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二月丙辰，洛苑使、熙河兰会路钤辖王文郁为西上閤门使、知兰州，代李浩。西贼围兰州，数十万奄至，浩闭城距守。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全合肥也。』走马阎仁武曰：『奉诏令守不令战。必欲启关，当劾。』文郁曰：『今拔城而出，以一当十，势有万死，岂畏劾哉!况守则有必死之势，战则有可乘之机。』坚请不已，浩许之。乃募死士七百余人，夜缒而下，持短刃突之，贼众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收其所虏人城中。时以文郁有尉迟敬德云。
五年二月丙寅，观文殿学士、吏部侍郎、知郑州吕公弼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逵判渭州。上谕中书曰：『公弼在河东，当五路出师仓卒，制御有方，故使代逵。恐王韶生事，则委之镇抚。』丁丑，郭逵奏：『闻王韶招俞龙渴甚屈辱。』上谓执政曰：『韶所奏乃与逵不同。』乃诏逵分析。时经略司已逮捕元瓘，送秦州狱，鞫擅用市易钱赃状未竟也。其后安石进呈逵分析韶招俞龙渴事，上曰：『乃无屈辱，须差官勘韶，并此事合勘。』
四月癸酉，检校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种谔为贺州别驾。初，王安石论谔当深责，以慰谢关辅人心，请置之广南。上曰：『须谔离陕西。』于是再责。
十月。先是六月，种谔奏：『谅祚累年用兵，人心离贰。尝欲发横山族帐尽过兴州，族帐皆怀土重迁，以故首领嵬名山者结绥、银州人数万，共谋归顺。』既已直奏，且申经略司。陆诜报谔先诺嵬名山自能捍御，夏人则受之。若欲入居塞内，则勿受也。谔言：『当今于绥、银住坐。』其七月，诏下谔奏付诜，乃诏薛向至延州，召谔赴经略司审实，密议措置以闻。诜等共画三策：使名山直取谅祚；不能取则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系两界不折地。遣张穆之入奏。诜意朝廷必不从也，已而向与穆之偕行，令穆之盛言招纳之利。寻有诏从诜等所画策，谔遂遣谍者与嵬名山约日会绥、银，不复告诜知。诜累戒谔毋深入应抵。时谔已先诺嵬名山，度诜必不许发兵，丙辰，悉以所部兵与折继世先发。戊午，会于怀宁寨。庚申，入绥州，遂兴版筑。壬戌，继世入银州，嵬名山所部族帐悉降，酋首三百，户一万五千，口四万五千一百，精兵万人，孳畜十余万，分处族帐于茭村及怀宁寨。诜始得谔状，大惊，即劾谔擅兴兵，贻书文彦博曰：『开辟以来，未有此也!』嵬名山本熟户，自幼被虏，为银、夏、绥州军司，有小帅三千余人。牙头吏史屈子者狡狯，为众贷谅祚息钱不能偿。时大饥，谅祚数点兵，屈子乃说诸小帅密谋内附，假托名山。谔即奏之，募熟户韩轻持蜡弹与名山，以诱纳之。轻独与屈子语，名山实不知也。及轻报谔，如期发兵，折继世卒会直抵名山
元丰元年十二月戊午，以权知审刑院、度支郎中崔台符为右谏议大夫、大理卿，屯田郎中、直史馆、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蹇周辅、太常博士、权判都水监杨汲为少卿。丞及检法官，令举官以闻。先是，上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以问孙洙。洙对合旨，于是中书言：『奉诏，开封府司、左右军巡院刑狱皆奉府公事，而三司、诸寺、监等，凡有禁系，并送三院，系囚猥多，难以隔讯。又盛暑疾气熏染，多致死亡。官司各执所见，吏属苦于谘禀，因缘留滞，动涉岁时，深为未便。参稽故事，宜属理官。今请复置大理狱，应三司及寺、监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随处裁决，余并送大理狱结断。其应奏者并天下奏案，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6]。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推鞫；检法官二人，余悉罢。应合行事，委本寺详具以闻。』从之。台符等既受命作大理寺，凡十有七日而成。
四年七月己酉，诏：『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以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详，候两朝国史成，一处修定。』仍诏巩管勾编修院。巩所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合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要其归，必正于仁义。至于行，不能逮其文也。吕公著常评巩以为：『人不及议论，议论不及文章。』
九月乙酉，罢议乐修乐局，其范镇令降敕奖谕。初召对，为上言：『定乐当先正律。』上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龠、合、升、豆、区、鬴、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及是，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
又言：『谨按：《礼记·祭法》曰：王自为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孟春其祀户，祭先脾；孟夏其祀灶，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其祀门，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肾。又传曰：春祀司命，秋祠厉。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时、所用之俎也。又《周礼》：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群小祀，则服元冕。注谓：群小祀，宫中七祀之属。又《礼记·特牲》曰：一献熟。注谓：若宫中群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祭，则摄位。此所祀之服、所献之礼、所摄之官也。自《周礼》废，汉兴，始祭族人，炊于宫中，而谓之灶。又南山巫祀，南山，秦中而谓之厉。唐祭七祀于太庙，令布席于庭西门之内，以至近世褚袷而遍祭之。其四时分祭，又随时享，以庙卿行礼，而服七旒冕，分太庙牲以为俎，一献而不荐熟，皆非礼制。臣等量今之宜，参用古义，伏请立春祭户于庙堂户外之西；祭司命于庙门之西，制脾于俎；立夏祭灶于庙门之东，制肺于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于庙庭之中，制心于俎；立秋祭门及厉于庙门外之西，制肝于俎；立冬祭司命及国行于庙门外之北，制肾于俎，皆用特牲，更不随时享分祭。有司摄事，以太庙令摄。礼官服必元冕，献必荐熟。其亲祠及腊享，即依旧礼遍祭。』从之。
八月戊午。太常寺言：『奉诏祠祭，以法酒库、内酒坊酒实诸尊罍，以代五齐三酒令。法酒库曰供御，曰祠祭，曰常供；内酒坊酒曰法糯，曰糯，曰常料，各三等。糯酒、常料酒止给诸军吏工伎人，以奉天地、宗庙、社稷，恐非致恭尽物之义。乞止以三法酒及法糯酒
四年六月，废绵州西昌县入龙安、神泉，象州武化县、同州夏阳县为镇。
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至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青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营办。』
十二月己卯，诏：『原、渭州、德顺军自今三年买马三万匹。买马官以十分为率，买及六分七釐转一官，余三分三釐均三等，每增一等，更减磨勘一年。岁给三司及成都府、梓州、利州三路绸绢共十万，与陕西卖監钱相兼偿马价。』初，三州军买马，三年共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上京券马，岁不下万四五千匹。嘉祐七年，置买马司于原、渭、德顺三州军，皆选良马，售以高价，于是券马法坏，类多死损，枉费钱帛。』故有是诏。
许。已而又命安石提举。安石又辞，亦弗许。
手实
初，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挟王安石势，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数言向沮害市易事。及曾布代向为三司使，素知嘉问骄恣，怀不能平。又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意欲有所更张，未得间也。是月丁巳，上夜降手札赐布曰：『闻市易务日近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可详具奏。』布先受命察访河北，辟魏继宗同监市易务。嘉问自初建议，以至其后增损措置，莫不与闻。布遂携继宗见安石，具言曲折曰：『布翌日当对，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诺之。辛酉，布对于崇政殿，具奏所闻。上览之矍然，喜见于色，问布曰：『王安石知否?』又问：『安石以为如何?』布皆对以实，且言：『事未经覆案，未见虚实。』上曰：『朕久已闻之，虽未经覆案，思过半矣。』布始得对，方待次，安石先奏事。上谓安石曰：『曾布言市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
闰七月，上曰：『开封近勘到府界百姓但有作袄，已典卖弓箭，因致怨黩，虑亦有不易者。』先是，皇城司察保丁以教阅不时，及卖弓箭、衣著劳费，往往讪骂，诏开封府鞫其事。上语及之，安石曰：『六月使人教阅，条贯亦初无此。生民以来，兵农为一，男子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矢者男子之所有事。盖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此凡民所宜。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陛下忧恤百姓至甚，故今立法，以听民便尔。且府界多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火，逐火皆出赏钱，出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出赏之时，岂无卖易作袄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为赏钱宜出于百姓。夫赏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于今日。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未有损也。』上曰：『赏钱人所习惯。』安石曰：『陛下为人主，当以理制
七月，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曾布言：『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臣丞司农之乏，而又备官属于中书，凡御史之言，预自考其所陈，皆失利害之实，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臣请一一而陈之：畿内上等人户尽罢昔人衙前之后，故今之所输钱，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无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八九。田里之人困于徭役，使子弟习于游惰，临于刑罚，至于追呼劳扰，贿赂诛求，无有纪极。今输钱免役，使之安生乐业，乃所以劝其趋南亩也。天下州县户口多少，徭役疏数，所在各异。然昔第一等，则概充中等之役，虽贫富相辽，不能易也。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输钱，逐等之中，又别为三等或五等，其为均平齐一，无以过此。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常不主管仓库、场务、纲运、官物，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论差乡户，不获募人，人户今日输钱轻于昔时应役，则为良法，固无毫发掊敛之意。如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率钱七千万缗而已。畿内十六万，而率钱亦十六万缗，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县。贾藩为县令，固当奉行条诏，差役之事有未便于民，法许其自陈。乃不肯受，使趋京师喧哗词诉，其意必有为也。至于差役之法，昨看详奏请出榜施行，皆开封府与司农被旨集议，皆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论司农，未尝以一言及开封，开封于民事何所不与?民有所诉，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所当言，而言未尝及也。自非内怀邪波之情，有所向背，则不当至。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措枉，以示天
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降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陈舜俞监南康军盐酒税，坐违诏旨，以不散青苗钱自劾也。其后乃上书，称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尔。时参知政事冯京欲缘此复用之，宰相王安石曰：『为人反复如此，何可用也！』方是时，畿内方置保甲，且观其端，而知宿州元积中遽乞布之四方，故京师为之语曰：『元积【杰按：积，应为"祐"之误。】中逆承保甲，陈舜俞翻悔青苗。』闻者以为笑（陈舜俞监税在六月）。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与韩绛不协，从子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及胡宗愈攻绛，上以手札与文彦博曰：『太原重地，须谙知边事之人[8]，乃可寄委。早来已指挥中书差吕公弼，见是枢臣，故不及与卿议，要卿知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冯京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上尝谓王安石曰：『京似乎稳。』安石曰：『京烛理未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及京奏疏论薛向，上以手札谕王安石曰：『试观冯京奏疏，恐不宜使久处言职，虑群邪益诪张为幻。当如何处置?』安石言曰：『臣初固疑京必出于此。盖京所恃以为腹心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重为众奸所误，何为而不出于此?《书》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独断，发手诏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挠国政而罢出之，则内外自知服矣。近陛下累曾论胡宗愈事，故已尽其情状，迟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于是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论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今但欲兴农事，而诸路官司观望，莫肯向前，若更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绛徐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讲，乃独用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必以为宗主，愈不可胜。且密院事，光果晓否?』上曰：『不晓。』安石曰：『不晓，则虽强于密院，何补?但令流俗更有助尔。』上曰：『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又论：『金日磾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安石曰：『金日磾与霍光不为异，乃可以济。寇准非能平心忠于为国，但有才气，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9]，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军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公亮又论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已，则朝廷何以处之?』上遂不用光。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坰进士出身。初，坰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当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坰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坰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坰，询子也。癸丑，诏诸路提举常平宫到阙，并令辞见，如有合奏陈乞上殿，即依提点刑狱仪制施行。
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权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数论奏。』上曰：『此事何豫于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
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今而一贯于周行，是亦奚分于流品?虽敦睦之道诚广，而德施之义未周，故廷臣数言，宰司继请，谓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亲戚之间，经史有训，汉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况我朝制作，动法先王，岂宗室等衰，乃无定著?因俾群公之合议，将为一代之通规。载览奏封，具陈条目，以谓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若乃服属之既竭，洎于才艺之并优，在随器以甄扬，使当官而勉懋。至于任子之令，通婚之仪，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佥言既久，朕意何疑?告于将来，用颁明命。宜依中书、枢密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至韩琦为相，当议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于是王安石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后，择一人为宗。』或者曰：『若立嫡则人不服。朝廷法制，苟当于礼，岂患不服?』曾公亮、陈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长得传封爵，则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长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难加，而政之所难及。若嫡子得传爵位，则庶长无祸。盖于今立嫡，非但正统，亦所以安庶长也。』上曰：『善。』
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馈饷，故有是诏。
，而京之事状未明，乞追侠付狱穷治。』诏送御史台。京乃言：『侠事因琥按劾，则御史官属不得无嫌。且朝廷欲见，不过臣与侠有无往还问遗实迹耳。乞治于他司，或遣官就御史台根究。』诏知制诰邓润甫往推究。琥请遣奉礼郎舒亶乘驿追侠于陈州，索其橐中文字，悉封上之。狱官又掠治侠，令具疏所与交通者，皆捕送狱。僧晓容善相，多出入京家，亟收系考验，取京门历阅视实客，无侠名。润甫等深探侠词，多所连引，狱久不決，台官皆不得归家。上以其枝蔓，诏趣结绝。琥又言：『侠事连京，理须考实，而证左有所畏望，未肯尽情通说，勘司又被旨催迫，无缘穷究。况侠毁斥朝政，姗骂大臣，非有所恃，安敢如此?若不推见事情，明正国典，则小人朋比，何以禁止?乞令尽理根究。』从之。时十二月丙戌也。侠素事王雱，而议论常与雱异，与安国同非新法，安国亲厚之。尝谓安国曰：『侠前后以书谏丞相不听，得毋为人所误?』安国曰：『安国言且不听，子言彼岂肯信乎?彼作一事，必得四海九州怨怒然后行，何谓为人所误?』及侠上书，安国索其草视之，侠不与。安国曰：『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扬宣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章示我。』侠曰：『已焚之矣。』侠诣登闻检院上书，讽判检院，延与坐，啜茶，询其所言，称奖之。讽又尝见京，语及侠。京称：『侠文辞甚佳，小臣不易敢尔。』侠监安上门，时克臣为盐铁副使，荐之。其逐也，有求于克臣，克臣命长子公约谕次子驸马都尉师约馈之。师约曰：『师约连姻帝室，不敢与外人交，请具白金，大人自遗之。』克臣从之，遗侠以白金三十两。侠往辞安国，安国谓曰：『子可谓独立不惧矣。』及是台司鞫讽、安国及克臣子公约等。安国初不承，狱吏引侠使证之。侠见安国，笑曰：『平甫居常自负刚直，议论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为抵谰邪?』安国即承：永方、忠信、仲卿、无志，皆尝与侠游者也。狱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状，并问克臣，京等皆引罪。润甫及中丞邓绾疏：『侠肆意谤讪朝廷，议罪投之远方，此人臣之所共嫉。克臣以戚里受国厚恩，知侠国之所弃而资给之；安国以下士擢置文馆，而奖激狂妄，非毁其兄；及永方、忠信等传言惑众，尤为可恶。虽犯在赦前，及元非朝旨推究之人，据其状，不可不惩。』遂罢京政事，侠远徙，讽等皆得罪。晓容勒归本贯。吕惠卿议侠当大辟，上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国负气，恶其俭巧，数面责之，惠卿切齿。及安石罢相，引惠卿辅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复来，乃因侠狱陷安国，亦以沮安石也。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侠虽荐京宜为宰相，然实不识京。侠又称元绛、孙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识绛，余皆未识，而琥等独斥京，蓋希惠卿风旨也。
十一月丁卯，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丞、监刑南税。先是，商英言：『博州吏失人赃不满军贼二人死罪。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令法官引用赃满五贯绞刑断例，称博州官吏不见断例，失奏裁，止从杖罪取勘。』又院吏任远恣横徇私凡十二事，而枢密院党庇不按治。枢密使、副文彦博、吴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于中书，中书不受。上闻之，遣使促彦博等入院。彦博等言：『台官言臣等党庇吏人，与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然后正臣等违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人刑名下有司定夺，并以任远事送开封府根治。若臣言不当，甘伏斧钺。』于是王安石曰：『枢院方治御史李则事，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李则事御史所治诚不当，不自咎，更挟忿攻人，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台勘劫盗李则死罪失出，奉世驳之。诏纠察刑狱司劾治，商英遂上章诋毁执政，言：『此大臣私忿，愿陛下收还主柄，自持威福，使台谏为陛下耳目，无使为近臣胁迁。』上为停诏狱。商英坐是与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彦博又疑商英阴附中书，故不能平。
二月壬戌朔，韩琦言青苗事，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云云。』又曰：『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耳[1]，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云云。翌日，安石遂称疾不出。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先是，文彦博屡乞罢枢密使，上谕以须期年听去。韩绛与王安石协力排彦博，每议事，绛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遂引期年之诏坚求补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枢密院者数矣，彦博辄归卧，或闭门不出。壬申，上又面谕之，彦博乃复视事如故。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于此，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害政之人。彼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搆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于是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辛巳，司马光言：『臣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四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云云。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宾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止为大名府路安抚使。』从之。其
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不听。
对于崇政殿，具言曲折。王安石言：『布与吕嘉问不足。』于是有诏，令布与吕惠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安石意主嘉问[4]，不以布言为是，故使惠卿居其间也。又明日[5]，惠卿至三司，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无一有异辞者。布即具陈行人所诉，并陈惠卿奸欺以闻。
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仍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赍诏召绛赴阙。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诏谕安石，欲处之以师傅之官，留京师。而安石坚求去，又赐手诏曰；『继得卿奏，以义所难处，欲得便郡休息。朕深体卿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宁，庶安心休息，以适所欲。朕体卿之诚至矣，卿宜有以报之。手札具存，无或食言，从此浩然长往矣。』又赐手书曰：『韩绛欲得一见卿，意者有所咨议。卿可为朕详语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荐绛代己，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也。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人』。己丑，诏曰：『朕嘉先王之法泽于当时而传于后世，可谓盛矣。故夙兴夜寐，八年于兹，度时之宜，造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古先王，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已行之效，固亦可见，而其间当职之吏有不能奉承，乃私出己见，妄为损益。或以苛刻为名，或以因循为得，使吾元元之民，未尽蒙泽。虽朕终不以吏违法故辄为之废法，要当博谋广听。按违法者而深治之，间或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无赦。』先是，吕惠卿虑中外因王安石罢相言新法不便，以书遍遗诸路监司、郡守，使陈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诏申明之。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咎、夔、稷、高；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傳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熙宁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讳辞，改知郓州。知瀛州李肃之为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安石谓弼、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进见，上又欲令肃之代长卿，弼极称其才，公亮曰：『肃之不如长卿。』安石曰：『长卿细密，然两人者皆可试府事也。』于是命肃之代甫，而长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达，在上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膈，上待甫甚厚。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往往夸示于人，或见御札用字有误者，因谗甫以为扬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之辞，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之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
宰相辞郊赏
训导皇子
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初命王珪等举官，已除昌龄及源明，而尚阙两员。中书以珪等前所举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名进，而照中选。上又特批之奇为御史。欧阳修素厚之奇，之奇前举制策不入等，尝诣修，盛言追尊濮王为是，深非范百禄所对。修因力荐之，即与照并命。庚午，新除监察御史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还吕诲等。诏听源明免，以告牒纳中书。辛未，手诏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称亲，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汉史本生父称曰亲，又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既有典故，遂遵慈训，而不敢当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庙社之重，义不得兼奉私亲，故但即立园庙，俾王子孙世袭濮国，自主祭祀，远嫌有别。盖欲为万世法，岂皆权宜之举哉?而台官吕诲等始者专执合称皇伯、追封大国之义。朕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并无典据。追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向自罢议之后，而诲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汉哀帝去恭皇定陶之号，立庙京师，干乱正统之事，皆朝廷未尝议及者，历加诋诬，自比师丹，意欲摇动人情，眩惑众听，以至封还诰敕，擅不赴台。明缴留中之奏于中书，录传讪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诏之出，诲等则以称亲立庙皆为不当。朕览诲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礼宜追厚，俟祥禫既毕，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今乃反以称亲为非，前后之言，自相牴牾。尧俞等不顾义理，更相倡和，既挠权而示众，复归过以取名。朕姑务含容，屈于明宪，止命各以本官补外，尚虑缙绅之间、士民之众不详本末，但惑传闻。欲释群疑，理当申谕。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及进奏院过牒告示，庶知朕意。』
侍御史知杂事龚鼎臣上疏曰：『伏睹手书还政，殿下优游房闼，尊安内朝，人心悦舒，天意调顺，昆虫草木，无不欣喜。然自降手书，今二十日矣，惟御宝尚未致上前。符宝之重，与神器相须，久而未还，益招群论，臣窃为殿下惜。宜戒职掌之吏速归御用之宝，不可缓也。』
八月丁卯，黄履讲『宰夫之职，正岁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上曰：『或言诏王废置，或言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或言以告而诛之，或言以告于上，何也?』履对曰：『诏冢宰而已，以告而诛之，以告于上者，或诏王，言王及官长皆不得专也。』上曰：『或三年，或终岁，则书能否告之，以为废置。此独于正岁，何也?岂非旧岁之所考，书以告乎?』履曰：『然。』
甲辰，御延和殿，帝康复。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称贺。
镇以五月三日初上疏。此云两月余，则当在七月十日庚寅未谢晴前。或两月余字误，更详之。
十二月壬申朔，广西钤辖陈曙击智高，兵败于金城驿，东头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长史徐噩死之。曙素无威望，既与贼遇，士卒犹聚博营中，使承吉将宜州忠敢兵五万为先锋，仓卒被甲以前，遂致覆军。
戊戌，枢密院言保州兵乱。诏遣入内供奉官刘保信驰往视之。庚子，命知制诰田况往保州城下相度处置叛军，仍听便宜从事。赐保州投来人员兵士特支钱。壬寅，降勅榜招安保州叛军，诏知雄州王德基牒报北界，以保州兵乱，本路方镇兵捉杀，恐缘边人户惊也。甲辰，赐保州城下诸军将校特支钱。甲寅，朝议以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统辖，因诏宣抚使富弼促行，往节制之心再降勅榜招安。仍令田况等且退兵，选人赍敕入城。若遂开门，一切抚存之；如尚拒命，则益兵进攻，其在营同居骨肉，无老幼皆杀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趋保州，攻城甚急。会有诏招安，贼不肯降，乘埤呼曰：『得李步军来，我降矣。』李步军，谓昭亮也。诏遣昭亮。是日，昭亮至，与田况同谕贼，贼终未信。右侍禁郭达径逾濠诣城下，谓贼曰：『我班行也。为我下索，就汝语。』贼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谓贼曰：『我班行也，岂不自爱?苟非诚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耶?两制大臣而为妄诞耶?』词气雄辨，皆相顾动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复下索，召其所知数人登城。贼信之，争投兵下城，降者二千余人，遂开门纳官军。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况具得其姓名，令杨怀敏率兵入城，悉坑杀之。
按：欧阳修明年三月疏，余靖明年五月疏。杀黄捉鬼，乃提刑邵饰、知衡州陈执方也。
十二月。河朔罹水患，朝廷以民疲不任繇役，故王楚埽尚未塞。都大循护澶滑河高继密请自澶州蒐固埽下接大堤东北，即高阜筑遥堤为备御计。侍御史高弁又请于澶州之西分导二河，以杀水势。壬子，命龙图阁待制韩亿、左藏库使阎文应等往河北，同转运使相视之。
八月癸卯[32]，右正言、直集贤院、知晋州尹洙为起居舍人[33]、直龙图阁、知潞州。旧制，谏官、御史补外，无待阙者。洙自庆移晋，会前守未满岁，有旨令洙待阙。洙心疑郑戬谮己，奏乞与戬俱下御史狱辩水洛事，且言戬交结走马承受麦知微，于是迁秩改命，而所乞竟不从。戊申，陕西都转运按察使、天章阁待制程戬言：『昨遣三司盐铁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与臣同体量兴修水洛城。臣等昨离永兴军日，泾原部署狄青已部领军马至德顺军，仍令閤门祗侯崔宣、指挥使谢能等领军马，就水洛城收捉刘沪、董士廉，欲诬以违节制斩之，赖沪等不敢抗对，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军监酒周颂就劾，又差平凉知县李元规代颂面受其意。不谓朝廷遣鱼周询、周惟德来，刘沪等生得出狱，自后臣奉旨带刘沪、董士廉再往兴筑。臣以蕃部疑变，乃虑狄青、尹洙等破坏此城，无以就功，累闻朝廷续差内殿崇班陈惟信，令臣与狄青应副兴修。今幸沪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兵马钤辖高继元、著作郎石辂、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赞谋狄青，谓水洛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党之人，自怀疑忌，兼开既成之后，犹欲力遂前非。石辂虽已离此，继元、仲昌多险戏计书，务在间谍。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为斗乱。虽水洛城不足惜，奈何扇动蕃部弃去汉土?不惟为异类报怨，兼欲将微臣稔过。臣所操心，粗能知分，虽城百水洛，固非臣邀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过京师，特赐宣谕此事，庶到边不为群小所惑。其高继元、李仲昌乞早移别路一差遣，不尔阻挠边事，必起后虞。』诏权并代部署狄青为惠州团练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泾原部署。
是月，李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旧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买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孙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谘等又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10]。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加三百。诏皆许之。又诏：『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而谘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计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在所给券，径赴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利之，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并言：『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
庆历三年十月丁未，诏天下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税输，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其弊，以增赋入者议赏。初，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久莫能治[5]，转运使杨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谘曰：『是无难者，得一往，可立决也。』偕即以谘摄令，并遣秘书丞孙琳与共事。谘等用十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及王素为谏官，建议均天下田赋，欧阳修即言：『谘与琳方田法简而易行，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汝、蔡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与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十月庚辰[17]，知并州杨偕言：『今虽得强壮百万，恐未可以应敌。请益本路官军六七万人。』诏报曰：『自昔边防悉用土兵[18]，顾训练何如耳。所募强壮若能以时阅习，与正军参用，岂不可以应敌耶?』己丑，御史台推直官、秘书丞李宗易言：『奉诏之河东募强壮充军，其强壮避刺面，多逃逸[19]。乞刺其手背。』从之。
余靖奏不得其月日，今附此。据王罕传，谓以户绝荒田为公田非法意，则必因靖奏，遂有厘革，但史不详载耳。
五年三月甲申，诏诸路转运、提点刑狱司自今按察官吏，毋得差官体量，以致生事（考当时献议者）。
[2]又好原本作『及好』，据《长编》卷一四三改。
中之罪有与无，岂逃圣断也?』
明逸疏据《墨史》本传。仲淹遽上谢表据《记闻》。然司马光盖得之庞籍，恐未可信，更须考详。仲淹谢受邠州表，诏旨弗从，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愿陈寇敌之机。疑仲淹再表必是请对，故得象之谗得行也。
四月，范仲淹未至永兴，癸丑，改陕西都转运使。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高若讷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谏官梁适言：『仲淹前责饶州，若讷实为谏官，极诋仲淹，谋事疏阔。今俾共事，理实有嫌，宜易以近任。』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讷以疆事，固当体朕所以委寄之意，安得以旧事为嫌也?宜诏谕之。』寻留若讷判吏部流内铨。壬戌，镇安节度使、平章事、判天雄军吕夷简行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二月甲戌，右司谏韩琦上疏言：『有虞，至聪也；成汤，至明也，其命相犹咨于岳，选于众，不敢以独鉴自决于上，必命众而举之，始居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远于朝[7]，未有众以为非才，上独以为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执，而望万化可成、众功尽美者也。臣职在谏诤，志无回隐，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盖以宰臣王随登庸以来，众望不协，差除任性，褊躁伤体。庙堂之上，不闻长才远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纳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贻笑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几涉周星，安卧私家，备礼求退。方天地有大灾变，陛下责躬访道之际，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于中书视事，引擢亲旧，怡然自居。暨物议沸腾，则简其拜礼，勉强入见，面求假告，都无省愧之心，固宠慢上，寡识不恭之咎，自古无有。今闻所患再加，不能复诣中书养疾。陛下优遇之礼既已备矣[8]，彼人贪禄窃位之计亦已穷矣！次则陈尧佐男述古监左藏库，官不成资，未经三司保举，而引界满酬奖之条[9]，擢任三门白波发运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夺监左藏库吴守则虽界满出剩而帐历凭由[10]，不能依限结绝，尚犹不应酬奖条敕保明之官，以重真其罪[11]。以此校之，则述古之授，是为期罔圣明。参知政事韩亿初乞男琮不以资叙回授，兄纲将朝廷要职从便退换，如己家之物，紊乱纲纪，举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而小之，因循不问，彼则曰：我营私若是，而上不之责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听矣。则必愈任威福，公然为不善，更无畏矣。又石中立本以艺文进居近署，兼领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谈谐之誉为人所称。处于翰墨之司，固当其职，若参决大政，则诚非所长。伏况仍岁以来，灾异间作，众星流陨，躔次不顺。河东地震，压覆至多，虽历代所言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无积雪，春首霆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协。考天戒之自，则燮理之任，正当其责。而在上则独使陛下引咎数诏，寻求谠言，继日临朝，孜孜政道；在外则降敕天下，遍责刺举牧长之吏各修其职；于政府之臣，则以为过不在己，泰然自处于皐、夔、稷、契之右。臣僚欲广陛下之德，乞颁前诏于天下，而罢立期限，则皆抑而不从，盖臣事专而君道弱之明应也。陛下用辅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观望，寝成弛慢之风，必恐外裔闻之，亦有轻视中国之意。如望天眚可消而福应自来，则又不可得也。陛下傥以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轻议，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业坐付庸臣，恣其隳坏乎?今下至闾里之人，犹能扬言而非之，投书而谤之，又况陛下置臣于言责之地，可知而不言哉?是以不避斧鑕，屡有论奏，乞从罢黜，以慰具瞻之望，于己非私也，于彼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尧舜之资，而为在位壅蔽，一思开发睿明，以济亨运，无他意也。然虑陛下以臣过有诋斥，疑在离间，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书，委御史台于朝堂集百官会议，正其是非。如以为臣言不谬，则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为辅弼等前件事于朝政无损，国体无害，只是臣发于狂妄，则诛戮贬窜之罪，臣无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赏罚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群众之议。』上嘉纳之。
三年正月戊申，置荆王府翊善一员。