这些本能冲动被多样化地加以利用的情形,我们曾感到十分吃惊。某种特殊的动欲区想要逃脱被淘汰的命运恐怕是很不容易的。g门这种特殊的动欲区便已在进化过程中被贬黜了。让我们来听听阿伯拉罕的见解。他认为从胚胎学上讲,g门相当于早期的嘴;那时的嘴现在则下移到肠子的尾部2。我们还认识到,当人的粪便即他自己的排泄物失去了对他的意义后,g门性欲这种本能的兴趣便不再理睬这些可以作为礼物赠送的东西了。

运用素描或原始绘画中的那些线条轮廓,是不可能恰当地描绘出心灵的各种特征的。相反,我们应该像现代画家那样,采用使各种色彩区域相互融合的方法。

我一再感到,在理论上对下述这个已无疑得到证实的事实利用得太少,这个事实即是:时间无法改变被压抑物。这个事实似乎为我们提供了通向最深刻的发现的一个入口。不幸的是,我自己对此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事情是这样的:1919年秋的一天,大约上午十时四十五分,我正给一个病人看病时,刚从伦敦来的大卫。福西斯(didforsth)医生2递进一张他的名片,(我相信,如果我以这种方式泄露他在我的引导下,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精神分析技术这件事,这位伦敦大学受人尊敬的同事是不会把它视为不慎的)。我很忙,只能打个招呼,并约定以后再会。福西斯医生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他是我因战争而中断与外界来往后找我的第一个外国人,他带来了美好岁月的信息。片刻之后,在十一点钟,我的一个病人赫尔。毕先生来了。他是个聪明而和善的人,年龄在40至50之间。他最初找我看病,是因为在与女人性j上有困难。他的病毫无治疗成功的希望,我早就建议中止治疗,但他希望继续治下去,这显然是因为他把对父亲的温柔的爱转移给了我,并从中获得了安慰。

你们知道,精神分析的任务之一就是揭开隐藏了童年的最初情况的健忘症的面纱,以及使人们有意识地回忆起包含着早期婴儿性生活的种种现象。儿童的这些最初的性经历,是与对焦虑、禁令、失望和惩罚的痛苦印象联系起来的。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性经验正在受到压抑;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却难于理解它们是如何自由地通向梦的生活的,它们是如何为如此众多的梦的幻想提供模式的,梦又是怎样被这些童年景象的复制品以及对它们的暗示所充斥的。必须承认,这些性经验的令人痛苦的性质,和梦的工作使愿望满足的目的似乎难以相容。然而,也许我们夸大了这种困难。归根到底,凡是不可磨灭而又不能实现的愿望,都和儿童的这些经历有不解之缘,这些愿望终生都在为构成梦提供动力;而且,我们无疑可以认为,这些愿望有可能伴随着别的痛苦经历的素材,有力地强行涌现到意识的表面。另一方面,再现这种素材的方式和形式确切地表明,梦的工作努力通过变形的方式来否定痛苦并变失望为成功。

1《释梦》(190a)第六章(e)对这些试验作了更详细的描述。——英译注。

释梦的技术和关于梦的工作的理论都必须另行创立。

因为一个人越是正直,他对自己的行为就3越是严厉和不信任,所以最终恰恰是这些最圣洁的人指责自己罪恶深重。这意味着美德丧失了一部分应得的奖赏;驯服和节制的自我并没有获得它的忠实朋友的信任,它获取这种信任的努力看来是徒劳的。

这个要求就是“爱邻犹爱己”(thoushaltlovethyneighborasthyself)。

适用于每个人的金钥匙是不存在的。

精神分析引论新讲第二十九讲对梦的理论的修正…(…97)

当然这并非是必要的条件,而且有时这样做也并不实际。

分析者与患者达成协议,每次规定一小时治疗时间,让患者谈话,自己认真听着。然后自己对患者谈,让患者听着。

现在这位“公正的人”的脸上已经明确无误地流露出宽慰和安然的神色,但这神色中不免仍含有明显的轻蔑。

他仿佛是在思忖:“难道再也没有别的了?就像哈姆雷特王子说的,谈话,谈话,尽是谈话。”

而且他无疑还想到了魔鬼墨菲斯特谈论人们可以借助谈话生活得十分舒适的那些揶揄之词1——这些话是没有一个德国人会忘记的。

“这么说,这是一种魔术了,”他评论道,“你光是谈话,就把病人的病谈好了。”

一点不错,要是这个方法见效更快一些的话,它倒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魔术,一个魔术师的主要本领就是快速——或者说突然——成功。

然而分析治疗却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见效这么慢的一种魔术自然会失去其神奇的特性。

不过,我们也千万不要小看谈话的作用。

归根到底它还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措施,是我们互相传达情感的途径,也是我们影响别人的手段,语言可以带来妙不可言的好处,也可以造成难以忍受的伤痛。勿庸置疑,“最初存在的是行为”2,语言是后来产生的,在某种场合下,把行为转化为语言便意味着文明的进步。

但是谈话原本就是一种魔术——一种具有魔力的行为,并且至今还保留着其古老的力量。

这位“公正的人”继续说道:“让我们假定患者和我一样对分析疗法一无所知,那么,你打算怎样让他相信语言或谈话具有把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魔力呢?”

我们当然应该让他有所准备,而且这样做很简单。

我们要求他对他的分析者完全坦率,不要有意隐瞒任何进入他头脑的念头,要抛开一切可能阻碍他讲出某些思绪或记忆的拘束。

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内心有一些很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

1见《浮士德》第一部分第四场魔鬼同浮士德的谈话。

2见《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场。……346

文明与缺憾。外行分析的问题343

或者是根本不可能说得出口的事。

这些事就是他的“隐私”。

他也会认识到——这代表自我心理认识的一大进步——还有一些事是人们不愿向自己承认的,因此,一旦这些事冲破了一切阻力出现在一个人的头脑中,他便会立刻停下来把它们逐出自己的思想,不允许自己去了解它们。或许他自己也会注意到,在这种情境中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心理问题——即他会向自己隐瞒关于他自身存在的想法。

仿佛是,他的自我已不再是他一直所认为的那个统一体,仿佛他的内心还存在着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同这个自我相对峙。他可能会模糊地认识到一个自我与一种精神存在之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发生了冲突。如果这时他接受了分析疗法提出的要他毫不隐瞒地说出一切的要求,他就会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期待的心情:在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条件下同别人发生联系,交换思想,可能也会产生出奇异的结果。

“我明白了,”这位“公正的人”说道,“你认为每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心理都承受着某种压迫——某个秘密。让他把这个秘密对你说出来,你就消除了他承受的压迫,给他带来了好处。不用说,这就是‘告解’1的原理,自古以来天主教一直就是运用这个原理来统治人的思想的。”

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既对又不对!”

告解在分析疗法中无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也许可以说是起到了分析治疗的前奏作用。但是它远远不能构成疗法的本质。也远远不能解释

1“告解”(nfesion)系天主教用语,指教徒向教士所作的忏悔。——译者注。

这种疗法的效果。在告解中,赎罪者述说的是他知道的事,而在分析治疗中,神经症患者要述说的不只是他知道的事,而且我们也从没听说过,告解已经真有足够的力量祛除实际的病症。

“这样看来,我终究还是理解不了,”我们的反驳者又说道,“你说‘不只是述说他知道的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我倒是完全可以相信,你作为分析者对你的患者所能施加的影响比一位司铎对忏悔者所能施加的影响更大,因为你和患者的接触时间更长,程度更深,也更具有个人色彩,而且还因为你是运用这种加强了的影响来把患者从他的病态思绪中转移开,来消除他的恐惧,等等。如果运用这样的手段也可以控制诸如呕吐、腹泻、痉挛等纯生理性的现象,那必定会令人不可思议;可是我知道,只要使一个人进入催眠状态,这样一种效果实际上是完全可能产生的。由于你在患者身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你就很可能成功地同他建立起这样一种催眠关系——暗示他依恋于你——尽管这可能并非你的本意。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你的疗法之所以取得奇迹般的效果,是由于催眠暗示的作用。然而就我所知,催眠疗法却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如此看来,我们的这位“公正的人”并不像我们起初所想象的那样无知,或那样困惑。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正试图借助已有的知识来理解精神分析,并正试图把精神分析同他已经了解的某种东西联系起来。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任务是要让地明白:他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分析法是一种独特的疗法,是一个新颖、特殊的发现,只有借助于新的d察力——或新的假设,如果这样听起来更恰当一些的话——才能理解。

不过他仍在等待我们对他最后的看法作出答复。

你所说的分析者的特殊个人影响当然是值得重视的。这种影响在分析中存在并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同催眠术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

我们应该可以使你相信,这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我们并不像催眠暗示那样运用这种个人影响,即运用这样“暗示”因素,来抑制疾病的症状,而且,如果你认为这种因素是贯穿治疗始终的媒介的催化剂,那就是错误的。

在治疗的初期阶段,无疑是如此。但是后来它就同我们的分析意图相对抗,并迫我们采用最有力的对策。我愿意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患者的思想偏离分析技术有多远。如果我们的患者摆脱不了负罪感,仿佛他犯了什么大罪似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建议他忽视自己的良心不安,也不能强调他的勿庸置疑的清白;他自己常常试图这样做,却未能成功。我们所做的只是提醒他,这样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情感毕竟总是有着某种真实的基础的,而这个基础是可能发现的。

“如果你能以这样赞同患者的负罪感的方法使他们得到安慰,那将使我颇感惊讶,”这位“公正的人”评论道。

“不过你的分析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你究竟对病人做些什么呢?”

如果我希望我的话能说得明白易懂,我无疑应该向你谈谈某个在精神分析领域之外无人知晓或无人欣赏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个理论中你将不难推导出我们从患者那儿想要获得和如何获得的东西。我将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向你阐述这一理论,把它看作一个完善的理论结构。

但是你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它就像一个哲学体系那样,是作为这样一个结构诞生于世的。

这个理论结构是我们非常缓慢地发展起来的,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我们不停地对它进行修改,始终不脱离实际观察,直到最后形成一个似乎足以适合我们的目的的完整结构。

就在几年前,我还不得不用别的方式来表述这一理论。

而且今天我当然也不能向你保证说,我用来表述这一理论的形式是再也不可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